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怀着一腔未尽的豪情壮志离开了《南方都市报》后，广州其他几家报纸的朋友相继来电邀我加盟，但均被我婉言谢绝。我足不出户，开始了一种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在南方的几年军旅生涯，四年政法记者生涯，我像极了一只高速旋转的陀螺，终于有了停下来好好闭门思过的时间。
7月底，我随同友一起前往上海散心，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到这座举世闻名的“东方巴黎”。上海虽然也有源远流长的海派文化，也有其他的大城市无法相比的新潮，但这儿的环境过分繁华和喧哗，这对于向往过安静生活的我而言又似乎不大合适。在此小住一月之后，我又回到了南方。
这时候，我从一本最新的《小说选刊》杂志上获悉北京鲁迅文学院正面向全国招生后，我毫不犹豫填了报名表，并寄上了有关报名作品和其他材料。通知书很快寄来。
8月底的一天，我在那经常与我同朋友的帮助下收拾行装，踏上前往首都的火车，此次竟一去不再回头。
京城应是每个寻梦人各色梦想最好的衍生地，这一方神奇而热烈的土壤，让我魂牵梦萦了太久太久。早在十多年前的1990年，当时因家庭极度贫困而不得不辍学的我，一边在建筑工地里辛苦地劳作，每天以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代价换取五元的微薄工资，同时我像挤牙膏似的从牙缝间好不容易挤出了一笔钱，报名参加了北京《人民文学》杂志主办的“文学创作函授班”。我太热爱文学了，极度贫困的生活和痛苦压抑的精神，使我每天惟有以文学作为全身心的寄托。作为函授班学员，我的两篇小说得到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冯夏熊先生的青睐与赏识，这年9月，我被通知参加《人民文学》在北京西山为函授班优秀学员举办的一次小说笔会。当我接到通知时，激动得当夜辗转难眠。第二天大早就找到老板辞了工，然后怀揣着母亲东借西凑来的200多元钱，从老家千里迢迢赶往京城。谁知刚抵埠，我发现夹在一本《阅微草堂笔记》里几张薄钞不见了。我大惊史色这笔微不足道的钱，不但有我回去的路费，更有我这7天的伙食及住宿费用呵！为期七天的笔会一天天濒临结束，我在北京举目无亲，不由心急如焚。
在临离别京城的前一天夜晚，时任《人民文学》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负责此次笔会的王勇军老师，无意中获知我的窘况，觉察我的失魂落魄后，当场掏出200块钱交给我，说：“小兄弟，你不要急，《人民文学》就是你的家，有困难我们都会帮助你的，这钱拿着作路费吧。只要你努力奋斗，日后一定大有作为的啊……”
后来，我在和朋友聊天时，一些朋友总是问：现在还真有那么多好心人吗？是不是社会越来越冷漠了，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最必要的信任与善待之心？老实说，这也曾是我的困惑。
我的少年时代几乎全部用在类似这个工程师寻找乌托邦之举上，虽然也曾无数次被人拒绝甚至坑骗蒙蔽，也曾遭至各式奚落与白眼，但是每当我山穷水尽的关头，总是有善心之人对我伸以援手，所以我可以无比坚定地相信，这个世界好人当道，良善之心必然压倒仇恨与冷漠。这些闯荡四方的感受和独特的经历，使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做了一名记者后，不为金钱与功名诱惑，经常将新闻笔端直指那些来自生活底层、遭遇不幸的弱势群体，为他们的冤屈不幸振臂疾呼，顶着万千压力为他们仗义执言。当我目睹尤其是那些背井离乡出门寻梦的打工一族，在他们遭受冤屈投诉无门时，我不仅尽一名记者的力量为他们奔走呼吁，而且往往在他们身无分文时总是倾囊相助，或为他们解决临时的吃喝，或为他们买好回家的车票，我更乐意将这些不幸遭遇困苦的人们视为我的兄弟姐妹，以一个人最起码的良知与正义感来施以援手。
那一次，在王勇军老师的帮助下，我顺利返回家乡。一个月后，正好碰到南海舰队来我家乡征兵，我积极报名应征。由于我们这批兵是中国的海军陆战队员，因此无论是体检还是政审等方面的检查均极为严格。我记得当时家乡一开始就有1000多名热血男儿积极应征，后经过五关，斩六将，仅剩几十人。最后，我终于脱颖而出，于当年12月穿上了蔚蓝色的海军军装，怀着一腔报效祖国守卫边疆的沸腾热情，来到南海边陲的北部湾海防，从此开始了我毕生难忘的军旅生涯。
