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涌叹了口气，不断地摇着头，没再说什么。他完全相信白东方说的话，但白东方却并不能够理解刘涌的心思。刘涌毕竟是上过战场、亲手杀过人的主，胆色确非常人所能企及。但刘涌终其一生，内心深处却从未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流氓、小偷，或者说是江湖人物。
曾几何时，刘涌也有过那些崇高伟大的理想，也曾满怀一腔热血与真诚，准备为了那些理想奋斗终身、奉献生命。只不过，现实生活太残酷、太无情，随着年纪渐长，阅历增加，不知不觉人就会变，就会明白小时候被灌输的那些口号，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忽悠白痴随便编造的而已。
对于成年后的刘涌而言，改变的只是具体的目标和理想，未曾改变的是他的激情。他与一般的黑道人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即使在他一生中最最落魄的这段时间，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犯，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道上混的，尽管现在他混在道上。他始终胸怀壮志，始终认为自己是那种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物。他后来的人生悲剧在于，在他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走了不该走的路，用了不该用的手段。
啥叫素质啊？我想刘涌的这种心态应该就算是一种很好的素质。
手里有了枪，白东方开始考虑怎样去报复一下新疆人，甚至于怎么把新疆人彻底赶出广州火车站，重振东北帮的雄风。不过刘涌在把玩那两支枪的时候，却无意中想出了一条栽赃嫁祸、借刀杀人的绝妙毒计，因为他看到了枪身上用钢印砸着的枪支编号。
大家都知道，警用枪支属于制式武器（不知道啥叫制式武器的可以去Google上搜索一下），每一支枪都是编了号的，一查枪号，就能知道配发枪支的单位，甚至是保管枪支的责任人。刘涌的办法就是，把从广州市公安局里偷出来的这两支枪，故意送给新疆人，然后再去公安局举报，点了新疆人的炮。光是这也就罢了，刘涌还亲自捉刀，在轻工业局的处方纸上起草了一份宣传疆独的传单草稿，然后让宋建飞的手下拿着这份草稿，连夜去外地印刷了几千份。
当时在广州的新疆人，大都在三元里附近租赁了民房暂住，以至于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新疆村。宋建飞把那两支枪和几千份传单装在了一个编织袋中，然后让手下半夜去三元里找了个新疆人租住的大院，隔着墙把编织袋扔了进去。
第二天一早，刘涌去邮电局给广州公安局挂了个电话，多了他也没说，只是说他看见租住在三元里某个地址的新疆人手里有两把枪，一把手枪，一把微型冲锋枪。公安局当然不敢怠慢，立即派出刑警队协同辖区的派出所搜查了刘涌提供的这个地址。
大大出乎广州警方意料的是，搜查中不但找到了丢失的枪支和弹药，还发现了大量宣传疆独思想的传单。现场带队的是市局的一个姓杨的副政委，这位杨同志经验丰富，觉悟极高，立即意识到这件事已远远不是普通的枪案所能比，他当即让手下控制住现场的新疆人，他自己立即赶回了市局，亲自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应该是属于国家机密了，不是我这个升斗小民所能得知。具体干了什么，我就不清楚了，虽然我也号称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经常被称作是主人翁。
戒严持续了整整一天，等戒严解除时，三元里的新疆村奇迹般地消失了，盘踞于此的所有新疆人，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是做正经生意的还是混江湖的，全部消失得干干净净。
多年以后，某次乘坐火车的时候，偶然遇到一个新疆人商人，此人汉语说的很流利，我们相谈甚欢。交谈中，我无意间提起了当年广州这次莫名其妙的大戒严，结果新疆人突然变得很激动，他眼里闪烁出泪光，告诉我说，当年他就在广州靠卖羊肉串谋生，尽管很苦很累，尽管被广州人看不起，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在广州至少能吃饱肚子，至少在生病的时候能买到药。可是不知为什么，戒严那天，所有在广州的新疆人都被强制押送上了返乡的火车。没有理由，没有原因，没有为什么，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所有人都得到了一张免费的车票。
他们被遣返回了新疆原籍。
当时我安慰这个新疆商人说，咱们要理解政府的难处不是？谁让你们有些老乡专干违法的事儿呢？要怨你就怨他们。
新疆商人沉默很久后突然又问我说：“请问，当年我在广州可没干过任何违法的事情，为什么把我抓起来赶回新疆老家？”
新疆人被政府从广州市清场后，火车站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权力真空，扒手们、野鸡们，还有黄牛们，突然处在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再也没有人去约束他们，没有人去“收税”，没有人去划定业务范围、平衡利益关系。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秩序的混乱。扒手可能会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大打出手，黄牛会为了争夺客户而竞相压价，野鸡们失去保护，可能会面临被嫖客赖账的窘境。
一个事物既然能够长久的存在，就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黑社会就是这样，黑帮制定着地下规则，维护着地下的秩序，在某些特定时刻和特殊的方面，弥补着主体社会的不足。也许这个世界真的少不了黑社会，真的需要黑帮的存在。就像老话说的，胜者王侯败者寇。王和寇之间，是胜败的关系，并非正义与邪恶的关系。
广州火车站的权力真空没有持续几天，很快，宋建飞率领着他的弟兄们又一次全面接管了广州火车站，这是一次和平的权力过渡，没有流血，没有暴力。来自黑土地的二人转旗帜终于又一次在羊城上空高高飘扬，东北帮的黄金时代终于来临了。
自从1988年3月份之后，开始有大批的东北流氓去往广州这个桥头堡、中转站，继而走向全国各地，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当然，这话可能有点夸大了，但是无论如何，东北的流氓们，还是为新黑社会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在神州大地随处可见的暴力拆迁中，最最活跃的那些身影，必定是东北流氓。
为了庆祝胜利，宋建飞在“江源饭店”大摆庆功宴，席间他郑重提出来，希望白东方和刘涌能留在广州，与他共享胜利果实，遗憾的是白东方和刘涌都没有接受这个提议，他俩都有着各自的打算。
前面就说过了，刘涌自始至终都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黑道人物，这时当然也不例外，尽管他可以杀人不眨眼，尽管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他还是没有选择走黑道。不久之后，在宋建飞的帮助下，刘涌在火车站附近的某商贸城里租赁了个摊位，做起了劳保用品和纺织品批发生意，也算是有了个安身立命的落脚地。
白东方也没有立即返回沈阳，他迷上了当时刚刚出现在广州的一种游艺项目——扑克牌机。那一段时间，除了吃饭睡觉，白东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扑克牌机上，就像现在沉迷网游中的那些网瘾少年一样，只不过白东方付出的成本要更高一些。他只用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就在扑克牌机上输掉了十多万现金。也是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刘涌已经把他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像模像样，他已经开始展望美好未来了。
正当刘涌在广州踌躇满志，准备要在商场上干一番事业的同时，远在数千里之外，已在辽宁省第一监狱服刑的魏巍也没闲着，也在酝酿着一场血腥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