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斋志异》看中国古代的义利之辨
在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商品意识这种说法，但没有出现这个名词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人们就没有商品意识。范蠡和吕不韦的经商意识即使到了今天，也是足以令人惊叹的。只是在古代，人们对这个问题用另一个名字来代替而已，那个字就是：利。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字：义。如果粗粗了解一下中国的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义利之辨的哲学论题是古代哲人探讨得相当多的。
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道德，一言以概之，就是人际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或者称之为对社会的奉献精神。利，也就是功利。据学者考证，功利主义在中国源远流长，最早起于西周时期的齐文化。在西周初年，姜太公因为有功而被周武王封在营丘。姜太公不是贵族出身，但是精于权谋，所以在建国之后，他充分利用齐国地理环境条件，施行诸多富民强国的政策，而且鼓励妇女们缝制衣、帽、鞋，发展家庭手工业，这些措施，使得齐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在封建社会，这种做法是很被人们瞧不起的，所以，到了宋朝的时候，理学大家朱熹曾这样评价说：”齐俗急功利。”
在几千年以后的清初，一个落魄的文人居然也是他穿越历史风云的知音。这个人就是蒲松龄。我们这么说并不是妄下断语。如果我们认真地阅读《聊斋志异》这部作品就会发现，蒲松龄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深刻地批判了政治的黑暗、科举制度的扭曲人性，还在其中流露出浓厚的商品意识。从他的作品中也可以发现，他是无商不富理论的坚定支持者。
通读《聊斋志异》，蒲松龄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去描写商人和商品生产者。在蒲松龄的笔下，他不仅描写了很多经商者，如少女、农妇、老太太、懒汉等，而且非常赞成人们去经商。甚至还专门奉劝那些还在苦读圣贤书的士子们弃学经商。他曾在︿卷四·罗剎海市﹀一针见血地说：”数卷书，饥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儿可继父贾。”又曾在︿卷九·刘夫人﹀说：”读书之计，先于谋生。”同时他还曾在︿卷十二·房文淑﹀）对自己的设帐教学做了一番自我解嘲：”我思先生设帐，必无富有之期，今学负贩，庶有归肘。”
在很多人的意识中，义与利自古以来就是冲突的，两者之间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蒲松龄却不这么认为，反而一再提倡经商。蒲松龄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他在经历了人生太多的坎坷之后，考虑问题已经变得更为全面了，经过自己的思考，他很郑重地提出了取有义之利，不取不义之财的主张。︿卷一·王成﹀一篇中，蒲松龄就塑造了一个叫王成的懒汉角色：”平原故家子，性最懒，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数间”，”负败絮，菜色黯焉”，”败灶无烟”。可是懒汉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有一年夏天，他无意间在草丛中发现了一枚金钗。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他这样一个穷困潦倒的懒汉应该把这个金钗留下，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在一位老太太来寻找的时候，很坦然地送还给了对方。那位老人非常感激他，在交谈之中才知道，原来那位老人居然是王成的狐仙祖母。后来，他在狐仙祖母的支持和赞助下，出门做生意，几经周折，终于捕捉到发财的机遇，发了一笔大财，摆脱了贫困的生活。
在︿卷五·金永年﹀一篇中，金永年居然因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坚守道德，因而得到额外的报酬：”本应绝嗣，念汝贸贩平准，予一子。”在︿卷六·蕙芳﹀一篇中，更是出现了极其浪漫的情节：青州有一个叫马二混的人，以卖面为生，因家庭贫穷而没有妻子。但是他始终以诚信待人，最后居然感动了仙女蕙芳：”我以贤郎诚笃，愿委身母家。”只是因为诚信经商，竟然就可以从天上掉下来媳妇，这可是绝对充满罗曼蒂克的事情。
除了上述的内容外，蒲松龄还写了人们因为注重产品质量，给自己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故事。这很可以拿出来给一些厂商做品管教育。例如在︿卷九·绩女﹀中：”视所绩，匀细生光，织为布，晶莹如锦，价较常三倍。”在︿卷十一·黄英﹀中，”马所弃残枝劣种，陶然掇拾而去……未儿菊将开，闻其门嚣喧如市，怪之，过而窥焉，见市人买花者，车载肩负，道相属也。其花皆异种。”只因为花的质量好，所以顾客盈门，这是一种素朴的经营智慧。
虽然直到现在人们还是对商人有一种歧视，称”无商不奸”，但远在清代的蒲松龄对此却不以为然，反而透过自己的文章给商人正名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充满爱心、乐于助人、肯于奉献的商人形象。在︿卷三·雷曹﹀一篇中，蒲松龄塑造了致富不忘友情的商人乐云鹤，对于自己早死的好友夏平子，他总是”时以恤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二之。”在︿卷五·鸨头﹀一篇中，蒲松龄写了一个叫赵东楼的商人，他曾经为了助妓女鸨头获得爱情幸福而慷慨解囊。在︿卷七·刘姓﹀中，蒲松龄又写了淄川一个姓刘的人，总是做一些勾结官府霸占民产的坏勾当，因而深受乡邻的厌弃。但是在这个时候，又一个商人出场了，典商李翠石力劝这个姓刘的人改过自新，直到最后，这个姓刘的人终于改恶行善。蒲松龄在篇末以异史氏的口吻说：”李翠石兄弟皆素称，然翠石又醇谨，喜为善，未尝以富自豪，抑然诚笃君子也。观其解纷劝善，其生平可知也。古云：『为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后富者耶？抑先富而后仁者耶？”
不仅如此，在︿卷十·布商﹀一篇中，蒲松龄还塑造了一位热心公益的布商：”至河际，断绝桥梁，行人艰涉”，”虽颇烦贾。……克日鸠工建桥。”
蒲松龄不仅特别看重商人的品德，还特别强调：如果一个人只是品德高尚而没有钱财，他的事业就很难成功。所以，在蒲松龄笔下，商人们大都德才兼备，不仅长于预测分析、把握机遇、赢得商机，而且还能及时捕捉信息，精于应变。在︿卷十一·白秋练﹀和︿卷二·酒友﹀中，蒲松龄所特意强调的都是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