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她参加了无数次葬礼。
究竟有多少次，她也记不清了。她说她小时候很害怕死人。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好好地离去。她当时并不知道死的含义，但她依然对“死”（或者说对“死人”）充满了恐惧。这也是人之常情。要把“死”看淡了，很不容易。
但是，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自己的，或者别人的。
我也很怕面对别人的死亡，尤其是亲人的。
母亲说，她的祖母死得很平淡，但也很传奇。就在她死的那年，家里有一棵老榆树，突然就枯萎了。据说她当时就说，她的日子不多了。家里人谁也不信她的。她和榆树有什么关系呢？她又不是榆树投的胎。但是，她自己坚信不疑。这样过了一个月的样子，有一天中午，她对大家宣布说，她要“走了”。当她说这话的时候，脸色相当的平静。“再过三天，晚上，我会走，你们要赶紧把我准备好衣服。”她说。她很老了，头上的头发差不多都掉光了，稀稀拉拉的。稀疏的几根银发，掩不住白白的（泛着一些粉红）头皮。她的样子，已经是个妖怪的样子了。母亲说，就在前一年，她还长了三颗新牙。在乡下，一个老人突然长出新牙，一般都被视为不好的兆头。换句话说，她让家里人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因为大家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灾祸，会发生在谁的身上。过去她做巫法，死掉的不都是她的孩子们？而她现在说是自己的离去，实际上是让大家感觉到松了一口气。
到了那个晚上，全家人真的就围坐在她的房间里。母亲说，她的祖父也在。从她祖父的脸上，看不出有多么的担忧。他很平静，就像她说的是累了，要去睡觉一样。母亲说，担忧的是她的父亲和她的叔叔。作为儿子，他们是要有所表示的。媳妇们的脸上表情复杂，看不出是喜是悲。屋里很暗，其实所有人的表情都有些模糊。虽然屋里生着火炉，但还是冷。母亲说，她只记得外面的屋檐下，挂了许多的冰棱。有的冰棱像胳膊那样粗，好几尺长。用“滴水成冰”这样的话来形容那样冬天，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尽管寒冷，大家还是守在她祖父母的房间里。除了一些外戚，家里的核心成员都在（除了李家文和李家武）。事实上，一些比较近的外戚也都在，比如一些姑亲与姨亲。大家心里都有些倦，但谁也不敢提出去休息。屋里很静，只有一只木头座钟，到点时会敲响几下。屋外的风很大，呼呼作响。母亲说，大家盯着祖母，发现她就像和尚打坐一样，盘着腿，闭着眼，嘴唇不住的轻轻翕动着。谁也不知道她说什么。不知什么时候，突然一阵风，把屋里的烛吹灭了。大家吃了一惊，赶紧手忙脚乱地找火柴。可是，一个开过火柴厂的家庭，居然找不着一根火柴。赶紧跑到前院，从伙房里找来一盒火柴，点亮了烛，却发现祖母已经没气了，悄没声息地走了。
祖母的死，对全村的震动都很大。可以说，她标志着一个时代（村里的）的结束。过去人们相当长一段时间认为，有她在，村子就是太平的。总起来，李家庄也的确是太平的。生老病死，是每年都有的，但一直没有大的灾祸。对乡下人来说，这就很好了。她这一走，村里人就变得很担心。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灾祸。更重要的是，发生了灾祸，谁来帮他们消除、祈福。
但是，人死却是不能阻止的。谁也无法阻止，即使是她这样，在他们眼里是有特殊能力的人。
死亡是不可克服，不可战胜的。
母亲说，除了她亲眼看到了她祖母的死，后来还看到了她父亲的死，母亲的死，姑姑的死，哥哥的死……后来是自己丈夫的死。她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死亡。每一次亲人的死亡，都让她痛心不已。
“你和我一样。”母亲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她的祖母拉着她的手，这样对她说。或者，她没对她说，但她听到了。因为她的祖母可以不用开口，就能说话的。再或者，是她能听到她肚里的声音。年纪越大，母亲越相信自己有些特殊的能力。有一些其实是很自然的，比如说，她能预感到天气的变化。或者说，她能通过前一个晚上的梦境，能预测她自己可能要发生的事（不少事还真预测到了，但在我看来，多少又有点牵强）。
“你和我一样”，是不是一种谶语呢？
至少，在母亲看来，是。
她一直记着她祖母的那句话。
这话，更像是一种诅咒，一直跟随着母亲。
母亲去世的时候，妻子领着两个孩子都来了。我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已经大了，上了高中；男孩也不小，上了初中，个头都快超过我了。女儿叫马雯雯，儿子叫马聪。女儿长得像我，儿子长得像他妈妈。
我们是超生了。
国家的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但是，那是限制有公职的人员的。我是个商人，一个没有正规职业的人（这种说法很有意思，好像除了国家体制内的，其它都不算是正经的活），是自由的，那就不一样了。只是象征性地罚了一点钱。那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而且，妻子的工作也没受影响。她是在一个中学里，当老师。工作虽然有些辛苦（其实根本谈不上辛苦，她只是不喜欢那份工作），但又很稳定。
