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十五岁的欧阳修提前致仕，到颖州安度晚年。他继续诗文创作和考辨古史，还悉心整理和修订自己的文集。他又自取了一个新的别号——“六一居士”。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这一位老翁因病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死后，他被谥为“文忠”，留下了《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杂著十九卷，《〈集古录〉跋尾》十卷、书筒十卷。
【作者点评】
欧阳修被称为“天下翕然而师尊之”的一代文宗，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
北宋一代，早自建国之初，就已有诸如柳开、穆修、王禹等人对晚唐、五代以来泛滥于文坛的浮靡风气表示不满和反对。他们慨叹“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指责“秉笔多艳治”的不良文风，主张“革弊发古”，继承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提倡“孔子、孟子、扬雄、韩愈之道之文”等。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呼喊，还显得声音微弱；他们打出了诗文革新的旗号，但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开始出现波澜壮阔的局面，是在仁宗以后，欧阳修生逢其时，在这次运动中发挥了领袖作用。
欧阳修自天圣年间步入仕途，就在西京与友人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结成了一个锐意改革的文人集团。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同为古文歌诗”，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并开始从声势上压过盛极一时的时文“西昆诗”。尹洙的作品足为“后世师法”，梅尧臣是“诗坛称子将”，苏舜钦学古文在欧阳修之先。欧阳修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其后几十年间，一直给尹洙、梅尧臣、苏舜钦以支持，推崇并扩大他们的声望和影响。
北宋诗文革新的兴起，是与统治集团内部不断酝酿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相密切联系的。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至明道二年（1033年），朝廷两次下诏申诫浮华，提倡散文，也都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欧阳修有意地把文体革新同政治上的改革结合起来，从而把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引向深入。欧阳修在理论上提出了“道胜者，久不难而自至”，“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欧阳修所谓的“明道”、“知古”，表面上不过是继承古代儒家之道，实际上却是借以确定一种与当世污浊风气相对立的守身处世原则。要求诗文表现这样的内容，自然具有“致用”的目的，具有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意义。欧阳修以古文、诗歌来表述自己的思想，用古文、诗歌作为武器，向奸误国者表示不满和抗议，对谗言惑众、趋炎附势者的卑劣行径加以指斥。
仁宗嘉潭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权知礼部贡举。当时应考的读书人喜欢写作险怪奇涩的文章，号为“太学体”，欧阳修极力排斥，贬抑这种文体，凡是写作这种文章的人一概黜落。这件事情结束后，从前那些轻狂浅薄的人侦察得知欧阳修出门，聚集在一起气势汹汹地拦住欧阳修的马头高声责骂，街上的护卫无法制止。然而科举考试的风气，却从此得到了改变。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爱惜人才，重视人才的荐举和对后进的奖掖。他为曾巩应进士试落第深感不平。后到嘉潭年（公元1057年）知贡举时，他亲自将曾巩连同当时同样不为人知的苏轼、苏辙兄弟，一并擢为进士。苏轼的父亲苏洵，为眉州布衣，科举不中，欧阳修赏识他“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也予以推荐。欧阳修还多次揄扬和荐引王安石，称赞他“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厚，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曾巩、三苏和王安石，在欧阳修之后，都成了宋代著名的古文大家。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和文坛、诗坛，对于巩固和扩大诗文革新运动的阵地，对于北宋中叶以后诗文创作的繁荣，起到了骨干作用。
