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说抗战时香港吃紧，“政府派飞机往接在港人士，但通过孔家，产生‘飞机载运洋狗’之新闻，引起西南联大学生抗议。蒋刚责问，蒋宋美龄则在一怒之下出走，避居黄山，数日之后蒋往解谢了事”。又说“蒋夫人也数度以养伤名义出国”，“先往香港，后去巴西。……当她滞留海外时，谣传蒋宋婚姻发生问题，甚至蒋纳藏情妇，经蒋召集茶话会否认，事载自修德、涂克门（塔奇曼）各人书中”。“难道大历史不能脱离私人生活之细节，及于风闻谣传又有如何之大人物全无私人生活之疵瑕”（第251页）黄仁宇这种为蒋介石回护的手法，是可鄙的，也绝非什么大历史。其实，大历史何须标榜，真正的良史自成其大，就是能从大处着眼解释出历史真相。御用学者吹捧蒋宋之功，从蒋夫人访美到开罗会议，无不曲笔；拥蒋史家反对追究细节，将大人物私人生活之瑕疵，尽行开脱，殊不知要弄清历史真相，就得把那些曲笔与开脱，不论大小，一律不予放过。从宋美龄访美到开罗会议，这段历史的正确解释乃是风光之来，其来有渐，远离中国人民辛苦抗战之功、近拜蒋委员长捉奸失败之赐，威尔基“最难辜负美人恩”，也难辜负本夫恩，因而代蒋氏夫妇转败为功，说动罗斯福让宋美龄访美、让蒋氏夫妇去开罗。王安石说“世间祸故不可忽，箦中死尸能报仇”，威尔基却是“世间祸故不可忽，远洋老美能报恩”——西哲每以偶发事件解释历史真相，谈言微中、片言而决，这段历史真相，一言道破，洵可如是观。
§§§第五节毁灭种子之根
美国学者易劳逸（Llyod E.Eastman）于198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毁灭的种子——二战以及战后的国民党中国》（The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937-1949），中译本改称《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该书探讨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原因，发现毁灭的种子，早在抗战期间就已播种了，诸如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加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离心、农村贫富距离的扩大、政府对农民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不一而足、贪污腐化与投机倒把极为普遍、农民贫困饥饿怨愤到造反的地步，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敌能力的日趋衰弱，以至于消极和腐败。因此，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缺少美援，而是因为其本身的弊病与缺失。
易劳逸虽于知人论事上，不免陷于均衡不够、比例不对、角度不足，然毕竟花了工夫，查看了不少国民党自己的文献，捡到很多货真价实的史证。他只是没来得及看到侍从室组长唐纵的日记，否则他的许多个别论断可以得到更具权威性的印证。唐纵时而透露抗战期间政府内部的腐败、地方与中央的对立、国共之间的摩擦、物价高涨引起抢米的风潮、川中军人政客相互的勾结、重庆囤积居奇风气之盛、知识分子的没落与苦闷，以及民间之极端困苦，如1943年的浙江“民众食糠秕、树皮，广东有的人在食人肉”。（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65页）
这些“毁灭的种子”在确凿的文证下，绝非反国民党者的诬控，而系实有。然而“种子”也有其根源，欲追根究源，必须有一究蒋介石。他是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发号施令，操生杀大权，上下莫敢违背。然则国民党的失败无异是蒋氏领导之失败。
抗战初起之时，举国同仇敌忾，蒋氏个人声望达到巅峰，原可团结全民，有所作为，奈眼光不远，气度更不够恢弘，陈寅恪于抗战后期初见蒋介石，即有“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叹，认为其人不足有为。陈寅恪仅凭史家锐识，而陈布雷更洞见“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军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51页）以陈布雷与蒋之亲近、相知之深，此一观察自具相当的权威性。处理国事如同家事，正见其人器宇的狭小。这种小家子气，使他只能成为一种党派、一群特务、一个孔宋集团的领袖，而不足成为全国全民的领袖。
职是之故，蒋介石于抗战之前靠特务，于抗战爆发后仍须靠特务。当年孙中山联俄容共重组国民党，由俄国顾问鲍罗廷之助，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像个样子的纪律，以及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蒋介石一清党，把纪律与群众与左派一起扫地出门，而同时军阀、地主、流氓、旧官僚都加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这个样子的国民党自不免组织松懈、纪律废弛、精神衰颓、基础空虚。于是一些小组织便应运而生，诸如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中心的CC派、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复兴社。派系虽异，拥蒋则一，在法西斯高涨的30年代，CC与复兴社就是特务组织，蒋之爪牙，领袖的耳目，为一人整异己。