1997年回乡探亲时，我无意中得知，王老师当初这200块钱竟迟迟未还！我一下急了，一回到广州，就赶到邮局将钱款汇出，追加200做利息，心中仍然惭愧万分。是的，这区区200元也许那位远在京城热心而又憨厚的王老师早已不曾记怀，因为他总是像帮助我这样时常帮助那些家境贫困的文学青年，这样的事对于他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果然，1999年9月，我第二次来到北京后，特意因为此事向王老师道歉时，他说，当初接到我那400元的汇款单时，他还真的莫名其妙了好一阵哩。直到后来才好不容易想起似乎有这么一回事。他笑称当年这笔“外债”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没想到我会因这区区200元钱耿耿于怀。当他看到我还钱，反而显得极为不安。在这200元之前与之后，他已记不清还有多少回善意打了水漂，有人甚至因为曾受他恩惠见他如遇鬼神，避之犹恐不及。此后，他见人便提这件事，大发感慨。王老师快人快语，认为我这样的朋友可以交。我更庆幸刚在北京落脚，便找到这样宽厚如父辈的老大哥。
鲁迅文学院是50年代国家为了培养写作人才而特意设立的一所学校，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唯一的一所专门培养作家的学校。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称为中国作家的摇篮，其首任院长就是著名女作家丁玲。当代著名作家邓友梅、蒋子龙、王安忆、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等名家都曾在此深造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所国内一直令人景仰的文学像牙塔也向全社会招起了自费生。刚开始，据说很严格，后来，由于人员不多，社会上的一些文学爱好者，有的仅凭在地县报刊上所发表的作品，交上几千元的报名费，也能轻易进入这所学院的大门，感受这里的文学氛围。但文学毕竟是神圣的事业，不是仅限于阅读了几本文学书籍，写出了几篇自以为是的文章就能成为作家的，当时的学员难免鱼龙混杂。不过，我们那一届学员中还是出了几位文学人才的，如青年作家石舒清、温亚军、王继明、马坊，邵丽、黄羲瑶；青年诗人谷禾、汪渺等。从去年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又对学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进入此处学习的学员必须是中国作协会员，限定名额，每年由当地的省作协和省文联推荐当地最优秀的文学人才来此深造。风水轮回转，鲁院又成为一般的文学青年可望而又不可及的“圣殿”。
回想我青春途中的这些路程，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正是因为对文学与生俱来的热爱与追求，在梦想的驱逐下一路狂奔。记得90年代初，我刚刚穿上蔚蓝色的军装跨入军营时，上海复旦大学与《人民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青年作家进修班”录取通知书也寄上家门，如果此时我不是在部队的话，我想当时哪怕是砸锅卖铁，我也会想法奔赴上海求学。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后来我只要有空，就学习写作。在北部湾参天巨浪中尽忠职守，当好一名海军士兵，站好每一班岗。由于军训极为艰苦，时间也极为紧张，就是极少的休息空时，也无法安下心来读书写作，只有到了每天夜晚，上床休息时，我才能偷偷读书写作。记得当时担心被人发现挨训，每到夜里息灯时，我就将厚厚的被子紧紧的盖在头上，缩在被子里头，伏在床上，用手电筒照着写作，到第二天再将写好的稿子悄悄寄出去。就这样，我用此方法，将千万情愫付诸笔墨，一些沾染着海风湿咸气息的散文、诗歌不断发表在军地报刊上。后来，我的小才干很快受到有关领导赏识，先抽调出来办黑板报，又被调往连队当文书。半年后，我又被调往舰队政治部学习写作。当回头审视过去，我发现我的路就像一个圆，以文学为顶点，流浪为半径。然而我毕竟是回来了，被迫放下所有杂念与争斗，在萧然之地圆一个我挣不脱而又一回回失之交臂的文学之梦。这梦是痴的狂的癫的，执着的柔韧的被生活消耗又提纯的。看着一个个凝结了我悲欢承载着我爱恨的文字，无数回热泪盈眶。
