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个画面出现了。他爸爸既有亡妻徐夫人、孙夫人，则在“同穴”的排名规矩下，丈夫埋在正中，左右自为徐夫人与孙夫人，蒋介石的生母王夫人若埋在一起，也得靠边站了。不论埋在丈夫左边是还右边，中间都隔了一个女人。这大概是王太夫人不愿意合葬的真正原因吧！
这个想法，当年受命在蒋介石家乡办武岭学校的校长张明镐，在近年写《蒋介石在溪口》一文里，有了权威性的调查与记述。张明镐说：
王氏在生前曾对蒋介石谈起自己百年后的坟地。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和前妻徐氏、孙氏的坟墓合葬在溪口镇北一里许的桃坑山，如果将王氏棺柩与他父亲合葬，王氏就得屈居徐、孙之下，这是王氏所不愿的。蒋介石当初曾向他的生母建议，将桃坑山父坟迁葬，单独与王氏合穴，但王氏亦不愿这样做。她态度坚决地说：“瑞元（蒋的小名），你千万要记住，我将来坟墓不要与父亲合葬。”蒋介石是个满脑子封建迷信的人，他请了广东和江西走红的风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到处找寻“龙潭虎穴”、子孙兴旺的好坟地，最后选定在白岩山山岙，作为他母亲的墓穴。
是以蒋介石只是善体母命，不愿与先夫以及两个前妇合葬，位居第三。而特别营建的蒋母之墓又别具风光——位于半山间风景绝佳处，还请孙中山亲题墓碑，于1921年落成。此后又在墓址另建洋房三间，号称“慈庵”。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大权独揽，形同天子，更扩建“慈庵”，营建坟庄，外门题额“墓庐”，入墓庐大门，即见“慈庵”石碑，然后至山峦间的“蒋母之墓”。另有中西合璧式的住宅。“慈庵”中石碑林立，无非讴歌母子二人的伟大，表示母因子显的光耀。然而“文化大革命”时，蒋墓被红卫兵砸掉，母又因子得祸。蒋介石闻知后“无限悲痛”，于复次孙蒋孝武函中有谓：
近日因故乡慈庵为毛匪炸毁，无限悲痛，此乃余一生最大不孝之罪孽，望你们亦应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裕后，以雪此一家仇国耻也。（亲笔复印本）
他把母墓被毁的“家仇”等同“国耻”，要他的子孙永铭不忘。
蒋介石这种自称“无限悲痛”的情况，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4月27日条亦曾提到：
此身居台湾之慈湖，此心则以故乡祖母之慈庵为念。当年父亲闻红卫兵毁祖墓之讯，苦痛万分，曾来慈湖角板山小住数日，父亲名此小筑为慈湖，其意即在纪念祖母也。
此则把“蒋母之墓”等同“祖墓”，道出只以“慈庵为念”。他又在台小筑慈湖，其意只在纪念王太夫人。凡此可见蒋介石对他母亲的特殊感情，然而他把自己的妈妈描绘成一个愿意让儿子为国牺牲性命的伟大女性，未免把一个村妇夸张得太厉害，难以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节与日本士官无缘
蒋介石去日本之前，先于五六岁时在家延师启蒙，后来又进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科举式教育，并于1902年到县城奉化应童子试，考中童子试以后，才能报考秀才，结果连童子试都未考取。黎东方于《蒋公介石序传》中说“他见到试场中种种不合理与腐败的现象，下决心再也不去参加这种考试了”（第16页），是明显的曲笔。其实义和团之乱以后，1901年订立《辛丑条约》，清廷有鉴于国耻与国祸之逼上眉睫，乃决心办新式学堂，派送留学生出洋，并于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考试”可以“参加”了。蒋介石不过是顺从时尚，不再考试而进了新式学堂。进洋学堂是当时的新出路，并不一定表示要“追求革新精神”。
蒋介石于1903年进的洋学堂是奉化的凤麓学堂，筑有楼房教室与操场，大约有一百名学生，总教习（教长）姓竺名麐祥，当过前清翰林。学堂的课程虽包括英文、算术等西学，但经史旧学仍占很大的比重，几乎是新瓶旧酒，引起学生们的不满，蒋介石参与其中，并被推为代表向校方交涉，由于“情态激烈”，几乎被开除学籍。“情态激烈”正符合蒋介石被同学取的绰号——“红脸将军”，动不动涨红脸孔，与人吵架。此一事件很可能促使蒋介石于翌年转学到同一县城的龙津学堂。过了一年，再转学到宁波的箭金学堂，不到一年又回到奉化的龙津学堂。龙津学堂有两个日本教师，很可能在日本人的影响下，十九岁的蒋介石渴望到东洋去留学。留学在当时早已成为风潮，并不特殊。许多传记作者认为，蒋介石到日本去为了革命，并且说于出洋前在宁波剪了辫子，托人送回溪口老家。这是事后聪明。请看张群的回忆：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陈香梅《张岳公闲话往事》）
到日本才剪辫，不一定是革命示决，也很可能入境问俗。最可注意的是，此已是蒋介石第二次出洋，仍带辫子，可见在宁波剪辫托人带回溪口，都是虚构。
蒋介石第一次到日本系1906年的4月，年底前就已回国，原因是他想学军事，但清廷已与日本政府有协议，不准中国学生自费学习军事，只收国家保送的学生。蒋介石遂于回国后进入段祺瑞任督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包括1949年以后的台湾），小学课本中有一则沿用毛思诚所记（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一册第三编，第9—10页）有关蒋介石的爱国故事，说是日本教官在中国学生面前把四亿中国人比做微生虫，蒋介石反唇相讥，说是日本有五千万人，也像五千万只寄生细菌，日本医官羞愤之余，见到蒋介石没有辫子，指着秃顶就咆哮说：“你是否革命党”最后一句露出了马脚，张群明明说，他与蒋出国时都是带辫子的。这种故事，与华盛顿砍断樱桃树的故事一样，都是政治神话。而北大历史系出身的王俯民在洋洋洒洒的《蒋介石详传》中，仍将此神话当做信史来转述呢！（见上册，第22页）
蒋介石与陆军速成学堂的六十二名学生，一起于1908年的春天，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转往东京，进入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呢话说自庚子义和团大乱后，中国统治者脑袋开了点窍、乐见留学了。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到三十三年（1907），几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就冒出了一万多。这种数目，后来一直增加，但增加归增加，素质却大有问题，因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学校课程。于是，专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班式学校，便益形必要。这种学校很多，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学；在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在陆军方面，有成城学校、振武学校。
