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由于鲁穆公支持儒、墨两家在鲁国并存，结果使得两家相互诘难、相互抨击，在一系列问题上，两家形成了尖锐对立的矛盾，最终促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第一阶段——儒、墨显学之争。
◎文苑拾萃
礼乐制度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为加强统治，周朝初期的统治者实行了“封诸侯，建同姓”的政策，将周王室的贵族分封到全国各地，建立了西周的属国。周武王死后，年幼的周成王继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辅政。周公旦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臣子。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又实行了“制礼作乐”的制度，对原有的政策进行总结、继承和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
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可谓相辅相成。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定的等级，具体表现为“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古代舞队的行列，八人为一行，称为一佾。按照周礼，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即64人），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因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人数也不同，这就为人们灌输了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
周代的音乐领导机构被称为“大司乐”，是世界上出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音乐教育与音乐表演机构。它所培养的对象是王和诸侯的长子、公卿大夫的子弟以及从民间选拔的优秀青年，主要教授学员们学习六代乐舞与小舞。大司乐教育贵族子弟学习音乐并非是让他们真正去表演，而是让他们懂得“礼乐”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方式。
国有三不祥
◎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异宜，不可逾量。——唐·魏征
晏婴（公元前578—前500年），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又称晏子。夷维人（今山东莱州）。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历任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辅政长达50余年。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晏婴病逝。晏婴头脑机灵，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君。对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
从前，齐国人将老虎和蟒蛇看作是不祥之物。
有一次，齐景公到野外打猎。刚刚爬上山头，他就手持弓箭寻找猎物。突然一阵狂啸，从草丛里跳出了一只吊睛白额猛虎，把齐景公吓了一大跳，一伙人赶紧跌跌撞撞地扶着齐景公逃到山沟里。
齐景公一行人在山沟里没走多远，又看到一条水桶粗的青皮蟒蛇盘在岩石上，正恶狠狠地朝他们吐着毒芯。
一天打猎受了两次惊吓，齐景公感到非常扫兴，什么也没有捕捉到，就惊魂未定地返回了。回到宫中，齐景公急忙把晏子叫来，问道：“今天寡人上山见虎，下沟见蟒，这怕是我们齐国的不祥之兆吧？看来下次外出时还需要选择一个黄道吉日啊！”
晏子回答说：“出门选择吉日纯粹是虚妄之言，大王不要被蒙骗了。我也听说一个国家确实会有不祥之兆，而且有三不祥，猛虎、毒蛇都不算在内的。”
齐景公忙问：“是哪三不祥呢？”
晏子回答道：“一是国家有了贤明的人才，而大王不去选拔，不想知道；二是大王知道了有德才兼备的人，也不愿录用；三是大王虽然录用了贤明的人才，却不肯信任他们。所谓不祥，尽在于此。至于今天上山见虎，那是因为山是虎的巢居；下沟见蟒，那是因为沟是蟒的洞穴，这同国家有什么关系呢？怎么能说这是齐国的不祥之兆呢？”
齐景公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在晏子的辅佐下，齐国的朝政有了很大的起色。
◎故事感悟
晏子用三不祥告诉景公一个道理：不善于发现、使用和信任人才，甚至糟蹋人才，这对国家的损害是无法估计的，这才是不祥之兆。遇见虎，遇见蟒，那是自然现象，而没有任何指向，也没有任何征兆的意思。齐景公正是由于听取了晏子的教诲，才使得国家兴旺繁荣起来。
◎史海撷英
齐景公与弦章
春秋时期，齐国自从宰相晏婴死了后，一直没有人当面指责齐景公的过失，因此齐景公的心中感到很苦闷。
有一天，齐景公宴请文武百官。席散后，君臣一起到广场上射箭取乐。每当齐景公射出一支箭，即使没有射中箭靶的中心，文武百官也都高声喝彩：“好呀！妙呀！”“真是箭法如神，举世无双呀。”
事后，齐景公将这件事情与他的臣子弦章说了。弦章就对景公说：“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臣子，古人有话说：‘上行而后下效。’国王喜欢吃什么，群臣也就喜欢吃什么；国王喜欢穿什么，群臣也就喜欢穿什么；国王喜欢人家奉承，群臣自然也就常向大王奉承了。”
齐景公听了弦章的话，认为弦章的话很有道理，就派侍从赏给弦章许多珍贵的东西。弦章看了摇摇头，说：“那些奉承大王的人，正是为了要多得一点赏赐。如果我受了这些赏赐，岂不是也成了卑鄙的小人了！”最终他没有接受这些珍贵的东西。
◎文苑拾萃
《易传》
《易传》之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人们把解释《周易》的文辞都称作《易传》。如今《易传》已成为《周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易传》共分七种十篇，分别为《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自汉代起，《易传》又被称为“十翼”。
教子不伤父子情
◎前虑不定，后有大患。——《战国策》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孟子与孔子合称为“孔孟之道”。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散文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第四代弟子。
孟子是我国战国时期一位大思想家和教育家。
孟子主张不要亲自去教育自己的儿子。
孟子有“教亦多术矣”的观点，并具体解释了这种观点下的五种教育方式：“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者。”意思是说，像及时雨那样滋润、成全品德，培养才能，解答疑问，让学生自己去向以往的榜样学习，都是应有的教育方式。他甚至认为，自己不去教诲别人，也是一种教诲。比如，放弃对自己儿子的教育。
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孟子的主张是异乎寻常、出人意料的。简单地说，就是不要亲自去教育自己的儿子。
学生们听到老师说这样的话，只是傻愣愣地张大了嘴巴，瞪着一双双失神的眼睛，不敢有任何反对。只有公孙丑敢于说话，他问孟子：“君子之不教子，何也？”这个问题，公孙丑不但提得好，而且恰到好处。既然是君子，为什么不去管教自己的儿子？
对于公孙丑提出的问题，孟子是这样回答的：“教育儿子，要用正道正理，如果没有效果，父亲就会愤怒。而父亲一愤怒，就会伤了父子之间的感情。其实，不但父亲要恼怒，连儿子也会有想法的。儿子会反问父亲：您拿正理正道来教我，您的所作所为却不是出于正道正理。这样，父子感情一伤，父子之间就会产生隔阂。隔阂存在于父子之间，那是最不好解决的。”
