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又与李鸿章合奏清廷派学生出洋留学。计划每年选派30名，四年共派120名优秀少年赴美留学，由容闳等人带队负责。是为中国公派留学之始。后因顽固势力的阻挠，这批学童不得不提前回国，学业未及完成。但后来这批学童中仍产生了不少近代杰出人物，如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代表。曾国藩的洋务活动，虽然其目的仍是为了维护清朝反动统治，但却多少给近代中国增添了不少新的东西。从而也为其一生，增添了些许亮色。
太平天国运动覆灭后，清廷论功行赏，曾国藩被加恩赏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候爵。其时湘军兵马也在十万以上，可谓名高权重，势力雄厚。野史传说当时曾有人劝说他趁机推翻清朝统治，取而代之。曾国藩素以忠君卫道为己任，自不会有谋叛篡位之举。但曾氏素读史籍，深知功高震主，树大招风。因而处处小心谨慎，时时自加贬抑。为了取消清廷对自己的疑惧心理，他大量裁撤湘军，并在南京建造旗兵营房，请北京八旗兵南来驻防。
南方的太平天国虽遭镇压，但北方的捻军势力却迅速发展起来，1865年，清军“剿捻”名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清廷只好再次请曾国藩出马。同治四年（1865）五月，曾国藩率军出征。他一反僧格林沁“穷追猛堵”的战术，采取“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专事近剿，不事尾追，以静制动”的战术。在临淮、济宁、周家口、徐州等重点地方驻扎重点，令地主乡绅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又以东起运河，西及沙河、贾鲁河，南至淮河为防线，并在自朱仙镇至开封地段和黄河南岸挖壕设防，以围困捻军。无奈此时湘军已经军纪败坏，缺乏战斗力。而淮军将领则又时常不听曾国藩调遣。捻军使用运动战术，东突西去，于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冲出防线而去。曾国藩的“剿捻”计划破产，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剿捻无功”。清政府只好改调李鸿章来负责剿捻。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又被派去查办“天津教案”。曾国藩自认中国军力弱小，只有与洋人委曲求全。结果他判处二十名良民死刑，充军二十五名（包括主持正义的天津知县刘杰），向洋人赔款五十万两白银，并派崇原去法国道歉，结果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唾骂。居京的湖南士绅甚至将他开除出同乡会。他自己也深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为一生憾事。”曾国藩的声名也因之而江河日下。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五日，曾国藩卒于南京两江总督任所。终年六十二岁。其死后被清廷谥号“文正”，后人往往称之为曾文正公。曾氏一生著述甚丰，传世的作品有日记、家书、奏稿等多种，今均收入《曾文正公全集》。
【作者点评】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至为深远的一个人物。近代史上的颇多著名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其为“圣哲”。梁启超、杨昌济、陈独秀等也都对之表示过钦佩与推崇。毛泽东年轻时也不例外。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小时候曾长期住在外婆家里，多少听到过一些有关曾国藩的故事、传说。青年时代，他爱读梁启超的文章。他的老师杨昌济因毛泽东出生农家，天资颖悟，也时常拿曾国藩的例子来勉励毛泽东好好学习，严于律己，将来争取成就一番事业。毛泽东本人也认真阅读了曾国藩的日记、家书等传世的著作。因而在青年毛泽东的《讲堂录》及其他早期文稿中，留下了不少论及曾国藩的文字。
毛泽东于1915年6月25日致信湘生，在信中列举了曾国藩的家书，并表示自己要专心致志，研治科学，决不旁务以致分散精力。毛泽东援引曾国藩家书中曾氏诸事太杂，百无一成的话，认为其乃金玉良言。可见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治学经验十分推崇。
第二段文字摘自毛泽东学生时代写的《讲堂录》。曾国藩认为士大夫要想转移世风，当养成厚实的品格。毛泽东不仅对之大为钦服，而且对之有自己更深入的理解。毛泽东的《讲堂录》中所记下的曾氏格言，都是他用来激励自己修身养性的。当时的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十分注重个人品性修养。曾国藩提倡养成厚实的品格，反对说空话大话，行架空之事，这与毛泽东一向注重务实颇相暗合。此中可见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的修身之道，也是十分钦佩的。