鲁院坐落北京八里庄的在一条污浊的街道中段。两扇绿漆大门之内两排常青树木夹道而立，操场边沿爬山虎郁郁青青，将五层教学楼一整面外墙占据，纹丝不透，蔚为壮观。我到来的应是一年之中最美妙的时段，教学楼前的青草地上开放着一株株金黄的菊花，在迎风摇摆。有时蜂飞蝶舞，有时蝉鸣蛙声，颇有一派田园风光。
我们学员当时都住在学院的宿舍，我住在三楼。两位室友一个是来自大西北的甘肃天水、青年诗人汪渺，一个是来自东北的青年诗人包容，我们都是爱说爱闹之人。每天晚上我夹着笔纸到楼上教室，写稿，常写到凌晨回来，一些文朋诗友还在大谈文学理论。在此期间，我每天除了上课，就是认真读书，有时也禁不住院手痒动笔写些文字。在这里，我虽然未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各类文采飞扬的作品四处飞，但因为我只是抱着来修心养性的恬然心态，与世无争，不求功名利益，每天沉浸在瑰丽的各色文字世界里，尽情地让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放飞。我就这样让文学来抚慰伤痕累累的身心。也许，此时只有文学才是最能慰藉心灵的灵丹妙药吧。
让我万万不曾料的是，安宁至近乎奢侈的生活尚未令我平复，一只打击报复的黑手竟由南至北，千里迢迢的追踪而来，如食腥的怪兽，一路咻咻地嗅着我的痕迹摸索至此。随即我的遭遇不过是磨难的又一番延续，房间被查，信件被拆，窥探打着防范的名义，我这个以写批评报道闻名南国的记者，走在鲁院任何的角落都有警觉的眼睛尾随而至。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此时被南方都市报第二次开除的邓世祥，竟然手持南方都市报的介绍信公然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新闻，他利用在北京的机会频频的以不同方式开始对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和诬蔑。其中的证据，我都一一拿到，后来一并递给给法院，这就是我的那宗领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全国首宗记者自诉案。
北京之于我的意义，如同多年前的广州，我全身心敞开了一名流浪文人蓬勃而隽永的情怀，轻装而来，追求一种淡泊而无为，宁静以致远的理想境界。当闲暇时我往返于京城几家最大的图书馆、新华书店、艺术馆，一日仅车费便需数十元时，我不得不承认，生活的严酷性确实能够左右太多文人弱不禁风的命运。正如我的文学梦在南方与现实的磨合中全线溃败一样，在文化气息无可比拟的首都，再次败走麦城。
迫于生计，鲁院毕业后，我进入中关村的一份某中央机关办的周刊做采访部主任、首席记者。
在中关村租房而居的日子里，我还结识了一帮流浪文人，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也很难觅得心有灵犀不离不弃的女友，过着一种飘浮不定的生活。大家一碰面就喝酒，喝得半醉了借酒装疯胡言乱语，甚至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号啕大哭；直至真正喝醉了反而不言不语，挂着泪痕沉沉入梦。我的心是伤感的，在与现实颠沛流离与磕磕绊绊中，像打了层层补丁，将闪烁浪漫之光的部分裹起，原来流浪的路上，爱与温情都是易碎品。
当然，流浪文人中也不乏成功者。在鲁院学习时，我结识了同为湖北老乡，与我一样同来自大冶的知名流浪作家代表古清生。那时候他已声名赫赫，拥有一大批忠实读者，被誉为“中国第一自由撰稿人”。古清生在推出散文集《男人的蜕变》和《流浪京都》等作品后，又曾以一部力作《中国人可以说不》风靡一时。此后一系列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社会反响的新作频频问世，足可见其作沸腾程度，影响之巨。
北京的媒体较之广州相比，更加规范化，然而也更加程序化、模式化，记者个人因素在这架运转严密的机器里，其实是无足轻重的。如果广州的记者是展翅雄鹰，是凶猛的猎豹，是大无畏的射手，那么北京的记者更应该符合一位泥瓦匠形像，勤勤恳恳，按部就班，设计图纸拟好，施工材料配好，你只管把房子盖起来就是。