抗战以来，蒋介石声望一时骤升，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奢望下，想把包括汪精卫的改组派以及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异端”政治组织，都消化容纳在他的权威之下，但并未成功。不过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于1938年3月在武汉举行时，通过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选蒋介石为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蒋为团长，7月9日，三青团的中央团在武昌正式成立。陈布雷记此事说：
自5月至7月，蒋公策划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规制，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汉对于此文，凡五易其稿，终觉不惬意。最后所发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余为之酌加修润并经蒋公亲自核改者也。（《陈布雷回忆录》，第81页）
足见蒋极为重视这个三青团，亲自督促、亲自核定。成立之后，陈诚、朱家骅、张治中先后任书记长。康泽一直是支配人物，最后由蒋经国夺取领导地位。但是三青团并没有使复兴社（蓝衣社）、青白社（CC系）等小组织消失，实际上成为这些小组织争夺的另一小组织，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反而更趋激烈，并未能如蒋介石所宣称的，使三青团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其活动仍甚具秘密性质，在学生和教师中从事特务活动，打小报告，检举左派之类。蒋介石号召三青团，“聚集全国青年，力行抗战建国纲领”，固然也在敌后沦陷区从事谍报与恐怖活动、提供战地服务等，然而抗日之余，更积极防共，甚至深入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宣传、破坏、捣乱、暗杀等工作。有趣的是，三青团的最大敌人乃来自国民党内部。三青团原是蒋氏授意下的党内产物，带有来自母体的遗传因子，成为争权夺利的竞技场，造成更为复杂的国民党党内纠纷。三青团团员人数持续增长，从1938年下半年的一千余人增加到1945年的百万人，俨然已成党内之党，难怪于抗战胜利之后，闹着要与国民党分家。其实，蒋介石既是国民党的总裁，又是三青团的团长，如何分法还不是在蒋之训斥下，党团合并。合并虽合并，仍走回党内派系纷争的老路。
蒋介石欲以三青团为“唯一的组织”，并不确实。三青团成立不久后的1938年8月，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将特务组织半公开化，由秘书长朱家骅出任局长，实际任务则由副局长徐恩曾负责。负责些什么任务呢主要是对付共产党、监察国民党党员，以及执行其他特工。1939年元月以后，中日战争已呈胶着状况，蒋介石又把心思放在应付共产党上，中统更着重查防共党以及其他政治异己分子，从外围监视到内部渗透，特务细胞扩展到学校、工厂和其他社会团体，除了中共驻渝代表以及较为著名的知识分子或民主人士，不敢公然抓人外，其余无论个人或团体，一经发觉，立予逮捕或破坏。中统的特务还打进延安，吸收共产党叛徒；混进校园，组织特务学生，如沙坪坝中央大学的生路社、民锋社、自强社，出版刊物宣传，并做监视与制作黑名单的工作。中统再根据黑名单，用种种方式打击不听话的学生。根据1942年11月中统局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抗战期间自1940年至1942年期间，有八千一百九十四名共产党被捕、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九名共产党自首。再看中统徐恩曾所拟、陈布雷修订、蒋介石核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秘密文件，更可见中统的主力几乎全用在“反共”“防共”，而非抗日。甚至与跟日本人合作的汉奸合作，以打击敌后的共产党活动。
中统之外，还有军统，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是在1938年3月于武昌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临时大会上决定设立的。蒋介石把中统交给徐恩曾，把军统交给戴笠。戴虽是副局长，但操有实权。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的特务处，特务处的前身则是军事委员会的密查组，原由戴笠等十个人搞起来的。
