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国体又是什么？国体就是共和，其核心价值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蔡氏宣称：“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想尊孔子的只管尊，但要尊墨子、尊老子、尊耶稣、尊玉皇大帝、尊如来佛、尊苏格拉底、尊赫胥黎，亦应悉听尊便。古今中外，没有哪一家可以独尊，没有谁可以主宰全体国民的精神。
孔儒在中国的至尊地位，开始亮起红灯了。
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蔡元培称为白话小说开山的鲁迅，也在这时到南京投奔蔡氏，在教育部当了个小小的佥事，而且一当就13年。鲁迅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的同乡，生于1881年，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时启用的笔名。他因受不了绍兴混浊的空气所压抑，跑到南京谋事。1912年，北方官僚袁世凯接替孙文，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教育部从南京迁到北京，鲁迅也随之北上。
民初的北京，依然是一派皇城气象，三海日暖龙蛇动，紫禁风微燕雀高。官僚政客来了一大堆，却没有任何共和时代的新气息，活像一间“铁屋子”，里面全是“从昏睡入死灭”的活死人。鲁迅这位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的鼓吹者，每天除按时到衙门画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之外，便是钻进广和居和朋友饮饮酒，或躲在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以研究古碑拓片、读墓志、诵佛经打发时光。“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在这种死寂的环境中，躲进小楼，思想犹可自由，但走进人群，个性却很难解放。
1913年，蔡元培所说的“文学革命”，还没有半点影子。他在教育方面的改革，也遇到阻隔重重，令蔡氏意兴阑珊，于是挂冠出洋，赴德国莱比锡大学考察教育，研究世界文明史去了。他向袁氏辞职时，袁氏极力慰留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氏却不为所动，回答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接替蔡氏的新总长，就是在任内宣言“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的汪大燮，他接篆伊始，要求教育部部员往国子监祭拜孔子。鲁迅对这一举措，极为反感，但为了五斗米，还是忍气吞声去了。在9月2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敂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鲁迅《癸丑日记》。《鲁迅全集》（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断言，主张拜孔的人，实在是“阴鸷可畏”。但奉命拜孔则另当别论。在他冷峻的眼中，这世上的人，没几个不是“阴鸷可畏”的。他对这个社会的失望，日甚一日。某日，鲁迅在大街上看见几个壮汉围殴一名人力车夫，当晚在日记中愤然写道：“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鲁迅《癸丑日记》。《鲁迅全集》（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成立才刚刚一年的民国，已被他视作“季世”，而人性的丑恶，更以“野狗”形容，至今读之，犹有慨叹。
新派人士恒认为，儒学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自由，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衰落如斯，正是几千年思想僵化，固步自封的结果；而旧派人士则认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儒学的衰微，礼教的废弃，恰恰是天下大乱的祸源。
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浪迹天涯，不复当年“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时的气派了，虽然还是眼高于顶，但现在只能呆一旁看别人盖高楼。但这局外人身份，却使他最先发现了这座大厦的某些缺陷，辛亥革命造成了价值权威的空阙，而价值权威的空阙，必然导致政治权威的动摇。他指出：“共和有政府议院政党国民，摹欧钩美，以为政治风俗，而无其教以为人心之本，若是者，可谓之国矣乎？”康有为《〈中国学报〉题词》。《中国学报》第6期，1913年4月。
他的担忧，不仅在前清遗老中一呼百应，在革命党中，也引起共鸣。开国元勋黄兴致电袁世凯，对民国肇创以后，“年少轻躁之士，误认共和真理，以放恣为自由，以蔑伦为幸福，纲纪堕丧，流弊无穷”，表示深切忧虑。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老同盟会员，发起进德会于上海。会员分为三等：持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戒者，为甲等会员；加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在戒，为乙等会员；又加以不作议员、不食肉，为丙等会员。致力于重整道德。9月20日，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
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自顷以来，人心浮动，于东西各国科学之精微未能通晓，而先醉心于物质文明，以破个人道德，缘饰哲学，比附名词，厚诬彼贤，私遂己过。抑知立国各有本末，岂能举吾国数千年之嘉言懿行，一扫而空。前述八德，百姓与能，乃妄者以为不便于己，弃如弁髦，造作莠言，误人子弟，几欲化全国人民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无礼无义无廉无耻而后快……言念及此，忧心如焚，为此申明诰诫，须知家庭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凡属文明之国，靡不殊途同归，此八德者，乃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专制之规也。当此存亡绝续之际，固不必墨守旧说，拘拘于一家之言，亦岂可侵轶范围，毁冠裳而随鳞甲。惟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其或倡作诐词，引人入阱，国有常刑，岂能宽纵。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政府公报》第144号。1912年9月21日。
1914年2月4日，袁世凯颁布《教育纲要》，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法师，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中小学教科书均应增加读经一科。蔡元培的教育改革，被一笔勾销。
袁世凯捧出儒家的八德作为立国之本，不足为奇。一个国家总要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的基础，共和、民主那一套，袁世凯搞不懂，老百姓搞不懂，以革命起家的孙文，也没真正搞懂。老袁自己云里雾里，就把独清独醒的人，视作威胁了。结果，宋教仁组织国民党，从事政党政治、议会竞选，想搞“真共和、真民主”，就招来了杀身之祸。
新政权号称共和，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传统的孔儒中国，面临着一个道统与法统断裂的危机。不仅人与国家如何相处，人与政府如何相处，即人与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如何处理，一下子都成了难题。长幼相见，是磕头还是鞠躬；朋友之间，是作揖还是握手，也要三思而行。一不留神，假洋鬼子、遗老遗少这些恶谥，便劈头盖脸而来。这也是民国初年，儒学突然升温的原因，整个知识界都焦虑起来了，忙着想法子填补这个裂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