心里落差的考验是严峻的。我以最快的速度调整好情绪与工作方式，仍然一心扑在我所热爱的新闻事业上，采访时我是天马行空的游侠，独来独往单刀赴会；闲暇下来身旁一群入行不久的毛头小伙尊称我一声“大哥”，要听我闯荡南方的历险故事。
因为几篇有力度的报道，渐渐我在北京新闻界小有名气。
三年时间，我先后在《科学时报·今周刊》、《首都公安报》、《文化时报》、《京华时报》、《法制日报》等新闻单位供过职。但我还是热衷于流浪，有一次，我和古清生商量好了准备一起徒步走黄河，但因种种原因计划搁浅了。有朋友笑我心比天高，流浪成性，鲜有人知我的苦衷。千辛万苦搜集来所有居心险恶、措辞恶毒的匿名投诉信、黑假材料，我知道那只报复的黑手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新闻记者是一行无法隐身的职业，我更从不试图掩藏我的名讳。流浪京都的路上，时时有被疯狗一路狂追乱咬的愤怒与无奈，但我还是要走我自己的路……
1999年仲夏，我在广州因向一对遭人玩弄和抛弃并濒临于绝境的陈良琴母子伸出援手，谁知竟遭到了那位曾与我生死与共的同行邓世祥长达六年的恶意诽谤和诬陷……2001年2月22日，愤激之余，我在《工人日报》头版头条以较大篇幅揭露了这位河南籍同行流氓成性“妻妾成群”，不认妻儿的恶行；2001年12月，我以刑事自诉将诬陷我的恶人邓世祥告上法庭，北京朝阳区法院在认真审核我的自诉理由和有关材料后，当即以“诽谤罪”立案。由此，中国第一案记者刑事自诉案在京城拉开了帷幕。随后《北京晚报》、《工人时报》、《法制文萃报》和《知音》等国内多家报刊纷纷发表，报道给予关注。由于此案的特殊性，不但中国汇协有关领导给予了关注，更引起北大法学院副院长陈光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韩玉胜教授及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等三位我国著名刑法专家的高度关注，并对此案进行了案情论证。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对于此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社会影响极大的新闻记者自诉案，却经受了耐人寻味的曲曲折折，至今未果。但我相信，法律一定能还我一个清白，法律一定会为我讨回应有的公道。至今，我在忠心的继续履行一位新闻记者的职责的同时，亦不得不为自己的官司四处奔波……有关详情请见我的第二本书《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
2002年3月4日的一天夜晚，华灯初上。正在北京的街头匆匆行走的我突然接到远在南方的昔日同事、此时正在出租屋里复习考研的曾华锋的电话，他在那头颇为感慨地对我说，“石野，我们虽然都离开了南方都市报，但报社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人，同事们没有忘记我们……”此时正在复习考研的他，也像我一样，经常在晚饭后外出散步，这一天，他在广州天河街头散步时，像往常一样卖了一份当天的《南方都市报》，时值《南方都市报》改为日报后的五周年纪念日，在由老同事谭智良以“西凉”的笔名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想起来了，下面的人不得不敬：石野、曾华锋、罗斯文。想当年，你们也曾风里来雨里去，写下不少有影响的报道。《南方都市报》是个大舞台，只要尽情表演，就会获得掌声。你们谢幕离去后，是否有过留恋的时分？……”当曾华锋在电话里将这段话念给千里之外的我听时，我一时竟无语凝噎，忍不住热泪双流……三年来，这可是我离开报社后第一次流泪！那是百感交集的泪水！
是呀，谁说我们不爱自己的报社呢？谁又说报社不爱我们呢？那里虽然有难言的缺憾，但也有我们奋斗的艰难和战斗的快乐，有我们尊敬的师长，更有我们并肩作战的亲如兄弟姐妹的同事们。虽然时过境迁，虽然供我们成长又给我们留下了永远伤痛的地方已成为昨日黄花，但她却早在我们青春的道路上长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不能忘记。我不会忘记。