第三段文字见于毛泽东致友人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在信中盛赞曾国藩的军事政治才能。认为曾国藩收拾洪杨一役，堪称“完满无缺”，并毫不掩饰地声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一个“独”字，极见毛泽东对曾国藩评价之高。毛泽东认为，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就大功，与其渊博的学识是密不可分的。并由是总结出“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的结论。治学与做事，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问则是做事的基础与本源。不学者必无术，势必难以承担大事。纵观曾国藩一生的历史，毛泽东的这一看法不仅符合事实，而且极富洞察力。曾国藩一生可分前后两个时期。他自6岁那年入学读书至母亲丁忧从京城回籍守制，此一时期是其前半生，曾国藩这时的重点主要放在读书治学，修身养性上。之后的半生则以从事军政活动为主。曾氏后期的事功与其前期的治学修身功夫密不可分。曾国藩熟读经史，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学有本源。他训练湘军，参考了戚继光的练兵方法，故能练出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来；他攻取天京，先取上游，从上而下，高屋建瓴，这一战略思想也是他在总结了历史上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制定的；他受过严格的理学训练，因而个性坚毅，百折不挠，每次遭受失败后，都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做到败而能振。这一切，确非一般不学无术之徒所能做得到的。
青年毛泽东的上引三段文字，言有尽而意无穷，从治学、修身、事功三个方面对曾国藩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并且注意到三者的相互联系，认为曾国藩后期的事功，是其早期博学的必然结果。应该指出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尚未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故而对曾氏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所谓“事功”未加批判，对曾国藩作为封建卫道士的反动的一面也未予揭露，这是可以理解的。
曾国藩是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夫”、“卖国贼”的徽号。曾国藩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见《曾文正公全集》首卷第5页。；他的门生故吏则颂之为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名相。辛亥革命前后，有人开始斥责他为“残杀同胞”的败类，“遗臭万年的汉奸”。真所谓“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则萧一山的《曾国藩传》，第2—3页。
笔者认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极具矛盾性的人物。矛盾的根源则在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与复杂性。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旧者将死而未死，新者将生而未生，新旧交杂的过渡性社会。洪秀全举起太平天国的大旗，力图建立新的政权，然而其思想和手段却是旧的。旧的拖住了新的，其革命注定要失败。曾国藩起而卫道，镇压了农民起义，使清代统治得以苟延残喘，但旧的东西已经腐朽没落，所谓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泡影。曾国藩固然具有相当的军事才能，这在他的治军训练，战略战术中都有体现。然而却并不能使正走向灭亡的清王朝“起死回生”。其事功实不足道。
近代中国处于中西矛盾十分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挟其坚船利炮汹涌而至。他们既是十恶不赦的侵略者，又是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拥有者、传播者。这一矛盾的角色往往引起近代中国应付失策。曾国藩对外主张妥协退让，处处与洋人委曲求全，被人骂为“卖国贼”真是罪有应得。但他注意学习和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开国内洋务运动之先河，则是可取的。纵观其一生，曾国藩的所谓“事功”，主要是“忠君卫道”的一面，这实在不足为训。但其也有“洋务开新”的一面，其功绩则不容抹煞。“承往古衰朽之续，开近代风气之先”，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决定了曾国藩矛盾的一生。
此外，就治学、修身两方面而言，曾国藩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学识渊博，有着丰富的治学经验。他重视修身养性，强调身体力行。这一切无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封建糟粕，但确有许多可取的地方。青年毛泽东曾经十分钦佩曾国藩的学问、人品，并从中获取了不少教益。今天的人们只要具备批评的眼光，一定也可以从中深受教益。
（陈祖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