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五四运动作为一条分界线，“五四”以前，可以上溯至清末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之间的斗争。可是几个回合下来，资产阶级新文化都被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打退了。
许德珩认为苏俄革命是因，五四运动是果。中国革命是受了苏俄革命的激励，从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所谓柳树上着刀，桑树上出血。但毛泽东不这么认为。虽然毛泽东也说，五四运动使中国革命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但他更强调“五四”对中国国内政治的意义，恒在于革命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移交到了无产阶级手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从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变成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也就是说，因为发生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登上了政治舞台，才造成中国革命在世界舞台上的移形换位。毛泽东一向认为，事物的变化，内因为主，外因为辅。
这基本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最权威的定论。
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中，五四运动，又呈现着另外的景象与意义。在当年的学生中，傅斯年是游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之一。1919年底他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1926年回国，后来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在1919年出国前谈论“五四”时说：
近两年里，为着昏乱政治的反响，种下了一个根本大改造的萌芽。现在仿佛象前清末年，革命运动立宪运动的时代一个样，酝酿些时，中国或又有一种的平民运动。所以我们虽当现在的如此如此的南北两政府之下，我们的希望并不减杀。不过就最近两三个月内的情形而论，我们又生一种忧虑。这忧虑或者是一种过虑，但是如果人人有这过虑，或者于事业的将来上有益些。我觉得期刊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照现在中国社会的麻木、无知觉而论，固然应该有许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精深细密的刊物尤其要紧。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9月。
他说的虽然是刊物的现象，但实际是指向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他显然认为“五四”是一次“不成熟而发挥”的运动，“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完全同意胡适的看法，必须要“仔细研究一个问题，而按部就班的解决他，不落在随便发议论”。因此，他对经历了“五四”洗礼的学生，有三点忠告：“一、切实的求学；二、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三、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
罗家伦也有类似的忧虑，他在出国留学前夕说，五四运动把学生们“以前的（学问）储蓄，一齐发泄尽了。加之一年以来，大家的生活，都是奔走呼号，东击西应，对于新知识一点不能增加进去，那里还有再来倾倒出来的呢？”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这也是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在“五四”之后，纷纷选择出国留学的原因。
蔡元培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学生搞政治，他认为那会使学生沉迷于权力，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蔡元培预见到，学潮之后的大学，将不易维持纪律，这也是他一再表示不愿意回北大当校长的原因。他多次告诫学生，“救国重在研究学术，不可常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
基于这种思想，他对“五四”的正面评价，自然也是在政治之外的。蔡元培说：“我常常对人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可宝贵的：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这两种觉悟，三年来，很见得与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运动的纪念。”他表示，能够把自动用功和平民教育这两件事实行起来，哪怕只实行其中一件，就算是不辜负五四运动了。蔡元培《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晨报》1922年5月4日。
蔡元培是对“五四”最看淡的一位。他虽然在千呼万唤之下，勉强回到北大校长的任上，但他很清楚，北大已不是昨天的北大，北大不可能回到“五四”之前去了。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难乎为继。1920年11月，他再次出国游历，一去就是一年，北大校长由蒋梦麟代理。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是肯定的，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与蒋梦麟联名撰文指出，学生是被这个社会逼上街头的，“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
这一年的学生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从这里面发生出来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是一件；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是二件；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是四件；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是五件；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晨报副刊》1920年5月4日。
他们所不满意的，只是学生采取罢课这种形式，担心会养成倚赖群众的恶心理、逃学和无意识行动的恶习惯，然而，这都仅仅是指向个人品行方面的，他们暂时还没有意识到，五四运动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事实上，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似乎没有出现中断的危机，反而在短期内，受到刺激而愈加澎湃起来。
胡适曾乐观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如《建设》，如《解放与改造》（现名‘改造’），如《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一年以后，日报也渐渐的改了样子了。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在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的机关。时势所趋，就使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的附张了。民国九年以后，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他可以把这视为五四运动的成果。因此，他与蒋梦麟都认为，对学生运动，应采取疏导的方法，而不能压制：“学生运动已发生了，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决不能压下去的，也决不可把他压下去的。我们对于办教育的人的忠告，是‘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动’。”
但亲历了中国在“五四”以后三十年间，沧海横流，陵谷之变后，胡适的晚年，对“五四”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虽然他承认，五四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一是迫使北京政府撤掉了三个亲日高级官员的职，二是迫使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不敢在和约上签字（罗家伦却认为这只是皮相之谈）。但同时也造成了一项很大的“副作用”：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了。
这是胡适在拉开时间的距离，重新审视历史时，得出的结论。当初，他们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努力，终于因政治的阻挠而中断了，这令他痛惜不已，深深哀叹，这是对新文化运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但平心而论，就算没有五四运动的“政治干扰”，文艺复兴运动就能够“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了吗？显然也是一个白日梦而已。
中国的内乱，并不始于五四运动，而是从太平天国、义和拳、辛亥革命、癸丑革命、讨袁护国、南北分裂，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当时南北仍处于分裂状态，草莽英雄当国，北方要武力统一南方，南方也要武力统一北方，南北终须一战决雌雄。有这南北军阀的存在，中国还有安宁日子过吗？就算没有五四运动“干扰”，也会有这战争、那战争、这运动、那运动的“干扰”，新文化运动注定是难逃“刚开头便煞尾”的命运。
孙文不是五四运动造就出来的，而是辛亥革命。“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他革了满清政府的命，还要革北洋政府的命。为了“三民主义”的崇高目标，他要陈炯明打福建，打了福建打广东，打了广东打广西，打了广西打湖南，今年打不完，明年继续打，一直打到天下统一为止。陈炯明不支持他，他就要找外援，他找过日本，找过美国，找过德国，最后找到了苏俄。这也是不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的。胡适抱怨“五四”干扰了文艺复兴，未免有点“屙不出屎怪地硬”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