5．父祖在，分家为不孝
在宋代，政府提倡同居，反对分家。所以家庭财产不经家长许可，家庭成员不能擅自动用，违者要受到一定的处罚，少者笞一二十下，多则杖至一百。家长在，子孙更不能将家庭财产，如奴婢、六畜、田宅，以及其他财物私自出卖。在财产分配上，宋代流行财产遗嘱继承的习惯。袁采《袁氏世范》曰：“父祖有虑子孙争讼者，常欲预为遗嘱之文”袁采：《袁氏世范》卷一。父祖在，分家为不孝；只有父祖死后，子孙分家才合法。对财产的继承，若有子孙在，则由子孙分割；若无子孙的“绝后”，收养继子或有女无男或人赘女婿，多采用遗嘱的形式分割其财产。
在元代，政府虽然规定“父母在堂之家，其兄弟诸人不许异居”《通制条格》卷三《户令·亲在分居》；但又规定：“祖父母、父母许令支析别籍者听”《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成家立业后即要求析居，是很普遍的。如辽阳（今属辽宁）人郭全继母唐古氏生四子，“既长娶妇，各求分财异居”。齐河（今属山东）人訾汝道，“性尤友爱，二弟将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庐让之”。蒲城（今属陕西）人吴好直，“父殁，事继母孝，兄弟尝求分财，好直劝谕不能止，即以己所得，悉推与之”《元史·孝友传一》。孔齐之外舅已殁，“外姑潘氏主家，三子德远、子道、德芳各治其己事而不辅其母”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外戚之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点校本。可见当时兄弟分居的现象比较普遍，并出现了潘氏三子“不辅其母”之类的情况，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故中书省御史台曾有人奏曰：“伏见随路居民有父母在堂，兄弟往往异居者，分居之际，置父母另处一室，其兄弟诸人分供日用。父母年高，自行拾薪，取水执爨为食。或一日所供不至，使之诣门求索。或分定日数，令父母巡门就食，日数才满，父母自出，其男与妇亦不恳留。循习既久，遂成风俗，甚非国家所以孝治之意”，要求朝廷发布禁令，“父母在堂之家，其兄弟诸人不许异居”。《通制条格》卷三《户令·亲在分居》。
6．立嗣宗祧之俗形成
元时，若夫妇无子，必将导致宗祧断绝。故可以立同宗中辈份相当者为继子，以继承香火。元朝政府规定：“诸人无子，听养同宗昭穆相当者为子，如无，听养同姓。”《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承继·禁乞养异姓子》。但是立嗣须经官府同意，并“发给公据”，填之户籍。但又规定不准立异姓子为嗣。因为异姓之人为螟蛉，会惹出了许多麻烦。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北）人黄千一夫妇无嗣，近族内也没有昭穆相当的男孩，便立其妻陈氏之侄为嗣，改名黄云瑞。黄千一之父生前曾做过知府，黄云瑞竟“盗发其坟，斧其棺，火其尸，尽取棺中原殡之物，至于坟茔庵寺，悉以售之他人”《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承继·禁乞养异姓子》。黄云瑞本姓陈，与黄家无血缘关系，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挖掘黄家祖坟。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当时朝廷虽然禁止异姓螟蛉子，但民间为了养老传后，则不顾禁令，照养不误。如建宁（今福建建瓯）人有的不到弱冠（20岁）之年便已抱子；有的刚刚取妻便抱养儿子；有的生前不曾抱子，死后族人觊觎其财产，捏造立继文书，图谋霸产；还有的螟蛉子娶其女为妻，妄认为婿以承继财产者，种种混乱，不一而足。针对这种情况，元朝政府规定：“今后年及四十无子之人，方听养子，皆须明立文字。”《元典章》卷十七《养子须立除附》。并上官府给以公据。
7．一夫多妻风行
