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借来两万元在深圳创立华为技术公司，从做贸易起家，20年后，他把华为打造成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和服务商，并跻身世界500强，成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标杆。2005年，任正非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位名人”，他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企业家。《福布斯》杂志这样评价：“任正非是一个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人物，却是国际上最受人尊敬的中国企业家。”
低调神秘的企业家
当他执意要挑战跨国巨头时，对手说他自不量力；当他提出要做世界顶级公司时，别人说他异想天开；当他喊出要发展一批“野狼”时，同行无不以异样的眼光看他；然而他却正在改写中国企业的生存法则；他领导的华为开始成为跨国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他就是从军营走出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任正非。
任正非1982年从部队转业，1988年借来两万元人民币在深圳创立华为技术公司。他选择走技术自立、发展高新技术的实业之路，与业界巨头一争高下，20年时间把华为打造成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和服务商，并跻身世界500强，成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标杆，华为所走过的路正在成为众多中国企业学习的经典教材。
在任正非的带领下，22年来，华为一路高歌猛进，创造着各种各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神话。然而任正非却始终保持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色彩，他是当今中国最低调的企业家。但是，尽管任正非似乎刻意地保持着自己的低调行为，他不事张扬、谨言慎行的个性，仍随着华为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扩张中，不断地为人所认识和了解，有人说任正非的低调行为造就了华为的传奇，而他还被人们冠上了“土狼”、“硬汉”、“华为教父”等各种各样的头衔。
2005年，任正非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位名人”，他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企业家。《福布斯》杂志这样评价：“任正非是一个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人物，却是国际上最受人尊敬的中国企业家。”
2008年，任正非荣膺《中国企业家》杂志评选的“2008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企业领袖终身成就奖”，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这样评价他：“任正非几乎是中国最有静气和最有定力的一位企业家。”
2011年3月，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公布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名单，任正非排名榜首。柳传志、张瑞敏分列二、三位。
华为在人们印象当中非常强大而神秘，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强。近几年来，许多记者曾努力试图接触华为，但华为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采访对象。
而任正非从1988年创办华为至今，也从没接受过任何媒体的正面采访，从不参加什么评选、颁奖活动和企业家峰会，甚至连有利于华为品牌形象宣传的活动也一律拒绝。
由于任正非处世低调，其个人公开的资料甚少，有关他的故事多是来源于华为公司唯一对外的窗口—《华为人报》。但人们所看到的只是这个在全球电信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华为，而种种关于任正非和华为的评说大多只是人们分析和猜测的结果。对于外界的评论无论是对是错，华为极少回应。
任正非虽然不接受媒体采访，却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热门人物。2010年，着名财经杂志《福布斯》中文版首次推出有12人入选的“最受国际尊敬的中国企业家”年度人物榜，任正非高居榜首。《福布斯》中文版表示，任正非虽然不喜欢在公众面前露面，但他在全球大型跨国公司领袖中受到尊敬的程度，在中国国内无人能出其右，华为至今仍然几乎是唯一在高科技领域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内地跨国公司。
此前，财经作家程东升用一年多的时间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华为真相》一书。程东升在《华为真相》中总结道：“实事求是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成功者总是少数。华为的经历揭示了一条真理：真正的实事求是是震撼人心的。”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在他写的《“冬天”的震撼—华为给中国企业界的启示》一文中说：“华为也许是中国企业界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公司。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传媒能够采访它的最高领导人，也很难对它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报道。”
一直以来，任正非不仅自己保持着低调的姿态，不响应外界对他及华为的批评，也不主张华为员工出去和别人辩论。在任正非看来，华为不是上市公司，因此没有必要向公众披露自己不愿说的事情。
在社会上盛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华为公司总部，两个女职员在电梯里抱怨着公司财务制度上的一点小问题。她们注意到电梯里还有一个面貌敦厚的长者，但她们当时并没有当回事，因为这个人太普通了。
这两个女职员第二天被告知，她们所抱怨的那个问题已经解决。她们惊问为什么，对方告诉她们，任总亲自打来电话，云云。此时，她们惊呆了。
还有一次，任正非去参加一个大型的国际通信设备展览会，香港一家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走到任正非的面前交换名片，任正非谦和而有礼貌地作出回应，当这位首席执行官回到宾馆的客房整理手中那一叠厚厚的名片时，竟惊奇地发现一张华为总裁任正非的名片，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跟任总交换过名片？原来他把那位穿着朴素、和蔼可亲的老人当成了一位普通的参展客户，这让他错过了与任正非总裁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令他十分后悔。