由于官事所耗精力和金钱太大，我在京城又一次陷入困难，生活极为窘迫。为节省费用。2002年冬我临时栖身于京郊大运河畔的一间廉价低矮的小平房里。在寒冷的冬天，这儿没有暖气，没有朋友，但我依然心中暖意融融。冬天到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只要我的所为是正义的，我就不相信我不能战胜邪恶！
2002年冬，这已是我来到北京的第四个冬天。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寒夜，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于是干脆披衣而起，推门而出。这是一个大雪缤纷的寒夜。外面一片银装素裹。几棵高大挺拔的大扬树耸立在风雪中，不时从树权上扑簌簌的掉下一枚早就干枯的黄叶。从前日始，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已侵入当地，夜间降至零下十几度，冰寒异常。狂风呼啸中，落雪缤纷，足足飘洒了两昼夜。我裹紧大衣，仰望天宇，任由疯飞乱舞的雪花扑面而下，击中我赤裸而苍白的额头、脸颊和颈脖，化作冰水肆意流向心底深处。这又未尝不是一股冰清玉洁的雪山之泉啊，来自没有污染的世界，涤荡我在红尘中翻滚、时时感觉浮躁与疲惫的身心，我渴望彻底释放与解脱，释放我被世俗种种禁锢的血肉之躯，解脱因刚正不阿屡屡受挫不期然间忧郁而善感的愁绪；我更渴望北方闻名遐迩的彻骨之寒，净化、磨砺出一个全新的自我来，迎接挑战，直面坎坷。是的，我知道，我做记者没有错，我凭胸腔中一颗突突跳动的赤红良心为老百姓说真话更没有错。我当过兵，早在部队时就养成了关注政治，积极学习党的新指示的习惯，在成为一名记者后，我始终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早在1997年间，党中央即在全国广大党员干部中举行了“三讲”活动，其中最为广大老百姓熟悉的一条就是“讲正气”。
是的对于任何一名党员干部来说，如果他身上缺乏应有的正气，那么他在平时根本就不可能有正义之感，不可能为老百姓说真话，一个不敢为人民讲真话的人，他就无法成为一个合格人民公仆。作为一名爱党爱国的新闻干线的记者，我们不畏邪恶，出生入死，为有冤屈的老百姓大声疾呼呐喊，为弱势群体执言仗义，为了揭露某些罪恶的腐败而奋不顾身，勇往直前，这除了我们自身耿直的秉性，更有我们认真学习和掌握党中央下达的有关精神。我们的任何一家新闻媒体都是受党和人民的领导，正因为如此，新闻媒体才被称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们都一直坚持激浊扬清、匡扶正义的报道宗旨，始终不变！目前，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句深入民心的话实在是至理名言！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和意义是无穷无尽的。试想，如果一个政党不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她还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吗？如果一个记者不为人民群众执言仗义，不为老百姓说真话，还会有人记得他么？如果一个记者只知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写一些报喜不报忧，溜须拍马的篇什，他也许能多拿一些红包多得实惠并且容易官运享通，但他却无法拥有广大的读者，他无法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在这方面，我问心无愧。做了九年记者，虽然至今我没有钱卖房子，更没有钱买车，至今我还是像九年前一样住廉价的出租房，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甚至，我至今仍无能力将我的白发双亲从那遥远而又贫穷的乡村接到城里与我一起生活，相反，因为为河南光山弱女子陈良琴母子打抱不平，伸张正义，我不但遭受到别人四年的诬陷和绯谤，引出一场国内首宗记者自诉案官司，同是也因为官司欠下了十多万元的债务。
但是，我无怨无悔！是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所有的是与非，善与恶，黑与白的较量只是让我更加明白，任何一个以与邪恶斗争为己任的人，势必将付出不一而足的代价！他的崇高感有多高，他的代价也将愈发深重。