元代百姓大多是一夫一妻，除了王公贵族、达官显宦拥有众多妻妾外，一般人并无此特权。在外地做官者，“如委亡妻及无子嗣，欲娶妻妾者许。令官媒往来通说，明立婚书”《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官民婚·流官求娶妻妾》。无妻或无子的官员准许娶妻妾，这是为已仕官员娶妾开方便之门。其实，凡是居官之人，大多都有妻室，不过他们上任时不携妻前往，便诡称没有妻室。因为山水迢递，有司也不肯认真调查，致使不少官员有多位妻子。至元十年(1273年）规定：“有妻再不得求娶正妻外，若有求娶妾者，许令明立婚书求娶。”至元十三年（1276年）又规定：“有妻许娶次妻。”《元典章》卷十八《次妻·有妻许娶妾例》。则一夫多妻为合法。
8．重家规家法
宋元时期的一些大家庭，为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往往订有家规家法。如司马光《沫水家仪》规定：“凡为宫室，必辩内外，深宫因宫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女有故出中门，必拥其面。男子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铃下苍头但通内外言，传之内处这物。”从这段《家仪》规定看，宋代由于理学的兴起，对女性生活空间的限制加强，妇女的社会地位已有较大的变化。
9．养育兄弟遗孤之风兴盛
宋元时期，养育兄弟遗孤之风兴盛。《宋史·李仲容传》曰：李仲容“三弟早卒，字其诸孤十余人如已子，当世称其长者”《宋史·李仲容传》。；《查道传》曰：查道“及居京师，家甚贫，多聚亲属之独者，禄赐所得，散施随尽，不以屑意。”《宋史·查道传》。《王居正传》曰：“奉禄班兄弟宗族，无留者。”《宋史·王居正传》。
二、宗族风俗
宗族制度自宋代发生了重要转型。从宋仁宗时期开始，经许多着名政治家和学者提倡，以官僚地主为核心力量，形成了以修宗谱、建宗祠、置族田、立族长、订族规为特征的体现封建族权的宗法制度。以族长为主导，以族规为轨范，以族产为物质基础，以祠堂为活动中心，以族谱为血缘关系的封建家族组织在全国范围逐步建立起来。
１．谱牒之风重兴
经唐末农民战争的扫荡和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门阀土族退出历史舞台，谱谍之学日趋衰落，“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苏询：《嘉佑集》卷十三《谱例》。至宋，应理学家“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集·宗法》。的思想，谱谍的撰修有增无已。不同的是：宋以前的谱谋用以夸示门北，作为任用官吏的依据，由官方的图谱局记录副本，该实备案，宋则改“奉敕修定”为“家自为说”的私家编修，用来“敬宗收族”，维系本族族人。此类私家之谱有家谱、宗谱、族谱、友谱、家乘、世谱等等。
同时还产生专门纪载人物生平事变的“年谱”体裁。当时欧阳修的《欧阳修谱图》和苏询的《苏氏族谱》成为私谱之圭臬，改以家谱只收录直系长子孙为合族修谱，支庶兼采。欧阳修的“谱例”是：“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是为世”，“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苏询的“谱法”为“凡嫡子而后得为谱，为谱者皆存其高祖，而迁其高祖之父。”
据欧、苏二谱，谱体例通常包括常例、谱系、恩荣、祠宇、冢墓、家传、艺文等方面：
序例，包括序文、凡例；
谱系，记载族姓源流、世系谱表、郡望派别和居徙始末；
恩荣，备述受命制诰、科举中式，以及耆寿、贞妇烈女等人物；
祠宇志，记载祠堂、祠规、家训、祠产、义庄、祭田等；
冢墓志、家传和艺文，收录墓志铭、行状、寿序、年谱，以及族人的诗文书画、着述要目等。
