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家们还控诉了清朝的封建专制，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这是《革命军》开宗明义的话。宣传家们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作为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武器，将“国家”同“一家之谓”的“朝代”、“举土地为一己之私产，举人民为一己之私奴”的“政府”区别开来，指出国家“人人有之”“苟以一人而用其专制之权，是一国之所不容也”。他们还坚持将“国民”同“奴隶”区别开来，指出国民应当有权利、责任，是自由、平等、独立的。他们说，国可以无君，不可以无民，“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说国民》，1901年6月《国民报》第2期。根据这种理论，封建君主专制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宣传家们指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说：“嬴秦暴兴以降，独夫民贼无代不作，率皆敝屣公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家；又恐其民之秀杰者不满于己之所为，乃施以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图。”“学术者，所以开民智也，而民贼愚之”，“政治者，国民公共之机关也，而民贼专之”，“法律者，国家之公器”，“而民贼私之”。《二十世纪之中国》，1901年5月《国民报》第1期。他们指出，清朝也不例外，不过是“以不同之民族行无限之专制”，其“历世相传之政策，何一非防家贼者乎？”书楼朱孔文：《教育会为民团的基础》，1903年6月《江苏》第3期。“凡可以遏民气，抑民权，破坏国民之团体者无不为”。书楼朱孔文：《教育会为民团的基础》，1903年6月《江苏》第3期。所有这一切，都与天赋之权“大相反对”，因此，必须推翻这种统治，“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之平等之幸福”。
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还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贡献给中国人民，提出了“建立共和”的口号。
在《革命军》一书中，邹容提出，革命独立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他的著作是在“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欢呼中结束的。
建立民主共和国方案的诞生，也是对清朝政府卖国、专制和实行种族压迫揭露的结果，特别是对封建君主专制揭露和批判的直接产物。革命宣传家们在批判君主专制时，要求建立一个与之对立的，权力为国民共有，人人自由平等的国家，要求建立“新中国、新国家、新政府”，共和国的影像呼之欲出。但是，明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方案的还是邹容，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自《革命军》一出，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是建立共和国遂成定论。有人断言，在中国，“二十世纪中，必须出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竟盦：《政体进化论》，1903年6月《江苏》第3期。除去个别人曾在诗文中含糊地使用过“帝国、中华大帝国”这种词汇外，在日盛会成立之前，资产阶级的反清革命队伍中从来没有人著论怀疑或反对共和国的方案。
在中国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应当具备哪些内容呢？邹容提出了“中华共和国”的建国纲领，其主要内容有：
（1）“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
（2）“先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
（3）“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4）“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5）“凡为中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6）“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7）“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
（8）“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9）“各人权利，必需保护；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
（10）“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导旧日之政府”。
（11）“‘中华共和国’为独立自由之国”。
（12）“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在提出这些纲领时，邹容说明是“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上引各条内容，有八条是因袭当时所译的《美国独立檄文》见1901年5月《国民报》第一期。的原文。邹容还要求，共和国的宪法、自治法、民法、政府组织等方面都参照美国的办法。
这份建立共和国的纲领浸透着革命民主主义精神，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要求。邹容曾强调，革命有“野蛮”与“文明”之别。“野蛮的革命”主要是指带有盲目性的群众自发斗争。他认为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肆，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因此，他要求“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争自由平等独立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这种“文明革命”实际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将革命加以“野蛮”和“文明”的区分，是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特殊历史使命的表现。邹容规定中国“文明”革命基本内容时说；“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与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条分缕析的“中华共和国”的纲领就是这一基本内容的扩展，它的核心是要求实现自由平等权利。从这个核心出发，要求建立维护这种权利的、民族的、民主的共和国，这个国家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在革命宣传丰富的内容中，值得重视的还有宣传家们对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探讨和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
