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周折，查清了赵医生的枪是向境外商人借的，赵携枪出境时被境外武装势力没收，几经辗转，枪又回到了枪主手中。毛立章一行与云南警方一起又到畹町市，通过多方关系，以做生意为名，诱嫌疑人返回境内。经核实枪支，该枪虽是“五四”式，但无枪号，上面只有“W”记号。同时也查明赵儿子的照相机系其姐男友寄放的，型号也是尼康。
六下云南得两张名片由毒贩入手抓枪贩
转眼已到了1996年春节。在新年招待会上韩国驻沪总领事见了上海市公安局长问起此案，朱局长内疚地说：“正在全力侦破。”
那天，三支队队长凌致福来到我的办公室，对这个悬案大家又老生常谈起来。老凌将自己琢磨了长久的想法和盘托出：“在云南边陲这个贩毒猖獗之地，一般的毒贩为了自我保护，都购枪对付警察，会不会盗枪者是毒贩子。”这话正中我的下怀。张总队也同意我们的分析。
1996年5月初，年过半百的老将凌致福恳求亲自出马，想到瘫痪在床的顾智敏，我担心起他的身体能否行？他一拍胸脯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种辛弃疾的豪情与不服老的精神打动了我，我果断地紧紧握住他的手，千言万语凝缩成三个字：“多保重！”
5月7日，凌队长率技侦人员六下云南。
老凌来到轩岗与当地警方谈了侦破新思路，对方豁然开朗，把警力重点投入至缉毒案中。5月18日，当地县局缉毒大队在侦破一起毒品案件中，获得了重要线索。据情报反映：“有一位准备贩毒的对象，曾在1994年贩卖过枪支……”“枪！”立即触动了侦查员敏感的神经。当地徐安局长果断决定，先破枪案，为了一个外省人。侦查员咬住线索顺藤摸瓜，获悉境外买枪人叫张金绍。此人出境做生意，于1994年举家迁至境外，定居澡塘河。经过深入侦查，了解到张金绍社会关系复杂，枪、毒均染手。
毛立章与当地警方冒充商人出境来到缅甸，翻山越岭时，正巧缅军在调防，很危险，他们躲过了一批批当地武装人员。当地派出所长生怕他们出事赶紧找来，一起以购枪为名设计将张金绍诱骗回境内。但老奸巨滑的张金绍虽对枪支生意颇感兴趣，但却不轻易表态。暗中他却派人入境摸底，以探虚实。
5月18日后一直杳无音讯。一晃十多天过去了，三位队员因水土不服病倒了。5月23日老凌送他们回上海时，我打电话让老凌也与他们一起回上海，但他坚持再停留两天。果然似有神助，5月24日，张金绍答应入境交易。张入境就被警方擒获。
立即审讯，张却抵死不开口。几经交锋，张金绍终于架不住警方的凌厉攻势，交代出枪是花二千五百元从潞西风平乡别村公所老光寨郎小四手中买的。后又以三千五百元人民币卖给一个东北人，具体姓甚名谁已记不清了，但有名片放在畹町住处。
专案组立刻兵分二路：
一路至张金绍家找购枪者的名片。一共找到两张，同一个名字：许庆国。一张上印有沈阳沈河区友好大街5号的住地和电话，另一张上印有“山东韩国公司翻译。”
另一路擒获郎小四。郎小四交代：1992年11月27日晚11时，他送女友回她叔叔家返回途经轩岗乡政府院小路时，见有一户人家灯还亮着，窗户没关，他钻进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偷。当他发现墙上挂着一支枪时，兴奋不已，就地取材找了根三米长的竹竿从窗口挑出手枪。当时床上挂着纹帐，不知里面是否有人睡着。
十八个月奋战破大案
根据云南传回的沈阳人许庆国的消息，我立刻布置毛立章去查一万四千多张当时为破案制作的住宿卡片。经过汇总，这个年龄段的沈阳人1994年11月22、23日住宿上海的共有六人。毛立章像翻牌似地一连翻了五张全都不是，剩下最后一张时，他闭起眼睛默默祈祷这张是许庆国的，屏住呼吸心情紧张小心翼翼地一翻，上天有眼！果然是许庆国的名字，他兴奋地立刻打电话向我报喜，我闻讯亦欣喜若狂。
6月3日，张总队长亲自主持会议，决定，兵分三路追捕许庆国！我带一路赴沈阳，直接抓捕案犯；第二路去山东烟台，至许庆国所在的韩国公司搜查有否赃物；第三路到失枪地布控，以防案犯被惊动后潜逃出境。
6月5日，我率凌支队长、毛副支队长等五人抵达沈阳，沈阳警方给予了鼎力配合，迅速将其家密控起来，然而整整四天不见其踪影。