新族谱的编修自北宋开创，入南宋后，由于大最北人南迁，为了传记祖宗历史，修谱之风开始盛行起来。但是由于金兵大肆南侵，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因战乱而流徙，同时给修谱带来了困难，“世遇乱离，人不自保，遂使子孙不得尽知先世之所以来”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十一《黄师董族谱序》。正因为如此，一些宗族千方百计，通过大量的采访，收集旧有族谱，重新编撰新族谱。如游氏族谱就是通过“询之遗老，稽之残牒，自十世而上，凡官称、名字、配偶、卒葬，幸有得，则皆录之而不忍遗之”游九宗：《默斋遗稿》卷下《原谱》。南宋修谱有些是继修，如婺源王氏北宋时修有“九族图”，南宋时更修“世系录”《剡源文集》卷十八《题婺源武口五氏世系》。；婺州东阳胡氏北宋时“始续世家”，南宋时“更修家牒，名曰世谱”《纯白斋类稿》卷二0《胡氏族谱序》。有些是在南宋时开始修谱的，如丰城孙氏在南宋孝宗、宁宗、度宗三朝三次修谱。
元年以后，族谱的修撰逐步盛行，并逐步规模化，其作例也逐步程式化对族谱纂修的时间、义例及族谱的保存都有明确的规定，族谱更加成为家族组织习俗的一个重要表现。
２．族产兴起
作为宗族结合的物质基础的族产，宋代有以赡养救济宗族成员为主要目的义田，以充各族祭祀祖先费用的祭田，以供养、资助“仕进及贤裔贫者”刘松：《隆庆临户府志》卷十一。的义学田和为埋葬贫困族众而置办的义冢等。
北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于其里中买黄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钱公辅：《义田记》，载《范文正公集·褒贤祠记》卷二0。首开义庄之举，为世人竞相仿效。一时间，置办义田、义庄，周济族人，成为当时社会的风俗。如江西人刘辉置义庄田数百亩《渑水燕谈录》卷四《忠孝》。；曾巩“悉其资力置义田”《道园学古录》卷三五《南丰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记》。；向子湮“置义庄以赡宗族贫者”江应展：《文定集》，《徽猷阁直学士右大中大夫向公墓志铬》。；吴奎“以钱二千万，买田北海，号曰义庄”刘攽：《彭城集》，《吴公墓志铭》。；汪大猷，“好周施，叙宗族外族为《兴仁录》，率乡人为义庄二十余亩以为倡。”《宋史·汪大猷传》。此外，象何执中、韩贽等人也都置有义田。
祭田，有墓祭田和祠祭田两种。墓祭田又有赡坟田、祭田、蒸赏田等形式。赡坟田，又称“赡茔田土”、“赡茔田产”，以田产收入供养守墓人费用，及家族岁时节日合族祭祀开支；祭田、蒸赏田的收入，“用于专修四代坟忌及时祭合族之费”《北溪大全集》卷九《宗会楼记》。墓祭田在宋代普遍存在，并得到了朝廷的鼓励。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诏河南府，民墓田七亩以下，除其税”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0。宋代法律规定：“墓田及田内林木、土石，不许典卖及非理毁伐，违者杖一百，不以荫论。”《宋会要·食货六十一》之六一。祠祭田的出现但在南宋中叶，据朱熹《家礼》记载，当时民间初立祠堂，则计田每龛取其二十之一，以为祠祭田。在福建地区，一般宗族都有祠祭田，少则几亩，多则几十亩，富裕的豪宗大族甚至达几百亩。祠祭田一般由族人捐置，如福建林宗壁在其父死时，与侄儿商量，出田若干，为祭祀祖宗之需《不系舟渔集》卷十二《林氏祭田记》。族中绝户的田产，一般也纳入祠堂产业，以奉祀祖先。墓祭田、祠祭田一般由宗族子孙轮流掌管，亦有宗族派专人掌管经营的。
宋代科举取士范围已扩大到各阶层，各个宗族为了扩大本族势力，纷纷创设义学，以鼓励和奖掖本族子孙奋发向上，科教中举，光宗耀祖。为保证义学的正常开支，许多宗族设有专门的义学田。如“李仲永侍郎……自立义学，招延师傅，召聚宗堂……捐良田二百亩以赡其用”洪迈：《夷坚三志乙》卷十《界田义学》。这是宋代最早的义学田。义学田在宋代尚属初创阶段，大多数宗族义学的办学经费由义田，或祭田收入中拨付。到元代时则较为普遍。