华为的一位普通员工向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2005年冬天，他出差回深圳，在机场遇到任正非，当时只想着当做没看见。没想到任总却主动走过来和他打招呼，问寒问暖，还开车把他先送回家后自己才回去，这一举动让员工很感动。
有很多媒体记者抱怨说任正非总是不接受采访，有点不近人情。而任正非解释说：“我为什么不见媒体，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我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并不是所谓的刻意低调。”他还说：“媒体记者总喜欢将成绩扣到企业老总一个人头上，不然不生动，以虚拟的方法塑造一个虚化的人。我不认为自己像外界传说的那样有影响力，但是很敬业、无私、能团结人。这些年华为有一点成绩，是在全体员工的团结努力，以及在核心管理团队的集体领导下取得的。只是整个管理团队也很谦虚，于是就把一些荣誉虚拟地加到了我的头上，其实难副。”
很多外界人士在评价任正非时总是用“冷酷”一词来形容。任正非脾气暴躁、性格坚韧、刚毅而偏执，说话直来直去，不留情面。从华为国际化道路的历程中不难看出，华为就如任正非本人的性格一样，富有冒险精神、进攻性十足。在华为员工的眼中，公司的运作规范、严谨，对纪律的强调尤甚，服从第一。但是任正非的内心却有着细腻的柔情，他坚强刚毅的背后却是柔情似水，甚至充满浪漫主义的情怀。我们可以从他写的《我的父亲母亲》、《悼念杨琳》、《北国之春》等文章中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有时候，任正非看到员工们的文艺表演和深圳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回望华为20多年的心路历程时，会禁不住泪流满面，脑海中总会出现参军和创业时的艰苦岁月。
20多年，任正非就这样一路走来，他的低调造就了华为的传奇。也造就了他自己的传奇。尽管华为已经成为中国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一张名片，以低调、冷静着称的华为和任正非的身上仍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但任正非的确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企业家。
苦难的少年时代
任正非1944年出生在贵州省镇宁县一个贫困的小村庄，兄妹7个，他排行老大。任正非的爷爷任三和是做金华火腿的大师傅，当时在浙江省浦江县很有名气。任正非的父亲叫任摩逊，母亲叫程远昭。任摩逊1910年出生，是任家唯一一个读过大学的文化人。1931年，任摩逊进入北平民大经济系就读，在求学期间正值日本入侵东北，救亡运动高涨，他和很多热血青年一起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由于父母相继病逝，1934年任摩逊回到老家，在一所专科学校教书，还担任了多年的校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摩逊曾到广州的一家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担任过会计。因为他支持共产党，又积极宣传抗日，组织读书会，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由于战争，工厂经广西辗转搬迁到贵州桐梓。1944年任摩逊避开特务追捕，悄悄回到贵州定居。任摩逊虽然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的进步活动，但因为他曾在国民党兵工厂工作过而没受到党组织的信任，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接受改造，反复交代思想问题，直到1958年才被批准入党。1995年任摩逊回到阔别半世纪的故乡，不久去世。
任正非的母亲程远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在任摩逊的影响下自学成才，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一生陪伴丈夫在贫困山区从事教育事业。为了教书育人，任摩逊、程远昭夫妻俩谨言慎行，埋头忘我工作，以至于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他们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人才，其中一些后来成为省、地级干部和优秀的专家学者。
任正非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极度贫寒中度过的，他全家9口人全靠父母的微薄收入度日，任摩逊还要给老家的家眷寄生活费。再加上当时全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全家人经常饿肚子，家里几个人合盖一条棉被，在地坑里做饭，贫困的景象连后来来抄家的造反派都目瞪口呆。任正非在19岁之前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因为上学的孩子多，每到新学期母亲就开始为孩子们的学费发愁，经常要到处向人借钱来维持，而且有时还借不到，因为别人也一样困难。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任正非的父母依然坚持让7个孩子都上学读书，没有让他们放弃学业帮助支撑家庭。父亲一直勉励任正非好好学习，养成了他勤奋上进、淡泊名利、崇尚知识的心态。
任正非的父母当时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教师，而且，在那个时候，教师都是“臭老九”，受人鄙视不说，工资也很少，无法给予孩子们物质和事业上的帮助，留给儿子的只是对知识的热爱，以及为人父母的舐犊
之情。
在这样的特殊年代，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饥饿了。饥饿给上高中的任正非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每天饥肠辘辘令他无心读书，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虽然为饥饿所折磨，作为老大的任正非却不敢随便动家里的存粮，因为他知道父母也一起挨饿，而且存粮还要留给弟妹们吃。
任正非读高三的那段日子里，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难以忍受了，就用米糠和着菜揉一下，放在锅里烙着吃。有几次被父亲发现了，父亲虽然很心疼儿子，却也没有一点办法。为生存所迫，全家人想方设法寻找食物，种南瓜，采野果，煮菜根，实行严格的分餐制，共渡难关。任正非高考前的两个月，母亲每天早晨额外给他一个小玉米饼，支撑他上学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