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7月12日，丹弗姆林授予我荣誉市民的称号，此前，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荣誉，这令我激动万分。自沃尔特·司各特先生当选英国的议员之后，在我接受此项荣誉之前，只有两人获此殊荣。父母常常跟我讲一些有关沃尔特先生的故事，一天，他们还看见他在绘制丹弗姆林教堂的草图。作为答谢，我要作一次演讲，对此我非常重视。我问舅舅贝利·莫里森我应该说些什么，舅舅是一个杰出的演讲家，他眼里充满智慧地对我说：
“安德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什么比这更好的了。”
这是一堂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公共演说课，我专心学习。对年轻的演讲者来说，其实公众也是普通人。在向他们作演讲的时候，你只需像日常生活中的交谈那样轻松自如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非你特别做作，否则不会遇上任何难堪。对我而言，就当做是在董事会上和自己人说话。你只需要做自己，很自然的。如果你想尽量装作某人，那么你就会胆怯，就会丧失信心。英格索尔上校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演说家，有一次我问他，演讲的感染力是从哪儿来的？
“不要祈求左右逢源，摇摆不定，”他说，“你只需要做自己。”
1881年7月27日，我在丹弗姆林又作了一次演讲，那天母亲来为我捐建的图书馆参加奠基仪式。当年丹弗姆林有5个织布工人将他们的书收集在一起，成立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向公众开放，父亲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丹弗姆林将图书馆命名为“卡耐基图书馆”。设计师来跟我要我的“遁形徽章”，我说我没有，但我建议他可以在门上刻一轮散发着金灿灿光芒的太阳，再加上一句格言—“让阳光普照”，他采纳了。
其间，我组织了一个车队去丹弗姆林。早在1867年，我与乔治·劳德、亨利·菲利普斯一同穿越英格兰时，我便突发奇想：与挚友们组成一个车队，从布莱顿一直到因费内斯①。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1881年春，我们一行11人，乘船从纽约出发，开始远游。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次出游：给自己放个假，从繁忙的商务中解脱出来，保持青春与快乐的心，这胜过世上所有的良药。
①因费内斯，苏格兰最北部城市。
在这次马车旅行中，我只是在每天出发前买的两便士一本的存款簿上草草地记上几笔。因为已经出版了《环游世界》一书，我便打算将这写成文章，向杂志社投稿，或者，仅仅是为结伴出游的朋友们写点东西。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冬日，我觉得挨冻去3英里之外纽约的办公室有点不值，也没有必要。于是我决定待在家里，那又怎样打发时间呢？我想起了我们的那次马车旅行，于是决定写上几行看看，也不知道能否继续写下去。当时我文思泉涌，天黑前，已经写出了三四千字。于是，在那些风雪交加的日子，当我无须去办公室的时候，我便待在家里写作。这样20多次之后，一本书就完成了。我把稿子拿到斯克莱布诺出版社，让他们给我印刷几百本，我好拿去送人。和《环游世界》一样，朋友们对这本书也很感兴趣。一天，坎普林先生告诉我，斯克莱布诺先生已经看过书稿，希望能由他的出版社（直属于皇室）出版发行。
我或许是一个虚荣的作家，听到有人说这个作品具有纪念意义时，我会很容易被打动，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书出版后（今年是1912年，20年过去了，我每年都能从中得到一小笔作为版税的稿酬），我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很多都非常热情，家人们将它们保存了下来，收集在一个剪贴簿上，还不时将新的贴上去。很多身患残疾的人来信跟我说，我的书为他们的生活带去了光明，这使我大为振奋。在英国，这本书也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启迪是，不要刻意去追求，一切自然而然就会来的。写书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像是再一次旅游。
1886年，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这一年带给了我深深的忧伤。母亲和弟弟在11月相继去世，我仿佛孤儿般被遗弃在了这个世界上。当时我正患有严重的伤寒，卧床不起。也许这也是一种幸运，面对死亡时，我能以更加平静的态度去看待。