宋元社会的族产，除了田产外，还有房产，如祠堂、义宅、义仓、宗族学舍，以及车、船等不动产等。义宅首创于范仲淹。范仲奄在建义庄时，又建义宅，以“聚族其中”。宋代宗族中所建义宅，主要为了收养宗族中“贫不能自存”的族人。如“新淦郭氏之于族人也，既买田以给之，又为堂以聚之”黄干：《勉斋集》卷二二《书新淦郭氏叙谱堂记》。；眉州家氏对于“老而无以为养，病而无以为药”的族人，“则为居庐以收恤之”家铉翁：《则堂集》卷二《积庆堂记》。义仓用以收储义庄所收的米粮布匹。如陶宣义在其死时，立遗嘱“为义廪，凡以赒族姻”。义仓接济族人，有时是免费救济，有时则是有尝借贷。
宋代义学的学舍大多为宗族可有，有些大宗族的学舍还发展成为书院，如华林书院、申义书院等。
３．祠堂初现于世
两宋时期，宗族祠堂初现于世。当时的祠堂，有家庙和宗祠之分，即官员建家庙，一般俗人建祠堂。
北宋初年，“士大夫崛起草茅，致通显，一再传而或泯焉，官无世守，田无永业”，即使官员也只在“寝室奉先世神主”，不曾建立家庙朱熹：《家礼》卷一《通礼·祠堂》。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允许官员建家庙。皇佑二年（1050年），宰相宋庠奏请礼官奏仪定礼，规定正一品平章事以上官可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余官祭于寝。嘉佑四年（1060年），文彦博在西安“因得唐杜佑旧庙于曲江，犹是当时旧制，堂四室，旁为两翼”，“遂仿为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七九《文潞公家庙碑》。文氏家家庙成为宋代最早的家庙。到了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朝廷对群臣家庙制度又作进一步修改，规定“文臣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余祭二世”《宋史·礼志十二》。也就是说三吕以上官员可以祭五世，正八品以上可以祭三世，其余可以祭二世。家庙风俗才遂渐在官员中流行开来。
宋初，官员建家庙必须经朝廷下诏特许，只有少许大臣得以建家庙《宋史·礼志十二》。；故一些地方出现了祠堂。如仁宗天圣年间，官员任中师在其老家山东曹州“治其第之侧隅，起作新堂得敞三室”，“以时升画像而荐岁时焉”，中室供其父，东室供其母，西室供其兄礼部尚书任中宗，取堂名为“家祠堂”穆修：《穆参军集》卷下《任氏家祠堂记》。这可以说是宋代最早的祠堂，只不过只供奉父辈祖先，属于家祭性质。另如范仲淹死后，庆州、淄洲长山县等地为表彰他的功绩，陆续为他建立纪念性的祠堂《范文正公集》卷一二二《褒贤词礼》。王安石死后，在江西抚州故愕，当地官员建筑了“荆国王公祠堂”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九《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但此时的祠堂，还不是宗祠。
到南宋时，祠堂制度普遍流行，几乎每个聚族而居的宗族，都有一个或几个祠堂。此时的祠堂不仅有“家祠堂”，而更多的是小宗的宗祠。如福建莆田黄仲元兄弟以家乡族伯的旧厅作建祠堂，“祠吾族祖所自出……共十三代”。《四如集》卷一《族祠思敬室记》。朱熹《家礼》曰：“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四龛所奉为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四代，即实行“小宗”制度。到了南宋后期，以宗族为单位的宗祠已经出现。如抚州金溪的陆九渊宗族建有“祖祢祠堂”，每天清晨，家长率领子弟“致恭”于此，“聚揖”于厅，妇女在堂上道“万福”；晚上安置也如此。祠堂不仅供宗族祭祀、举行典礼、宣布重要决定之用，甚至族人每天要到这里议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五，《陆氏义门》。到了元代以后，宗族祠堂大量出现，并成了元明宗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４．族规得以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