复兴社组成后，蒋介石兼任社长，特务处长即由戴笠担任。1932年，蒋又派戴兼任陈立夫主持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以便公开搞特务。军统正式成立后，戴笠因蒋之授意，一手包办工作、人事、经费等，直接对蒋负责。军统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编制愈来愈大，显然蒋介石靠特务巩固权势，特务组织当然愈大愈好。据曾任军统总务处处长的沈醉估计，在抗战期间，“各种名称的特务训练班有四十多个”，又说：
内勤工作的特务有一千四百多人，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和磁器口中乡下办事处。内勤和外勤最多时近五万名，除在国内设区、站、组和爆破、破坏、行动等总队、大队等外，在国外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站和组及通讯员。当时每一个外勤特务都有几个到几十个运用人员。全部算起来为数就太多了。（沈醉《军统内幕》上册，第5页）
军统尚与美国海军情报署合作组成“中美合作所”（Sino - American Cooperation Office）。美方的目的是要刺探日军在华、在太平洋以及在东南亚的情报。据沈醉说，美国人也显然想要刺探中国的情报。中方刺探不到美国的情报，然而获得了大量的器材，包括整人与逼供的器材，以及无数的枪械弹药。这些器材与弹药不用之日本侵略者，而用之于包括中共在内的政治异己，美国人也只好眼开眼闭或视若无睹了。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成为政治犯的集中营，于大陆易手前，全被枪决，美国人应有“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遗憾。凡重视人权与民主的人，都会谴责中美特务合作的暴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自家人唐纵对戴笠大搞“中美合作”居然也有微词，如于1944年12月25日圣诞节宴请中美合作所全体美国人，有记曰：“他（戴笠）约有几十位女人，陪伴美国军官土兵，有的女人被糟蹋了！开一次宴会百余万元，场面可谓大矣！”（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80页）
然而此一劳民伤财、侮辱妇女、对付自己同胞的中美合作所，颇得蒋介石的嘉许，尤其欣赏所内美国刑具。军统处长沈醉回忆，1945年秋天蒋至中美所检阅培训学生，有记道：
学生们刚刚开始进行一些分列式表演和美国式的操法时，蒋的兴趣还不很大。等到进行刑警课目表演时，蒋介石看到美国教官指挥这些特务学生如何去追捕人犯、骑警握着美国橡皮棍如何冲入人群殴打群众，以及警犬搜查等表演时，直乐得手舞足蹈连声叫好起来。戴笠和贝乐利看到这种情况，便交头接耳，后悔没有多安排点这类使蒋最感兴趣的精彩节目。（沈醉《军统内幕》，第371页）
在蒋介石的“嘉许”下，在抗战期间，特务组织与势力可谓一枝独秀。戴笠的权势更不可一世，在沈醉的笔下，他常常怒骂责打，甚至随性枪毙人。但在蒋介石面前，仍然是领袖的一条忠狗。我们又在唐纵的日记中看到，戴笠如何因一时失去蒋对他的信心而感到苦闷，以及在被蒋叱责后如何奉命唯谨。最具戏剧化的，见之于1938年7月16日所记：
为了张超的事，雨农（戴笠）跪在委员长面前恳求惩办叶成，委员长责备他不要人格、要挟领袖，因此雨农写这样一个长的报告请求辞职。跪恳的事，谁能做非有人所不能的精神，谁肯如此做我想委员长不会让他辞。（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75页）
张超是戴笠派在福建的军统站长。叶成是黄埔三期生，曾任蒋之侍从副官，时为福建保安处长，判处张超死刑。戴咽不下这口气，不惜向蒋介石跪恳哭诉，但仍然扳不倒蒋之副官。
唐纵还透露，戴笠为胡宗南培养一个叫叶霞翟的女人，以便掌握胡之一生。他又在“香港预购了个有名容太太的女儿，刚才十六岁，献给宋（子文）”，以“迷魂的女人”来对付国舅。（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53页）类此可以略见，戴笠搞的是些什么勾当，他不仅仅是要对付敌人与异己，而且还要在自家人身上下工夫呢。据估计，至抗战结束时，蒋介石的军统人马已有十万之众，高居当时全世界特务与秘密警察组织之首。（参阅Wakeman，Models of Historical Change，p.60）
特务势力固然有其作用，尤其在宣传、分化、威逼、利诱、破坏上，有立竿见影之效，蒋介石亦以此为其权力基础最稳固的奠基石，但是代价极大。特务的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诸如强行撤迁民房、奸淫妇女、滥捕知识分子，造成难以化解的民怨与民愤。在特务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决堤，莫之能御。蒋介石靠特务起家，但特务也为他散布了毁灭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