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刑法颁布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31年，国民政府便又提出修改刑法。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成为国民党六法全书之一。这部刑法一直沿用到1949年国民党结束在大陆的统治时。有关这部分的内容，我们将在本章中加以探讨。
第一节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的编纂
1928《中华民国刑法》颁布后，1931年，国民政府又组织刑法起草委员会，对原刑法典进行重新修订，那么修订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国内矛盾日益激化，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缓和矛盾，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适应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公开抛弃了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建立的民主原则，使国家机器法西斯化。到1933年止，德国、意大利相继建立了法西斯党，并且开始登台执政。这些法西斯党夺取政权之后，便极力推行个人专制独裁，推行特务统治。采取军国主义政策，对内，疯狂地反共反民主，对外准备发动侵略战争。与此同时，作为民主规范化的法律制度，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所颁布的刑事法律政策已经跳出刑法所应规定的内容，进一步具有法西斯独裁的内容，使法西斯独裁进一步法典化。
中华民国的刑事法律，从一开始就是在仿效德、日、意等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但资本主义法律的一些原则，在中国并没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因而，其就有易被曲解被移位的可能。效仿资本主义的刑事法律制度，使之为我所用，推进法律科学的向前发展，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出现历史的倒退的时候，仍然效仿、推崇，便显得幼稚。
国际上法西斯政治的蔓延，赢得了南京政府的兴趣，他们将视点集中到了法西斯国家的刑事立法上，蒋介石认为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是统治中国的最好方式。于是在对帝国主义的仿效下，南京政府便开始将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法西斯化。在背离了法的根本属性的情况下，亦背离了资产阶级法的性质，从而使得中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也紧紧地跟上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步伐进而法西斯化。1931年5月5日，在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竟公开地倡导法西斯主义，并建立了法西斯组织“复兴社”。1933年宋子文受蒋介石指派出访意大利时，向墨索里尼表示“中国最重视贵国经验”。为了在中国推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聘请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等来华宣讲，传授法西斯特务统治之道，复兴社编印的《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一书则宣传道：“中国必须放弃惰性的民主，实行正义的独裁。这样，法西斯蒂就成了中国的对症药了。”“殖民地国家，尤其像中国那样的次殖民地国家，只有法西斯蒂才是一条出路。”蒋介石更是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他在1931年5月5日《国民会议开幕词》中大讲法西斯主义，他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同时他指出“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自由主义之政治理论”，“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前二者政治理论不适合中国，只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才能保证“最有效的统治权”，而“治民之道”又非“有效”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使得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发生变化。在法西斯政治理论的指导下，反映或保护其政治统治的法律势必走向法西斯化。
其次，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济上，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等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官僚资本主义财团得以形成并迅速发展。而南京政府是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积极地扶植和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的，他们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发展国家垄断形式的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以金融作为突破口，作为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的步骤。设立银行，设立并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赋予中国银行独占国际汇兑业务。不仅如此，工业、交通运输、商业及农业等也展开了独占活动。在工业上，官僚资本家们利用国民政府这个国家机器，以“协助”为手段，将官营、民营企业掌握在自己手中，来进一步发展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以四大家族掌握的工业独占组织资源委员会为例，该委员会所属的厂矿企业在1931年为42家，到1945年则增至128家，确立了他们在内地的工业的垄断地位。商业官僚资产阶级亦以政府的名义“统购统销”，通过官办商业来独占国家的商业市场，实行商业垄断；在农业上，以政府的条文征用土地，将政治权势与财务权结合，不断地兼并土地。
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和侵略也进一步加强。1929年到1933年间正值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候，为了摆脱经济困难，他们不仅加强了经济掠夺，同时亦加强了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他们首先向中国大量地倾销剩余产品，在中国的进口贸易中，美国发展最快，逐渐上升到首位。中国的进口贸易总额亦由1926年的17亿元，上升到1931年的22亿元。除此之外，他们还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据史料的不完全统计，1930年，外国在华的投资总额己约有34亿余美元。资本的输出，必然加强了对我国工矿交通企业的控制，甚至一些原材料工业已完全被外国所吞并。煤矿、电力、交通运输等均被大量的外资所控制。纺织、卷烟等重要的轻工业，也大致被外国所垄断。帝国主义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控制亦在不断地加强。外国银行已左右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同时，“币制改革”使中国的财政进一步依赖美、英，中国的货币成了美元和英镑的附庸。