一阵寒风吹来，将白扬树杈上的一枚残叶吹落下来，落在我的肩头上。我用几乎冻僵的双手捧着这枚早干枯的树叶，屹立于这皑皑白雪中的北国黎明。我突然想起了我在鲁院那年深秋时节写的一首短诗。这首名为《伤痛》的小诗，不啻为我当时饱经风霜之情的真实写照：
一枚黄叶飘下来
伤着了一个人的眼睛
露水在秋风里哭泣
孤独的石拱桥
把沉重的思念
枕在一个人的
彼岸
河水中的鱼儿
撞疼了
冬天的石头
一只黑蝙蝠
两只黑蝙蝠
在通往乡村的驿道口
一前一后地张开
忧郁的翅膀
不是尾声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已在北京流浪了四年，但是，我仍然没有能够挣脱那些企图置我于死地的恶毒诬陷和栽赃，同时，我还是没能摆脱象在羊城时那样一次又一次的公然威协。
2002夏末的一天，我正在《法制日报》大楼的办公室里整理材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用明显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很客气地说：“石野在吗，快找他听电话。”
我心平气和地说：“你好，我就是石野，请问你是哪里？”
对方确定了是我，沉寂半晌，突然爆发一阵得意忘形的欢快笑声：“噢，《南方都市报》的石野大记者，不记得哥们了吗？我们可没有忘记你呵，对你过去的关照我们真是时时铭记在心，你一走这么久，叫我们这帮兄弟找得好苦！”
因为实在记不起这个诡谲多变的声音，我颇觉纳闷正要抱歉，对方突然恶狠狠地叫骂道：“我是广州的，不记得了么？别以为你躲到北京，就找不到你？告诉你，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砍下你的人头！”
话音刚落，那头电话就“啪”一下被挂断。
窗外，残阳如血。这正是个血色黄昏。我的胸口连连起伏，如跌宕的海洋与山脉。不知怎的我心头竟涌起金庸武侠小说里这样的句子，似乎与我此时心境投合——
它刚由它刚，它强由它强，清风拂山岗，明月照大江。
后记
这部书稿早在两年前就完成了，但我没想到，她的出版过程会是如此的曲折：先后在二十多家出版社辗转，折腾了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以致出版界好多人都知道我手中有这样一本书。当然，到了后来，也曾有几家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也纷纷看好，他们都愿意出高价购买，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以推出新人为己任的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年10月，金秋时节。京城一家据说实力也很不错的图书公司相中了我的这部书稿，就在我们双方正欲签订出版合约时，我从一位记者朋友处获知：中国文联出版社的戴东编辑目前正推出一套记者丛书，以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命名的——《卡帕记者丛书》；我还获知，该丛书已出版了第一部，是《北京青年报》主任记者张力著的《直航台海——我在台湾牢狱248天》。无疑，这是国内出版社首次策划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闻记者纪实文丛，而且丛书以卡帕命名，这对我们新闻记者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这部书稿记录的全是我上世纪90年代在《南方都市报》做政法记者时的曲折经历，洋洋洒洒30多万字，都是我的真情坦述。
经过洽淡，我与中国文联出版社签了约。与此同时，中国方正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康弘及发行部主任申建华主任获知我的历险经历后，特意找到我约稿，我答应为他们另写一本书。收入该社“侠客行纪实文丛”。这就是与本书同时推出的《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这两套记者纪实文丛中，所收入的作者都是当下国内新闻界名声在外的“名记”，而我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流浪记者，所以，对于自己能被这两家出版社策划出的两套记者丛书纳入其中，颇有些汗颜。