因为案犯身上有枪，我定下了智取为上的抓捕方案。为防止惊弓之鸟闻风逃走，上午9时许，我们以做生意名义打电话至案犯许庆国的家里，许庆国亲自接的电话。于是，我一再叮嘱毛立章，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到万无一失。毛立章点点头，怀着壮士赴汤蹈火的悲壮与十五名化装成便衣的防暴队员坐着民用小车悄然来到许家楼下。他们三三两两地先后来到四楼监视，楼下也有人守住。大约10时许，铁门突然开了，毛立章一行准备冲上去，却见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头，等看清后老头已锁上铁门下楼了，只能等他回来。直守到中午还是不见有人出来，胆大心急的防暴队员手持微冲想强行冲进去干脆制服对手了事，但毛立章却坚决服从我的指令，耐心守候，以静制动。他们一行早已忘了吃午饭，耐心等待着最佳时机，至下午3时许，老头终于从楼梯下出现了，当他打开铁门和房门的瞬间，防暴队员如饥虎扑食猛地扑进房门，一脚踹开房内的门，只见一男一女睡在床上，对方尚未反应过来，几个大汉已牢牢地按住了早已看熟照片的许庆国，这时老头大声呼救：“快来人，打劫喽！”“我们是公安局的。”防暴队员亮出了工作证，老头说你们抓错人了，这时毛立章已在书橱里找到了那支“五四”式手枪和李相奉的护照。
我顾不上吃饭，心急火燎地守在电话机旁等沈阳方面的电话。铃响了，只听到毛立章激动地大叫：“人到位了！枪到位了！护照到位了！”“千万注意安全，马上回来！”我也不知是怎么放下电话的。
当晚审讯许庆国，这个东北汉子倒也爽快，他说自己太累了，今晚让他好好睡一觉，明天保证全部交代。我见他很有个性，便也果断地表示同意。
第二天上午，他果然不食言，一股脑儿地全说了：
我是朝鲜族人，大专毕业后几经波折，最后因能操韩语，被山东烟台的一家韩资公司聘用。我干得不比韩国人差，但我的薪水比他们少很多，我的心态很不平衡。
1994年夏，我决定买支枪抢劫一笔巨款，以便自己开公司做橡胶生意。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张金绍，请他帮我买支手枪和子弹，并给他留下了通讯地址。
11月中旬，我接到手枪已买到的电话后，兴奋地赶赴云南德宏州，花三千五百元买到手枪后，又乘车转道至上海。因上海至沈阳火车票难以买到，便决定改乘飞机返回沈阳。23日下午，我来到机场观察，发现带枪难以通过安检。这时，我发现有位女士接一位韩国乘客，我见来者有高级相机和密码箱后，心想箱内一定有巨款，便决定尾随他们，抢劫他。
当我从调度员口中听到对象去虹桥宾馆时，我便坐上后一辆出租车，在毗邻的宾馆下车，然后来到虹桥宾馆大堂，见他们正在办登记住宿手续。他们办完手续上楼时，我感到抢劫两人不安全，便静坐在大堂内静候，想等女士走后再下手，未料他们双双出门而去。见他俩钻进出租车消失的背影，我决定再等一会，至下午4时许，还不见对象回来，我开始犹豫了，但想到已等候多时，好不容易觅到猎物，干脆死等下去，至下午4时45分，李先生单独一人走进了大堂，我一阵兴奋，便尾随至其住处，我用朝语叫开门后，对方以为是来客请我入座，我乘其不意迅速拔出手枪向他索钱，未料他却摸出一美元来打发叫化子一般，我顿时怒从中来，用枪柄猛击其头部致其昏迷，并用黄色封箱胶带封其口，绑其手脚，然后翻密码箱，未料他从昏迷中醒来后，掐断手上的封带，冲至客房的大玻璃窗前猛砸玻璃，以引起别人注意求救，我惊慌中失去了理智，当时连开六枪，当场将他打死。
作案后，我虽然满身血迹，但因我身穿黑色皮夹克，鲜血颜色未能明显反映出来，故未能引起宾馆职员及出租车司机注意。到达火车站附近某宾馆后，我用自己的证件登记入住，然后用死者的护照订购了当晚上海至沈阳的火车软卧票。
进入客房后，我清洗了身上的血迹，整理了劫物，休息至9时45分许退房离开宾馆，乘火车离沪返沈。
许庆国交代完后说，案子快过去两年了，本以为没事了，没有料到还是被你们抓住了。
（李动）
发生在小洋楼里的离婚风波
儿子成了“保卫”那幢小洋楼的牺牲品
1957年出生的季立刚有着令人羡慕的家世：祖父解放前就在上海买下了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自祖父1950年去香港后，偌大的小洋楼除底楼被叔叔一家占据，其他的九间房都是季立刚父母所有。1977年，祖父在香港去世，季立刚做医生的父母遵照遗嘱去了香港继承遗产，妹妹这年也去了北外读书，整个家中只剩下季立刚一个人。