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的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处境却是每况愈下，他们在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排挤下，很难继续生存与发展，被官僚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所吞并，一部分关闭改组。也有一些虽然在维持，但是亦开工不足，时常停产，如颇有名气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28年起开始亏损，资本逐渐减少，到1930年终于被宋子文系统的官僚资本所侵占。由张謇创办的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颇有名气的大生纱厂20世纪20年代后亦不断亏损，到1935年，大生纱厂二厂终于难逃厄运，被债权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拍卖。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荣氏系统，在同时期一样陷入困境。由于负债，荣氏家庭经营的申新纱厂二厂、五厂的经营管理权，也被以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主的债权团所控制，申新七厂一度被英国汇丰银行所拍卖，足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命运之悲惨。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使得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义的矛盾日益深化。
那么，中国无产阶级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这一时期产生的无产阶级总数已达百万，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同时亦承受社会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之苦，生活在极端困苦之中。而广大的农民，仍然处于封建地主的盘剥之下。苛捐杂税条目繁多，加速了农业的衰败，农民的处境相对来说更加困苦。
恶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与法西斯化的中国的政治状况相互死死地缠绕，使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而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南京国民政府，则必然要效仿德、意的法西斯政治理论来修订刑法，以保护其政治统治得以延续。
在此社会状况下，中国的法制已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更加直接的原因还有刑法自身的原因。
我们知道，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是在《暂行新刑律》的基础上修正而成的，它继承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理论，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抛开国民政府的政治实质不谈，而仅就《中华民国刑法》而讲，它还是有较多的民主、人权的保障的。从历史的进程角度来讲，还是较先进的，对社会对刑事法律科学来讲是有推动作用的。但是，当德、意资本主义国家迈进到不该有的特殊的法西斯统治时代，作为其法制建设追随者的中华民国刑法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刑法作为法律科学的弱点便暴露出来。于是为了实现统治的需要，便不得不更加紧密地与政治思想相结合，最终导致修律成为必要。其表现如下：（1）这时立法活动所依循的宗旨是“采择世界各国最新立法”，而当时的最新立法亦就是德、意的立法。因此，法西斯的刑事法律原则被其吸收亦在情理之中。（2）“三民主义”的刑事立法原则已被赋予新意，与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是大相径庭的。胡汉民在《社会生活之进化与三民主义的立法》中曾指出：三民主义的立法是革命的立法，他认为，“我国的革命为国民革命，是就整个民族、民权、民生问题而立法”，“三民主义的立法”是最能“适应于现代社会之生存关系”的立法，“三民主义”反对将“社会生存关系”看成“阶级对立关系”，而是将社会生存关系视为“协动关系”“连带关系”而将以整个社会为单位，决不能分化社会以任何阶级为单位，同时亦论证了“三民主义的立法是科学的立场，不是唯心主义的立场”。杨鸿烈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中这样评论道：“胡汉民所谓的科学的立场仍以法律之所应用社会为主，因时因地去考察全社会的需要，以全社会共同的福利或全民族共同的福利为法律的目标，法律应能够保障社会群体的利益。……若仅为他个人的生活生存而有害于社会、国家，法律便不能保护他，故一切权利的行使，应受法律的约束与判裁。法律一面是为的社会；同时，即维持其人在社会上必要的关系与地位，这是我们立法的根本意义。”汉民不过是借“三民主义”来输入社会连带主义法学观点，而这一观点则恰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渊源。胡汉民认为立法应以社会为单位，法律应当为“全社会”“全民族”谋福利。但是认真地阅读、领会他的文章和理论，其“全社会”“全民族”的落脚点是南京政府的所代表的国家，亦即买办、官僚与地主阶级，而不是国家的整体。至此，与孙中山所解释的新三民主义已有层次上的差别。
刑法自身的原因还体现在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的施行效力上。
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具有前期刑法所无可比拟的先进性，这是我们从刑事法律科学的科学性和历史性来探讨得出的结论。但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发生了巨变后的国情，在适用上，其不协调性，便不可掩盖地暴露出来。
首先，它条文繁杂，解释困难，致使各地法院对司法解释的函电应接不暇。司法实践中，这样颇费周折的解释就显得力不从心或具有极强的不可操作性，对审判实践颇为不利，简化条文、明确罪名亦显得刻不容缓。
其次，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民法、商法，但是最先公布的《中华民国刑法》不能与后来颁布的民法、商法相互配合和统一，为使国家的法制得以相应的协调和统一，修订刑律已成为必要。
再次，1928年的刑法，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颁布的。其修正过程是短暂的，修正方式亦是简单的。因此，使得刑法的适用过程中，疑问丛生。另外，作为刑事法律的普通法，与后来颁布的特别法之间存在众多歧异，使之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最后，在刑法中最急于修改的一点是在《暂行新刑法律》中有轻犯可以“赎罪”的规定，即用一定的价金折抵刑期，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则用大赦来取而代之。但是，大赦并不是像“赎罪”那样用的灵活，大赦一次虽可使监狱得以一清，但是间隔一段，监狱仍然是人满为患，狱政管理及狱内卫生都成为重大的问题，因此修改刑法亦成为刻不容缓。
总之，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的修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刑法自身的缺欠造成的。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修律所不同的是，其中还有国际形势的影响。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和中国政府的推崇，成为这次刑法修正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