在振武学校之前，中国留学生学陆军的，都先入成城学校。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手。振武学校成立于这年7月，地点在东京牛込区河田町（现在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所在）。受训期为三年，毕业后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实习。所以，这个学校并非如黎东方等人所说，是日本士官的预备学校，而是帮助中国学生学军事的预校，与士官根本无关。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时间是1908年（光绪三十三年）到1909年（宣统元年），所受教育，还不到三年。
根据1904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四月的练兵处《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当时所选学生要“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蒋介石进振武学校已二十一岁，年纪不算小了。据振武学校编“振武学校沿革志”，改三年制后，上课总时数如下：
对照起振武学校创办时期的《课程概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年制的课程，日本语文方面多了1212小时，改了半天，比起没改成三年制以前，重点不外在加强日本语文训练而已。综合观察起来，三年期间，除了军事课程外，蒋介石所学的，远在今天高中生的课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课目中有算术，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足见他的教育程度，只是相当于初高中程度而已。再说，蒋介石入校在1908年，按说已是三年制，但从钦定年表核算，他的修业年限，至为可疑，因为明明不足三年。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十六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创立之初为十五个月，1905年10月，改为十八个月，次年，再改为两年，旋改为三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在成分不足也。
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于1910年冬天，自振武学校毕业，时年二十三岁，遂即分配到北海道新潟县高田镇的十三野炮联队实习，此时他身高169.4公分，体重59.2公斤。（据高田市史记载，见《蒋总统秘录》第二册，第213页）实习生是二等兵，生活十分艰苦。至于军事训练，主要是喂马，以及替军马“擦热”，使马在严寒中血液流通，并没有真正学到军事科技。据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说，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冈外史与联队长飞松宽吾，对二等兵蒋志清“甚优遇”。（见第一册第三编，第14页）但事实上师团长对蒋全无印象，直到1927年蒋至日本送照片并赠“不负师教”题词，长冈才知曾有这样一个二等兵。（见坂部护郎《将军长冈外史》，第278页）既不知，何来“优遇”！
但是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主席的钦定履历中，赫然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最高学历。（见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1937年5月出版的《蒋介石全集》，于《传略》中也赫然有“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日本士官学校”字样。（见上册，正文第1页）此后宣传顺流而下，公私各家莫不视为事实。邓文仪编著的《蒋主席》，说得最神龙活现：
到了日本，起初是进东京的士官预备学校，那是我国政府专为我国留学生升入士官学校的准备而设的。后来考入士官学校。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专心求学，正因为求学心切，谢绝一切游乐，因而无形中和一般娇生惯养、徒事游荡的留日同学隔离开来，竟被人误会为高傲。这是不曾了解他；与其说高傲，不如说他率直。（第8页）
邓文仪偷天换日，居然把名不见经传的振武学校换作赫赫有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了。当然有不少中国学生自振武学校毕业，经实习后考入士官，像士官四期的蒋作宾，第六期的孙传芳、阎锡山，第十期的张群等，但蒋介石并没有进士官，更无从毕业。从昭和十五年十月兴亚院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可知自第四期至第十期，每期毕业生名单中都没有蒋介石。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祖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附带一提的是：以上各期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矣！
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士官不士官并无关系，但是蒋介石却是十分在意的，李宗仁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第570—571页）
这种在意，多少透露蒋介石性格中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亦由于这种在意，使许多文学侍从，不惜把士官的头衔套在他身上，或尽量把他与士官挂钩。实际上，蒋介石的最高学历是而且仅是振武学校出身，“直接送进联队”的阶段而已，距离士官毕业，还十分遥远。总之，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所得学历只是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阶级只是上等兵。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