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种看法，与今天的“没国哪有家，没家哪有我”的歌词如出一辙。
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亲爱和谐的气氛，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这样才会“天下平”。国家安宁，社会稳定，家庭和睦，是环环相扣，哪个环节都是不可少的。只有缺一不可，天下才能太平。
孟子认为，父子关系在家庭中最为重要。“亲”是基本原则，考虑到“亲”的关系不能被破坏，如果要维持父子之间的亲情，父亲就不要亲自去教育自己的儿子。如果父子之间的感情破裂，社会的稳定就会被破坏。
孟子的“教子不伤父子情”的观点，从大的方面看，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就现实社会生活来讲，似乎不尽可取。子女的教育是社会性的，家庭，尤其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教育自己的子女，具有不可推卸、义不容辞的责任。家长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事必躬亲，也是应该坚持的必要方式。问题的关键，似乎是应该很好地掌握教育的方法及其“度”。坚持对子女进行正面教育，又不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应该是一条基本界限。倘若能由此而增进彼此的感情，那自然是再理想不过的。
◎故事感悟
孟子的观点现在来看是不正确的。家长应当以身作则，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身教在先，言传在后，坚持“身教胜于言教”，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影响和感染子女，为子女树立学习的榜样。这样，为子女灌输“正理正道”的时候，也就不至于因自身行为缺乏检点而令子女不服。当然，也就不用担心“教子怕伤父子情”问题的发生了。
◎史海撷英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老师您擅长哪一方面呢？”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我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呢？”
孟子说：“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这种气，极端浩大，极端有力量，用坦荡之胸怀去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不过，这种气必须与仁义道德相配，否则就会缺乏力量。而且，必须要有经常性的仁义道德蓄养才能生成，而不是靠偶尔的正义行为就能获取的。一旦你的行为问心有愧，这种气就会缺乏力量了。所以我说，告子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培养义，心中不要忘记，但也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它生长。不要像宋人一样：宋国有个人嫌他种的禾苗老是长不高，于是到地里去用手把它们一株一株地拔高，累得气喘吁吁地回家，对他家里人说：‘今天可真把我累坏啦！不过，我总算让禾苗一下子就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到地里一看，禾苗已全部死了。天下人不犯这种拔苗助长的错误是很少的。认为养护庄稼没有用处而不去管它们的，是只种庄稼不除草的懒汉；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庄稼生长的，就是这种拔苗助长的人——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害死了庄稼。”
◎文苑拾萃
《谷梁传》
谷梁传是《谷梁春秋》的简称，是一部对《春秋》的注解。
《谷梁传》所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作者相传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只是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
《谷梁传》与《左氏传》、《公羊传》一样，都是为注释《春秋》而作的。在汉代以前，解释《春秋》的有五家，除《左传》、《公羊》、《谷粱》外，还有《邹氏传》和《夹氏传》。到汉朝初年，《邹氏传》和《夹氏传》两家便逐渐失传了。而《公羊》与《谷梁》则用汉时流行的隶书记录成书，称为今文，立于学官，也就是在中央国立大学设立课程，专门备有博士加以传授。
《谷梁传》与《公羊传》体例相同，都是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解说《春秋》，是阐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经书。《公羊传》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与现实的政治配合较密切；《谷梁传》则主要以文义阐发《春秋》经文，行文比较谨慎，认为应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主张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因此，宋代的《春秋》学家胡安国说：“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
《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传》一样，最早与《春秋》都是“别本单行”的。到晋朝范宁作集解，就将经传合为一书。后来，唐朝的杨士勋又进一步为之作疏，称《春秋谷梁传注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几家为《谷梁传》作注的，比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经注疏》。
顾恺之焚子券书
◎行成于思，毁于随。——唐·韩愈
顾恺之（约345—406年），东晋画家。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曾为醒温及殷仲堪参军，义熙初任通直散骑常侍。刘裕北伐南燕，恺之为作《祭牙（旗）文》。多才艺，工诗赋、善书法，尤精绘画，尝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多作人物肖像及神仙、佛像、禽兽、山水等。
东晋时期，南方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官僚及其子弟经商与放高利贷的现象日趋增多。对这种现象，许多清廉正直的官员颇不以为然，不但不经营，而且还严格约束子女和家人，禁止他们从事这项活动，顾恺之就是其中颇为突出的一个。
顾恺之“尚俭素，衣裘器服，皆择其陋者”。这种说法，是对顾恺之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崇尚的是勤俭朴素，他穿的衣服以及使用的器物，都是价格低廉的。
顾恺之不但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而且重视对子女和家人的管束，家中上下关系融洽，为乡里所称道。
顾恺之有五个儿子，其中三子顾绰不听教诲，经营高利贷，家产丰饶，乡里士族、平民欠顾绰债务的颇多。顾恺之屡次加以禁止，但顾绰执意不改。
顾恺之出任吴郡太守以后，对儿子顾绰说：“吾常不许汝出债，定思贫薄亦不可居。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吾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凡诸券书皆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