事实上我是家里第一个病倒的人，当时，从纽约回到我们在阿尔勒格尼山顶的乡间别墅后（在那里，我和母亲度过了好几个夏天），我就感觉到不舒服。于是我们请来医生，他诊断我得了伤寒。丹尼斯教授也从纽约过来了，他也确诊我为伤寒。很快，我便请了内科医师和护士。但之后不久，母亲病倒了，然后，弟弟竟也在匹兹堡一病不起。
我绝望了，变得消沉，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整日沉湎于那些能让我兴奋的药物，以减少痛苦。母亲和弟弟始终向我隐瞒了他们严重的病情。在我被告知他们永远地离我而去时，很自然地，我只觉得我应该随他们而去。我们从没有分开过，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但这就是命运的判决。
渐渐地，我恢复了，开始考虑未来的事情，这样才能找到一线希望和宽慰。我总是向往充满希望的地方，我认识路易斯·惠特菲尔德小姐已有多年，她母亲允许她和我在一起，我们常去中央公园骑马，对此，我们俩都觉得很快乐。我的名单上还有另外一些年轻女孩，我有几匹好马，所以我常约女孩子在公园里或是绕着纽约骑马消遣。但最后那些女孩都显露出了平庸本色，唯独惠特菲尔德小姐是我遇到的最完美的人，无与伦比。我不得不承认，在与我交往的异性中，她最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她简直是完美的代名词。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定下终身大事之前，要经过细致的考察，如果你们能真诚地记住下面这些话，那么一切都会顺利：
为了风格各异的优点，
我曾热切地关注很多女郎。
也曾经喜欢过很多女孩，但却不曾真心爱过一个，
她们的身上，总有瑕疵会影响到高贵的美丽。
在她们的衬托下，
你，只有你
是如此的完美无双，是对完美的诠释。
每一个字，都是我灵魂的回应。今天，和她携手20年后，如果我还能想到更美、更能表达出我感情的话语的话，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用在她身上。
虽然我的事业很成功，但这对追求惠特菲尔德小姐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她的身边还有很多更加年轻的追求者。在我的财富与对未来的规划中，她觉得没有自己的位置。她的理想是找一个年轻的伙伴，双方对于彼此都互不可少，就像他的父亲与母亲。在她21岁时，她父亲就去世了，这样她就不得不担负起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现在，她28岁，她的价值观已然成型。有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很好，联系频繁。但是，有一次，她退回了我的信，说我们可能得分开一段时间。
丹尼斯教授和其夫人将我接到他们在纽约的家中，对病中的我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在丹尼斯教授的亲自护理下，我渐渐地可以起来行走了。我依然牵挂着惠特菲尔德小姐，于是在我刚开始能写字时，我便给她写了一封信。惠特菲尔德小姐接到信便立即来探望我。我需要她，我现在一个人被孤零零地丢在这世界上了，我更加地需要她。现在，我们彼此完全找到了在对方人生中的位置。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她都可以接受我了。于是，1887年4月22日，我们在纽约结婚，随后去怀特岛①度蜜月。
①怀特岛，英格兰的最大岛屿，位于英吉利海峡之中。
在看野花时，她显得非常兴奋。以前她只在书上读到过三色堇、勿忘我、报春花和百里香等花名。那时这些花名对她来说还仅仅只是普通的名词而已。每一样东西都让她着迷，劳德姨父，还有我的一个表兄从苏格兰过来探访我们，他们在吉尔格拉斯顿为我们找了一处避暑的好地方，很快我们就去了那里。苏格兰令她着迷，令她倾倒，这无须质疑。还在少女时代时，她就读过关于苏格兰的书—司各特的小说，其中《苏格兰的长官们》是她的最爱。很快，她就比我更加苏格兰化了。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最深切的梦想成为现实。
