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在北大掀起了一股“新旋风”，学生们每期都争相传阅。每一篇文章都吸引着大家，从课堂到宿舍，从操场到饭厅，到处可以听到学生们的热烈讨论。大家把汉花园北大一院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叫做“群言堂”，把红楼一楼的图书部主任室叫做“饱无堂”——这是学生们开玩笑起的“雅号”，前者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意，以南方学生居多；后者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意，以北方学生居多——这两个地方，常常是“小朋满座”，聚议盈庭。
大家无拘无束，没有辈分与亲疏，自由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罗家伦追忆，“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傅斯年和他的前辈章太炎、梁启超一样，一旦认定了新文化、新思想，便毫不犹豫地背叛了师门。他几乎天天往《新青年》杂志跑，最初陈独秀还担心他是黄侃等守旧派的卧底，后来读了他的文章，才确信他就是自己千呼万唤的那种“新鲜活泼”的青年。
傅斯年的性格，火急火燎，勇于任事，他喜欢《新青年》，就想加入它的队列。1918年10月21日，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述：“玄同说明年起分编《新青年》，凡陈、胡、陶、李、高、钱、二沈、刘、周、陈（百）、傅十二人云”。《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即陈独秀、胡适、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刘半农、周作人、陈百年、傅斯年。可见在《新青年》内部，已把傅氏视作同人了。
傅斯年天生具有领袖气质，还没进入《新青年》圈子时，《新青年》就像一个闪闪发亮的殿堂，等他进入了，又被另一个更具光芒的梦想所吸引了——自己办一份杂志。
“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傅斯年说，“而且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助的事，最有益的自动生活。再就我们自己的脾气上着想，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曷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
傅斯年随即和徐彦之（子俊）、顾颉刚、潘介泉、罗家伦（志希）等几个学生朋友商量，徐彦之主张说干就干：“不成功也没什么不可以。”于是他们带着游戏的心态，把这当作未来的一种职业实习，开始着手筹备。他们作了一个预算，由徐彦之找陈独秀协商，看校方能否在经费上资助一下。陈独秀很爽快地答应：“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学长的支持，令学生们大受鼓舞。他们邀请胡适做他们的顾问。
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其他人呢？
胡适与傅斯年、罗家伦等青年学生，年龄接近、思想接近，交往十分密切，罗家伦说，他与傅斯年的深交，就是从胡适家开始的，“那时我们常去（胡家），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胡适待人接物的谦逊、宽容，令学生们对他甚有好感。
罗家伦对新青年同人，分别有一个评价：陈独秀是一个很激烈的人，好作惊人之语，聪明远过于学问；钱玄同新知识很少却满口说新东西，像疯子一样；刘半农为人轻薄；沈尹默过于深沉；陶孟和的中文太差；胡适为人谦恭，小心翼翼，对学问颇下过苦功，他的白话诗也很适合一般人口味。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更重要的是，傅斯年听过他的课以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傅斯年回忆］最先和罗志希、康白情两位研究办法，其后有十多位同学加入，对这事都很有兴味。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指导。10月13日，开第一次预备会，决定我们要办什么样的杂志，不使他杂乱无章，不使他有课艺性质，定他的原素是：
1、批评的精神；
2、科学的主义；
3、革新的文词。
子俊要把英文的名字定做The Renaissance，同时志希要定他的中文名字做《新潮》，两个名词恰好可以互译。11月19日，开第二次会，把职员举妥，着手预备稿件。李守常（大钊）先生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了新潮社用。李辛白先生帮助我们把印刷发行等事布置妥协。本年（1919年）1月1日第一号出世了。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9月。
新潮社的内部分工，傅斯年是主任编辑，罗家伦是编辑，杨振声是书记，参加工作的还有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诸人。学生们开预备会时，胡适还在北京。但新潮社成立（12月3日）和《新潮》正式出版时，他回老家办丧事去了，1月上旬才回到北京。他对这本由“孩子们”办的杂志，喜爱有加，觉得“精采充足，确是一支有力的生力军”。
新潮社和《新潮》杂志的诞生，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一直被师辈们视为拯救对象的新生代，终于闪亮登场了。昨天“救救孩子”的呼声，犹在耳畔，但现在孩子们却要用自己的声音，来救救那些在旧文化中沉浮挣扎的中老年们了。曾经在大学当“偷听生”的山西作家高长虹，后来大声疾呼：“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傅斯年宣称：“在我们筹备第一号出版的时候，只有有五卷寿命的《新青年》和方出世的《每周评论》，是我们的同道。”罗家伦对《新潮》的宗旨，有更清晰的表述：
我们主张文学主要的任务，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文学，而对非人的与反人性的文学。我们主张学术思想的解放，打开已往传统的束缚，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我们推广这种主张到传统的社会制度方面，而对固有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加以批评。我们甚至于主张当时最骇人听闻的妇女解放。《新潮》的政治彩色不浓，可是我们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们主张我们民族的独立与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与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重定价值标准，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态度，来把我们固有的文化，分别的重新估价。在三十年前的中国，这一切的一切，是何等的离经叛道。警世骇俗。我们主张的轮廓，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其实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之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互相的影响。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继承了《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旗号，傅斯年喊出家庭是万恶之源的惊世骇俗口号。在这本150页厚的杂志里，共发表了21篇文章，其中14篇出自傅斯年和罗家伦二人之手。在学生和老师中引起轰动，人人争阅，最初只印了1000册，不到十天便脱销，后来连续加印几次，总销量达13万册（后来每期维持在15万册左右）。“最初大家办这个杂志的时候，还抱着好玩的心理，”罗家伦说，“等到社会看重了，销数一多，大家一方面有一种高兴的心理，一方面有一种害怕的心理。因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气愈加紧张。”
据说这本杂志还惊动了国家最高首领，一位遗老把杂志拿去给徐世昌总统看，大骂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还得了，要求总统加以干涉。据罗家伦记述：“于是徐世昌拿这本《新潮》交给傅增湘，傅示意于蔡孑民，要他辞退了两个教员，开除了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这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是徐世昌授意傅增湘开除“四凶”，还是傅自作主张，迄未见确凿的史料为证，钱玄同在日记中记了这么一件事：
1月5日，钱氏和沈士远、沈尹默及教育部秘书徐森玉四人，在中兴茶楼吃晚饭，徐森玉谈到“有人为大学革新求徐世昌来干涉，有改换学长整顿文科之说”。却又没有提及事情是否因《新潮》而起，亦不清楚所谓“改换学长整顿文科之说”，究竟是“有人”向徐世昌提出的，还是出诸徐世昌自己之口。
这个谣言，倏起倏灭。到1月11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尹默来，知‘整顿大学’之说已归消灭。独秀已照常办事了。”《钱玄同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前后不到一个星期，谣言不攻自破。
自号“退耕老人”的徐世昌，是前清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满肚子旧学问，一脑子旧伦理，他的母亲刘氏又是桐城派刘大櫆的后人，新文化诸子骂“桐城谬种”，他内心当然不爽。但他既没有派军警抓人，也没有下令《新青年》或《新潮》停刊。你要出版，还让你继续出版；你要骂人，还让你继续骂人。只是让教育总长傅增湘去给蔡元培提个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