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个有“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美名的皇帝。他曾问魏征：“人怎样才能不受欺？”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太宗深以为然。但太宗在纳谏过程中，自我中心意识也时时露头。比如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出嫁时，其嫁妆排场要超过大女儿。为此魏征直言谏明。太宗到后宫见到长孙皇后发狠道：“总有一天杀掉这个乡下佬！”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当众侮辱我！”皇后不敢多话，马上换上朝服煞有介事地向太宗祝贺：“古语说得好‘君明臣直’。魏征的直是陛下英明的缘故，妾特向陛下祝贺。”太宗这才消了气。其实皇后还是用巧妙的恭维话解决了问题。
唐太宗到了晚年，批评也不大听得进了。那些敢于进谏的大臣先后去世。他跟大臣们议事，常常是夸夸其谈，务必压倒对方为止。刚强高傲，日胜一日，以致生活上好色自戕，竟服食方士丹药，政事上又有多处失误。
为什么同是一个唐太宗，却前后判若两人呢？唐太宗曾因群臣不肯进谏而问过魏征。魏征回答说：“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伎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魏征这里只是有保留地从唐太宗脸色变化这个表面现象来说的，其实，根本原因还在于唐太宗在执政之初为了保住江山，除了自己的励精图治外，还需要文武官员为他效劳，因此，不平等待人不行。后来，他的翅膀硬了，江山坐稳了，他的帝王思想也就大大膨胀起来，俨然是一个行为万世师、言体万世法的皇帝顶峰。集思广益的“耳顺”被阿谀奉承的顺耳声所代替。自己既然那么正确、英明、伟大，还要别人啰嗦干什么！于是，“一言堂”的匾额也就这样挂了出来。
唐玄宗早先是个有为的明君，他励精图治，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他那时所任用的宰相，都是敢于提出自己意见的人。虽然接受时对一些尖锐的批评有时也难以容忍，但他毕竟明白，这是为他好。所以他对人说，我虽然瘦了，但天下人都肥了，国家富强了，这就是纳谏的好处。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可以集思广益地得到很多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好主意，这样便能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克服因一个人思考、决策的种种局限和弊病，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合理化。唐玄宗的前半生就是因为坚持了纳谏，才使唐朝实现“开元之治”的。但是，后来随着事业有成，有了一定权威以后，他慢慢就不重视倾听别人的意见了。开始是可有可无，逐渐变得不耐烦，最后干脆把纳谏之门关死，从此，他成了目不明、耳不聪的昏君，因为他听到的只是包围他、封锁他、顺着他心说的那些顺耳之言，看到的也只是他喜欢看的那几个人，于是李隆基、杨国忠这样的人物就应运而生成为“宠臣”了。闭目塞听的结果是他被小人坏人包围，成了昏君。不久就成了“安史之乱”。
唐玄宗由明君向昏君的转变就是由纳谏到拒谏开始的。因此，虚心接受不同意见对领导人来说绝不是一件小事。唐朝有一位学者说：“谔谔能昌唯唯亡。”更把纳谏提到了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