1901年，《国民报》就指出，英美“国内之政治，未适自由平等之极者伙矣”，我国不能只希望“与欧美等”，而应“造乎极域”，“转令欧美之人，自我而享自由平等之实福”《二十世纪之中国》，1901年5月《国民报》第一期。首先表现出探讨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愿望。1903年，章炳麟等指出，反清革命“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会之命，未始不随之而革也”《驳（革命驳议）》，1903年6月13日《苏报》。章炳麟、秦力山还记载了他们和孙中山讨论土地制度问题的内容，秦主张将全国土地作为无主地分给耕者，“以今日之不耕而食之佃主，化为乌有”遁公秦力山：《〈上海之黑暗社会〉自序》、《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册。这年邹容宣称：他正在考虑“均贫富”的问题1903年12月5日《中外日报》。而《俄事警闻》说，在一定时候“可以想个把田地归公的法子”《告农》，1903年12月23日《俄事警阿》。1904年初，蔡元培在《新年梦》一文中设想了“文明的事业达到极顶”的未来极乐世界，在那时“因为人类没有互相争斗的事了，大家协力地同自然争”。1904年2月25日《俄事警闻》。不久，刘师培作《论中国阶级制度》一文，要将“阶级制度消灭无存，而中国之民悉享自由之幸福”1904年5月12日《警钟日报》。革命派人物的这种探索明显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各派社会主义思想，很早就有人在中国作过介绍。1903年前后，革命派的书报也对它产生了兴趣，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等派学说。但无论是介绍者或读者，对这些思想学说都没有很好地研究，许多人从其中得到的，仅仅是对被压迫被剥削民众的同情，和对激烈制裁反动统治者的兴趣。例如：对于俄国虚无党，中国革命者反复称道他们暗杀手段的激烈、勇敢，对其激进的民主义思想却未遣深论。中国革命者对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探讨无法脱离中国的社会环境，他们往往只能提出一些含糊的愿望，而稍一具体，即显示出本质上还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土地问题的主张如是，消灭地主阶级的主张如是。刘师培主张“三民主仆之称，使世之乏资财者悉行作工自由之制，以争存于社会之中”。所谓“消灭阶级”原来只是使有身份束缚的封建奴隶变成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他们有时也直接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譬如有人说：“救汉族之策将若何？亦惟兴汉族之财。”“兴利之策以升源为主。时至今日惟有广开工厂、振兴实业耳。”“复合各地之绅商，经营路矿，使兴利之权在下而不在上。”郑贯一指出，铁路、矿山等主要经济部门在清政府下应当争归民有，等新政府成立再归国有，因为新政府也是民有的。但是，总的看来，宣传家们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说得很少，他们都被迫切的政治问题吸引住了。
对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也是《国民报》发端的。它指出：“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盖脱君权、外权之压制者，犹所谓自由之形体；若能跳出数千年来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外，仍所谓自由之精神也。”这些话无疑是精彩的。革命宣传家们用自由平等观念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所谓名教育，教猱升木，便利盗贼夷狄之利器也”，“以吾国民之性命，供白人之菹醢，亦孰非名教者邪”，“大奸臣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权利篇》，1903年3月《直说》第2期。“牢固益牢固，由是以君权之无限”《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册。由是以君权之无限“名为尊圣道，实则塞人民之心思耳目，使不敢研究公理而已”《道统辩》，《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册。“无一言不以古人为护身符，无一事不以古人为定盘针，束缚思想，拙塞灵明”云窝（候鸿鉴）：《教育通论》，1903年6月《江苏》第三期。举凡名争，礼法，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礼乐，道统，正统，汉学，宋学，都受到指责。邹容给封建说教一个名称：“造奴隶之教科书”。批判的矛头还指向“至圣先师”孔子，指出“孔子是个顶喜欢皇帝的东西”《国民意见书》，1904年7月《中国白话报》第18期。“所有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陈君衍：《法古》，1903年5月27日《童子世界》第32期。随着这种批判兴起的还有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要求，它日益发展为群众性的运动。但是，必须指出，革命派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是极不充分的，并未付出多大气力。相反，许多革命者不能摆脱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迷信封建说教。孔子依然是个偶像，连邹容也称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圣人”。尧舜禹汤周孔“遗教”更是许多人所念叨的。一部分宣传家附和儒家学说以宣传“革命排满”讲究夷夏之辩，九世复仇，还有人把孟子的“民为贵”说成民权思想，主张尊孟抑孔。这种附会的办法给政治宣传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和封建思想妥协却留下严重祸患。1902年，邓实主编的《政艺丛书》中就出现“保存国粹”主张。1904年冬，他又与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组织国学保存会，发刊《国粹学报》，便形成一股思潮。章炳麟被他们奉为大师。这些人当时并没有独立于革命之外的政治主张，也讲求西学，但他们迷信“三坟五典，为宇宙开化之光；金阪六韬，作五洲文明之祖”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序》，载《乙巳政艺丛书》。忧心“国学之厄，未有甚于今日者”，终于在文化思想上日趋倒退。他们无限制地夸张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历史地位，鼓吹有害的封建思想。后来，他们中间有些人竟成了封建文化的卫道者，革命热情完全丧失。
反清革命的民主主义要求使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揭开了对社会经济制度变革问题的探讨和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发挥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但是显然没有认真进行到底。他们不懂得，忽视了这些，必然会影响他们在政治方面的成就。
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其革命活动时，他们把自己的行动叫做“造反”，后来在外国人启发下，才改称为“革命”。但是，“革命”在当时并不像后来这样被认为是正义、崇高、美好、神圣的事业，相反，它是一个可怕的专用词，清廷就直呼革命党人为“革命匪党”，谁要是“附从革命”，那就等于自绝于社会。这种局面的扭转，人们视听的矫正，主要是革命宣传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