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们还没去请愿就散伙了。后来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绘形绘色地把事件描述为“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留意“至四月八日”一句，可知举人们“联轨察院前里许”，是5月2日之前的事情。与他前面所述互相对照，可以肯定，5月2日由于和约已成定局，大部分举人都散去了，集体请愿的计划“议遂中寝”。康有为即使坚持去都察院上书，也决没有一千三百人同往的盛况。至于后来不少历史书所写：“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则完全是文学化的描写了。
这种文学描写，究竟最早出自何人笔下，是康有为和他的门徒自吹自擂，还是别人添油加醋，都无关宏旨，但无论如何，1895年5月在北京举人们不仅仅是“集会”，也不仅仅是“拟上书”，而是确实上书了，不是一份，而是31份；不是一千三百人，而是1555人。因此，要说虚构，只能说时间、人数上有差异，具体到“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这一细节是虚构的。
不管这一系列“公车上书”事件，是反对签约的官员们在幕后操纵的，还是康有为、梁启超挑头组织的，也不管5月2日那天到底有没有上千人去都察院请愿，这些都无碍于我们触摸当年知识分子们搏动的血脉。
1895年的“公车上书”，与宋代的太学生伏阙上书，请求抗金，有本质的不同，它不仅开启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问政之风，更重要的是，它把个别事件引向了国家政治改革的方向，制造了一场社会运动。许多在北京参与上书的知识分子，在回到各自的省区后，组织起各种民间的压力团体、议政团体，成了清末政治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
与宋代太学生伏阙上书，相隔了七百六十多年，时代毕竟不同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独尊儒术两千多年的老大帝国，面临着十字路口。
在西洋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的各种沉疴宿疾、疑难杂症，一时俱发。当年金人入侵中原，带来了游牧文化，而现在西洋大炮带来的是工业文明。东方中古时代的农业文明，打不过西方现代的工业文明，中国必须“师夷长技”，走变革之路，才有复兴希望。当其时，以魏源、林则徐、郭嵩焘、徐继畲、梁廷枏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主张经世致用，在萎靡泄沓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呼吁变法。他们翻译和编写了不少介绍“夷情”的书籍，为人们打开了观察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其意义，殆与划破黑夜的闪电相同。
风气之开，甚于迅雷。经世派一出，思想界风云迭起。历经太平天囯、甲午战争之变，中国国势的衰弱，民族精神的沉沦，已到了人命浅危、朝不虑夕的险境。学习西方工业与科学技术，乃从林则徐时代几个孤臣孽子的拼死呼号，逐渐为朝廷所接受。于是有了洋务运动，造就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一批中兴名臣。
中国的当务之急，既不是如何拒“夷”于国门之外，也不是如何为往圣继绝学，重振旧政教，恢复旧纲纪，而是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不管学习过程多么痛苦与难堪，都无法回避，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惟有硬着头皮学下去。王阳明说“杀人当在咽喉上著刀”，此时此地，学习西方，就是振兴中国的“咽喉”。
然而，咽喉找到了，怎么著刀，却依然颇费周章。这也是令中国士大夫们陷于极度焦虑的难题之一。如何把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传统对接，赋予“学习西方”这一在前辈们看来有损国体的事情以正当性和合法化，是谁也绕不过去的一块石头。不是一句“尊王攘夷”或“全盘西化”的口号，就能轻易解决的。
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酵母之效。虽然仍未跳出儒家传统“内圣外王”的套路，也谈不上真正认识与学习西方文明，但它为中国学习西方找到了一个道德的立足点，说白了，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学为体，中国特色也；西学为用，资本主义也。对于唱惯“汉家不通无礼之国”高调的士大夫来说，“中学为体”这四个字，至关重要，是不是“洋奴”的分水岭，端在其中。从“尊王攘夷”到“尊王师夷”，中国往前迈出了蹒跚的一步。
历史上每一场大战争，都会引起社会变革。不是推动社会往前走，就是拉着它往后退。自鸦片战争以来，“往前走”与“往后退”的两股力量，在中国胶着争持。继同治中兴之后，戊戌变法、义和拳之乱、立宪运动、保路运动，以及各式各样的“改良”、“变法”、“革命”，连朝接夕，随踵而至，最终酿成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满清倾覆，民国创立。其间国家、民族、文化的命脉，存亡绝续，悬于呼吸，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开亘古未有之变局，是一点也没有夸张的。
推源溯始，中国的启蒙运动，是因救亡而起的，它往往被视为救亡的一个途径，或者说一种手段。因此，任何时候只要发现有更快捷的途径，以救亡为己任的启蒙者马上就会来个急转弯。
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旬刊），每期三四万字，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先后出版了69期，发表了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一纸风行，高峰时每期销17万份，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就是《时务报》上的一颗重磅炸弹，他大声疾呼：中国的官制必须改革！教育制度必须改革！科举取士制度必须改革！中国变则存，不变则亡！字字掷地作金石声，有如破山之雷，振聋发聩。梁启超说：
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然像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任公近著》（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23年版。
梁启超被后世称为中国第一代的启蒙大师。当年他在武昌拜会张之洞，张之洞以迎钦差的规格，大开总督衙门的中门、暖阁相迎，只差没有鸣炮致礼。可见他的名气之大。梁启超的成就，远在其师康有为之上，进入民国以后，经历了张勋复辟，康有为的名字已经臭不可闻了，但作为康门弟子，梁启超在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中，仍能别开生面，自成一家。
梁启超文章之所以大受欢迎，除了观点新颖外，文章风格，突破所谓桐城古文与八股时文的束缚，亦为重要原因。梁启超自称：“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新文体”——第一代的现代白话文出现了。
由于读者喜欢，许多报刊竞相模仿，一时风靡全国。人们又称之为“时务体”或“新民体”（《新民丛报》是梁氏主办的另一份报纸）。白话文先锋胡适总结，“新文体”受欢迎的原因：一、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二、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三、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四、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情感”。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