季立刚的母亲陶菊娣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从来不许自家孩子与其他人家的孩子交朋友。生活在严母管教下的季立刚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一个朋友，一直在母亲管束下孤独地生活。
母亲临去香港时一再嘱咐季立刚：“你在上海好好看管房子，早点成个家，生个孩子，将来香港爷爷那边的房子、股票都是你的。”
1979年，季立刚考取了北京航空学院。当他将这一大喜讯告知远在香港的父母时，没想到母亲却当头泼下一盆冷水，在电话中严厉制止：“刚刚，不许你去北京读书！你走了，上海的小洋楼被叔叔家抢走了怎么办？要读大学，也要读上海的。读不了大学也没关系呀，你早点成家生孩子才是正事，反正咱们家有一大笔家产供你继承……”
在母亲的干涉下，季立刚只好默默含泪撕掉了录取通知书。第二年，季立刚又考取了上海某工业大学。这一次，他的父母特地从香港赶回上海，可他们不是回来祝贺，而是回来想说服儿子再次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早日成家。季立刚这回没听母亲的话，他语气坚决地说：“不到三十岁，我决不结婚！再说我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季母见一向百依百顺的儿子犟了起来，知道他是认真了，只好答应让他去上大学。想到自己上个大学这么难，季立刚面对小洋楼不禁黯然神伤……难道我只是这幢祖传房屋的牺牲品？
1983年，季立刚大学毕业，妹妹季圆圆也远赴德国留学。毕业后的季立刚被分配到上海一家大型企业担任助理工程师。三十岁那一年季立刚果然结了婚，女方是个舞蹈演员。这位漂亮的姑娘之所以愿意嫁给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中了季家的住房条件。
可惜的是结婚刚刚半年，季立刚的妻子就在一次随团到美国的演出中一去不返。两年后双方才通了第一次信，女方要求离婚。季立刚在苦苦哀求、彻底绝望后只好同意离婚。这次打击使原本沉默的季立刚更加消沉，此后一直孤独地生活了五年。尽管其间说媒的人和主动示好的女性不计其数，但经历过感情创伤的季立刚轻易不言爱情。
直至1995年春天，已经三十八岁的季立刚才结识了刚从沈阳军区文工团转业回上海工作的大龄姑娘金帆。金帆家原住上海，后举家迁居沈阳，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身体有病，正是因为照顾生病的母亲，金帆才错过了几次婚约。季立刚被金帆的善良深深打动，他向她倾吐了爱慕之情，金帆没有拒绝。为-了考验金帆对他的爱情，季立刚耍了个心眼，并没有告知金帆他有着条件优厚的家境，也没邀她去过小洋楼。蒙在鼓里的金帆还以为季立刚真是普通工人之家的儿子，她还在单位打报告申请要婚房。
1997年6月，相恋两年多的季立刚和金帆终于快结婚了。这时，季立刚才向金帆和盘托出自己的家世，金帆对季立刚的这种考验表示理解。10月，他们双双在上海著名的“老正兴”饭店举行了婚礼。
季立刚的父母和妹妹都特地从香港和德国赶回。陶菊娣给新媳妇准备了24K足金项链和两枚戒指，并另包了一万港币的见面礼。一见面，陶菊娣就拉住儿媳妇的手一个劲地说：“你要好好照顾立刚，他是我们家的财产继承人，我们的命根子。上海这么多房子，还有香港的房产、股票，价值好几百万，你只要好好待他，将来我们去财产公证，所有财产都是你们的，你可享清福了……，’虽然她说得百般动听，金帆心里却有说不出的不舒服。她觉得这个女人太不一般了。她不禁自忖，自己在这个家里会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丈夫潜伏十多年的精神病终于发作了
送走了父母，季立刚与金帆才算有了清闲。季立刚上班第一天就将父母送给他的八万港币以金帆的名字存进了银行。回到家他马上与妻子商量将岳母接来上海同住，以便为岳母治病，见丈夫如此体贴，金帆高兴得连夜买了飞往沈阳的机票。
三天后，金帆将母亲从沈阳接到家中，金母被季立刚安排在二楼正南大房间，房间有一个八平方米的大阳台。冬天，患肺病的金母就在阳台上晒晒太阳、浇浇花。季立刚还给岳母请了医生定期上门看病，为了方便照顾金母，又专门请了一个钟点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