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创作了一批“超然独骜，众莫能及”的散文作品。各种形式的短章大论，是他抒发感慨、寄托性情、表述理想的重要工具，是他革除时弊、发表政见、改变文风的得力武器。散文创作的成绩，是他文学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
欧阳修的政论文专就某事某人立论，现实性强，中心突出；一般以说理充分见长，却也不乏委婉变化之妙。王安石评价他的政论文“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灿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
他的题为“记”的文章，很少单纯记游、记事，往往重在抒情，或其中富有较多的理趣。《醉翁亭记》描写山水景色稍多，实际上也还是借以表“太守”的襟怀。他的书信，内容形式不拘一格。他被贬峡州时所写《与尹师鲁书》，情真意切，深婉细密；有名的《与高司谏书》虽有意抨击、声讨对方，却并不一味地怒颜厉色，而是从容不迫、条理明晰、鞭辟入里。欧阳修的散文还包括序、跋、祭文、墓志铭等形式。吴充评价他的散文“文备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而且“笔札精劲，自成一家”。
相比而言，欧阳修的诗歌成就虽然没有他的散文成就高，但他的诗也独具风格。他的诗不用生辟的典故，不堆砌华丽的词藻，不讲求奇巧的对仗，只描述眼之所见、心之所感，仿佛信手拈来一样，质朴而平易地表现生活。他还喜欢在诗中发表议论，以议论入诗，经常把议论同抒情、记事结合起来，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增加了诗的现实性，对于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诗风产生了较大冲击。
欧阳修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是一位大词人。他的词在内容上多属于“金樽檀板”、“聊佐清欢”之类，但在艺术上，则继承和发扬了南唐冯延已一派清隽的风格，弃了花间派铺金缀玉、脂香粉腻的习气。欧词中有大量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也有不少写景之作和伤春、叹老、惜别之作。欧阳修的部分即景抒情的词格调清新峻洁。但他词的创作因袭多，革新少，落后于他的诗、文的创作。
欧阳修在中国史学上是有一定地位的。《二十四史》中就有他主编的《新唐书》、《新五代史》，他还有一部金石学著作《集古录》。
欧阳修从景棠昙（公元1034—公元1038年）开始修纂《新五代史》至嘉涛迥（公元1060年）成书，费时二十余载，如果将此后“精加考定”等功夫包括在内，则在三十年以上，几乎消耗了欧阳修的半生心血。
《新五代史》所获得的许多成就，几乎是举世公认的。欧阳修在考辨资料的基础上，订正了《旧五代史》及其他史著的不少失误。并且补充了旧史所缺漏的一部分珍贵资料，“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清人赵翼评价说：“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故所书事实，居纪月日，多有与旧史不合者；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欧阳修恢复并发扬以古史设表的优良传统。在司马迁的周代谱牒的启发下开创了用表格谱列人物、重要事件的先河。为了将头绪纷繁的五代十国史清理得井然有序，欧阳修在大量考订工作的基础上，列了《十国世家年谱》。《新五代史》文笔洁净生动，足堪与《史记》比肩。他以文豪大手笔修史，其文彩自非一般史家所堪比，许多纪、传和论赞，同时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诸如“套”、“木拐”等当时流行的民间俗字俗语，也通过他的手，第一次被文人学者所采用。通观《二十四史》，《新五代史》文笔之出色，的确是罕见的。
欧阳修主持修订的《新唐书》、诸“志”比《旧唐书》丰富得多，其不少载述，补正了旧书缺误《新唐书·食货志》篇幅是旧志的几倍，其关于人口、租调制度的记载非常充分、《艺文志》添辑的内容，唐人文集的篇幅比旧志《经籍志》增加了四五倍。欧阳修还在当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将目录学、地理学等成果采录入史，并大大改进了史志的编撰体制。《新唐书·地理志》在体制上对旧志有很大改进。新志载唐代各道疆域，既不以唐初为准，也不以唐末为准，而是以开元全盛的十五道采访使为纲。叙州郡建置沿革，则以唐末天淌彼定为据。欧阳修又将旧书原附各道之下的“羁糜州”抽出，别立一目，特为专述，使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疆开发状况一目了然。于各府州之下，用小字增标“有府若干”，为当时所特有的府兵，即平安无事时散耕于村野而隶属于州郡的营屯队伍。唐代军力布署的珍贵资料，藉此得以保存下来。欧阳修还在两京之下，附载宫阙规模，以叙此前没有的都邑建筑制度。《新唐书·地理志》的体制特点，连同其远较旧志丰富的各类记述，一方面反映了宋代地理学的发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表明新志作者善于将这些科学成果运用入史，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新唐书》还创立了前所未有的《兵志》和《仪卫志》以及前史几乎没有的《选举志》，唐代的府兵制度，《通典》等史籍全然不载。《新唐书·兵志》的内容虽未尽详，毕竟为府兵制的废置衍革、治乱兴亡之迹，提供了罕见的资料，并给后世诸史开创了新的范例。《选举志》则记述了教育史、官制史上十分重要的唐代学校科举与官吏铨选制度。