而此时，我接到原《南方都市报》同事、现在北大就读的曾华锋的一个深夜来电，原《南方都市报》社长李民英因贪污受贿，数额巨大，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是呀，李民英入狱了，据《华夏时报》2004年4月9日报道，《南方都市报》原副总程益中也于2004年4月初被广州市检察院正式逮捕，但另外的呢？……记忆的闸门打开，我及曾华锋当年的被迫离开、所遭受多年的打击报复等，一起涌进脑海。至今，我的那场拖了5年的官司还没有了结，还有我所报道和关注过的人们，他们的冤屈和企盼，有许多仍还没有一个结果……我知道，尽管各种危险仍然像空气中的尘埃一样随时都伴随着我，但我无法停滞不前！
我知道，我的新闻之旅没有尾声，永远没有尾声……
在这春意盎然的宜人之季，在这阳光灿烂的四月春光里，在我的第一本即将付印之际，我最后要大力感谢以下热心人士：中国文联出版社的戴东老师，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副社长、中国书店出版社的马建龙总编辑；老朋友李广森、张笑、徐伟峰、周兴旺、卢锐锋、陈英嘉、南九衣和董怀武，向著名诗人汪国真先生向京华出版社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任超、任静兄妹，向中国电影出版社的李丹主任和编辑纵华跃，还有青年女作家刘晴和刘艳，对他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特别要感谢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老师，感谢乡友古清生老兄，是他们在百忙中为我的这本小书热情作序。
另外，由于这10年间南北流浪，历经坎坷，我与许多关心和支持我的热心朋友失去了联系，还有那些有重大、特大新闻线索想联系我的各地读者，也难以找到我。在此，希望他们能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到我：北京慈云寺邮局028信箱(100025)；电邮：sos7272@163.com
附录：《记者卧底历险记》
文/图/殷显扬题图/鸣洋
本文的主人公石野，曾是南海舰队陆战队的一名队员，退伍后当过保镖，曾是湖北省黄石市作协会员。他在感情受挫的打击下，凭着男儿的豪气，闯荡到广州《《南方都市报》》当政法记者。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卧底采访。他的许多采访都是刀光剑影中完成的，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惊险故事……
(1)访赌场，捣毁“老虎”窝
今年3月的一天，石野收到一封群众来信，举报广州花地明珠大酒店私设地赌场。晚上9点，他决定和一同事去暗访。
这个地下大赌场设在广州市芳村区与南海平洲交界的花地明珠大酒店后右侧的地下室里，赌场不小，石野和他一位同事装着赌徒的模样，大摇大摆地进去了。这个赌场足有100多个平方米的面积，赌场内虽然乌烟瘴气，但他那双发亮的眼睛透过烟雾，很快就默数出一共有54台“老虎机”，走近前一看，都是清一色的“满堂红”牌。54台老虎机都靠墙排列着，老虎机前坐满了人。赌场中央围坐着一群工作人员，其中有6位服务小姐，一色的红衣黑裤花领带，每人手提一个袋子，专门为赌徒开机和收钱。石野和同事分开，距离不远，可以互相照顾，赌场内不时有人走动，可能是他们的流动暗哨，石野本想照几张赌场实影照片，作为证据，看来是不可能了。他连自己的身分都不敢暴露。石野走到一台老虎机前，这台机前围着4个女青年，正在看一对恋人并肩作战，隔壁那台机有个五六十岁的老者也在玩。玩机的若是玩输了，赌徒马上拿出一叠钱放在台面上，用手指在机面上敲几下，不用喊也不用叫，服务小姐就会很快过来开机、收钱。赢家也是如此，有小姐来付款。石野看了约10分钟，有个赌徒就输掉1000元。
这时，有两位输了巨款的中年男子唉声叹气地离开了老虎机，石野明知故问上前答讪，先生发财了？一位戴眼镜的说，他是当地人，陪这位香港朋友来玩玩，谁知害得他输了4万多元港币。弄得这位朋友回香港的路费也没有了。那位香港朋友说，这地方赌得太狠了，比香港还要厉害。他还劝劝石野千万别坐下去赌，那是无底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