我们在丹弗姆林待了几天，非常愉快。我带她去我儿时常去的地方，乡亲们也争着把我儿时的种种趣事讲给她听。这一切使她对她的丈夫有了更好的了解和印象，也使我们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往北路过爱丁堡时，我被授予了荣誉市民称号，罗斯伯里勋爵发表了讲话。我在当地最大的礼堂向工人们做了演讲，我的太太还收到了他们送的礼物—一枚胸针，她非常喜欢。夫人充分领略了风笛的魅力，欣赏了风笛手的风采，她甚至觉得我们家也应该有一个风笛手，以便在早晨以优美的笛声叫我们起床，傍晚时伴我们用餐。她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清教徒，性格直率而真诚。她说，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孤岛上生活，而只能带一样乐器，她就选择风笛。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风笛手，他就是克鲁尼·麦克弗森。我们聘请了他，因此，当我们走进吉尔格拉斯顿的房子时，就已经有风笛声伴着我们了。
我们很喜欢吉尔格拉斯顿，尽管我的妻子希望在高地上有一套更宽敞的房子。马修·阿诺德、布莱恩夫妇以及参议员尤金·黑尔夫妇等人不约而至。夫人和我在丹弗姆林的亲戚们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和那些老一辈的人。她博得了每一个人的喜爱，对于她肯嫁给我，大家表示非常惊讶，当然我也同样感到吃惊。然而我们是天作之合。
回到纽约后，我们把风笛手、女管家和几个佣人也带了去。尼科尔太太到现在还跟我们在一起，20年了，她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的男管家乔治·欧文，在一年之后来到了纽约，成为我们之中的一员。另外一个仆人梅格·安德森也同样如此。他们都兢兢业业、品格高尚、无限忠诚。
次年，我们买下了克鲁尼城堡，克鲁尼·麦克弗森对那儿相当熟悉，他在那里出生，并在那里长大成人。也许，这也间接影响了我们。
1897年3月30日，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当我第一眼看到她时，夫人说，“让她叫你母亲的名字—玛格丽特，现在我有一个请求。”
“是什么，路易。”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小精灵，我们就必须拥有一个自己的避暑之地。我们不能再租住这样的一个地方了。总是在固定的日子里搬进搬出的，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房子里避暑。”
“好。”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呢？”我问。
“那就是—它必须在苏格兰的高地上。”
“太好了，”我回答，“这正合我意，你知道我怕晒。在石南花中，哪里才是最合适我的呢？我得找人问一下。”
后来，选中的地方便是斯基伯城堡。
在母亲和弟弟相继离我而去，将我孤单地抛在这世上之后，夫人进入并且改变了我的生活。现在已有20个年头了，是她让我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充满快乐。我不敢想象，没有了她的呵护，我的生活会糟成什么样子。在她经受住了法迪南德的考验时，我便认识了她。但是，那时我还只能间接了解她。她的纯洁、真诚、聪慧，我还没有机会更深地去了解。在突变的紧急事件中、抑或在后来的公众生活中，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能给带去和平与善良。在有限的几次突发事件中，当需要勇气的时候，她总是临危不乱，就像中流砥柱。
她总是与世无争，即便是同她的同学一起，也没有发生过争吵。世界上凡是认识她的人，都不会抱怨她。这并不是说她不追求卓越，总是随遇而安—事实上，没有谁比她更加挑剔了—不过她向来对头衔、财富、社会地位不屑一顾。她品位很高，绝不会有粗鲁的言行，几近完美。而且，她从来都不会降低标准，包括她的知己密友也都是出色人物。她总是想着怎样善待周围的人们，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她的安排和礼物也总是那么恰如人意，给人带来惊喜。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她，我要怎样能走过这20年，我也不敢想，如果她先离我而去，我的生活将会是怎样，当然这也不大可能（就自然规律而言）。但是那种我可能先离她而去的想法又让我心痛，我怎么忍心将她孤单地留在这世上，她是多么需要一个男人为她来排忧解难，需要一个男人来保护她。不过，到那时，在她的生活里，神赐给我们的女儿将会陪着她、照顾她。再说，玛格丽特需要她，甚于需要我。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被迫离开我们在这世上建立起来的天堂，去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我可以对杰西卡说：
这是一件多么合宜的事情，巴塞罗那勋爵过着高贵正直的生活；
得到爱妻的诚挚祝福，
在尘世间，他拥有了天堂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