利用地下发掘和传世的金石遗文来考辨史传正误，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即金石考据学。而迄今最早的一部金石考据学名著，便是欧阳修的《集古录》及其《跋尾》。
《集古录》千卷所收金石文字，上起周武王，下迄五代；它们来自四海九州，名山大泽，既有汤盘、孔鼎、歧阳鼓、会稽石及汉魏以来的桓碑、彝器等铭诗序记，也有经幢咒符等神鬼怪文。欧阳修自皇棠昙（公元1049—1054年）开始着手编写，他将真迹列于前，释文例于后。他在汝阴闲居时，开始“与史传相参验”，到嘉贪四（公元1063年）成书。此外又写成《录目》十卷，《跋尾》达四百篇。
欧阳修的《集古录》及其《跋尾》即研究了某些朝代的典章制度，追溯了它们的渊源，补正了史传的许多缺误，也为当时和后世人提供了值得关注的宝贵史料。欧阳修所集的金石遗文，包括籀、篆、分、隶、真、行、草等各种字体和历代著名书帖。这对研究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都是大有裨益的。
欧阳修继中唐以来“异儒”突起之后，破除章句注流的束缚，大胆从经义本身寻求旨义，对经籍的作者多传注并提出许多质疑、辨驳，又从考据经籍扩展到考辨三传《史记》等史书，并就某些传统的史学观念展开批判。从此，在北宋掀起了一股怀疑先儒成见，重新考史解经的热潮。
毛泽东对欧阳修的政论文也很欣赏，在一本同治年间江苏书局重刊版《古文辞类纂》上面，毛泽东写了不少批语。其中对欧阳修的《朋党记》、《为君难论》都做了批注。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到：“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的观点，他认为欧说“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在《为君难论》中，毛泽东的批语达五处之多。欧阳修论及“前世为人君者，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时，举前秦苻坚九十六万大军败于东晋几千人为例，毛泽东认为（苻坚）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止，未必不可为。后又举五代后唐清泰帝因采纳薛文遇之议徙石敬瑭而亡国。毛泽东则认为“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汉元帝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毛泽东则认为“也是一句空话”。
欧阳修论到“用人之难难矣，未若所言之难也”，他说：“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明暗也；谀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怒，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贤愚也：是皆未足为难也。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有辄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他列举了秦王翦、赵李信、赵括、赵奢之例，因而得出结论：“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进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的观点，他举出了历史上许多用新进成功之例，他说：“看什么新进。起（白起）、翦（王翦）、颇（廉颇）、牧（李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
毛泽东观察问题总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欧阳修是一位封建时代的文学家、史学家，他对历史的认识有其局限性。毛泽东凭借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加上他高屋建瓴的眼光，对历史人物的臧否自然要胜欧阳修一筹。
毛泽东从思想性的高度对欧阳修的《新唐书》进行了评价，他说：“《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同时毛泽东对《新唐书》中的《严郢传》、《吴通玄传》分别批注道：“此篇写得不错”，“这一篇写得很好。”欧阳修的《新唐书》具有很高成就，较《旧唐书》而言，在思想性方面的确如毛泽东的评价：稍逊色。
总而言之，欧阳修作为身居参知政事高位的大文豪，大史学家，他的作品及勇于创新的精神，激励后人，至今乃为人们所传颂。
（卜庆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