妻子眼晴红红的，她哭了。说真的，我的老母亲没让她费神。在最后的日子里，她来过好几次，都是匆匆忙忙的。她除了要忙她的工作，还要照顾孩子们。有我守着，就足够了。那段时间，我还真的很愿意陪在她身边。公司里的事让我有些厌倦了。我需要静一阵子。我已经过了那种财富的快速增长期了。成功的商人，在经历了最初的一段艰难后，还有一个突然的财富增长期。那段时间，人特别的兴奋。大笔赚钱的兴奋，比性高潮还要强烈。再后来，就会缓慢下来。整个心态也变了，不再那样兴奋和急迫了，变得从容而知足（就像决堤的洪水，开始会非常汹涌，然后慢慢地缓和下来）。甚至，一段时期会反感没完没了的生意。我会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全部交给几个副总去处理。说到底，他们有责任向我负责。同时，这也是显示他们处理难题能力的机会。
我从容，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迈入了富人的行列。在当下，成为富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富裕，可以让一个人过上好日子。
致富要早。
我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致富要早，理由很简单，--开始的时候总是容易的（我是指政策的支持力度上和整个社会环境上。国家鼓励人们发展经济，从事商业活动。“胆子要大，步子要快”。那个时候，竞争也少）。生意总是越做越难。而只要你已经成功了，则要容易些。关键是要先跨进门槛，跻身于那个“俱乐部”。现在的这个时代，富人在社会上是受到尊重的。
我是充分地感受到财富所带来的好处。
老母亲走得很平静。事实上，她走的时候，我都没有及时发觉。她在喝了一点参汤后，就闭上眼睛睡了。我以为她是累了。可是，过了很久，她也没一点动静，我走近了，才发现情况不对。当时只有我和小周在场。看着老母亲无声地离去，我忽然悲从心生，忍不住哭泣了起来。我一哭，小周就也哭了。小周叫周洁。我习惯叫她小周，因为她比我要小接近二十岁。周洁是个心肠很软的女人，多愁善感。当然，她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她原来是在一个企业里当会计，后来企业倒闭了，我就把她介绍到了这里。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不错，这两个字的含义当然是丰富的。当然，我们后来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显然，在这里，我不想细说这件事。
“人都是要死的，”生前，老母亲这样对我说，“人一死，其实什么都没有了。”
“一把火烧了，骨灰随便埋在什么地方。不要费事。”母亲说。
只有经历过沧桑的，才会如此豁达，我想。母亲是经历过了许多的生生死死，所以把生死都看透了。
但结果我还是违反了母亲的意愿。
我在青山公墓，为母亲买了一块墓地，为她竖了一块碑。她墓穴地位置很好，在公墓的西南角。朝阳，背后是一片黑色的松林，显得很肃穆。相比较她的其他亲人，她是最体面的。她的许多亲人，至今也不知魂归何处。兵荒马乱的年代，只怕尸骨早没了。她不一样。她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她有权利安息在一个很好的地方。逢年过节，尤其是清明，我也好领着孩子们来看她。
她是一个不幸的人，但是一个幸运的人。
她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终于，她在晚年是安逸的。而且，她最后走得也很平静。她说，这下她可以找她的亲人了。找她的父亲、母亲，她的哥哥和姐姐。
希望他们能团聚到一起。
虽然我违反了她的嘱咐，但我想，这也是我的一片孝心。
她应该不会怪我，如果地下有知。
“你来了，坐吧。”
在母亲弥留之际，她这样说。
“你让谁坐？”我对着她的耳朵大声问她。
我知道她一定又产生了幻觉了。我过去在一本什么科普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科学家发现，濒危的病人，常常会产生幻觉。他们会看见自己过去的一些景象，或者死去的亲人。他们为什么看见的只是自己已故的亲人呢？那篇文章没有回答这方面的答案。为什么是死去的亲人频频地来“探望”呢？我觉得这倒应该是个研究的重点。母亲这样的幻觉，让我多少有些不寒而栗，同时也很是好奇。--真正生活中的人来探望，她全是视而不见的。像我公司里的副总们和一些属下，带了鲜花和水果来看她，她一点也不吭。当然，她大多数时间是处于半昏迷状态。
“你小姨，”她说，“你给她倒杯水。”
我知道她所说的小姨是谁，这让我感到奇怪。她为什么会看见她呢？她们应该有几十年没相见了。过去我听母亲说过，陈美莲死的时候，她才十六岁。而陈美莲，当时也不过就是二十七岁。以现在的观点看，还是一个很青春的年纪。
母亲过去一直念叨着陈美莲的死。
她们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感情是复杂的。母亲对她，是既恨又可怜。她过去当面，一直叫陈美莲为“小姨”的。她们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母亲说，她只是被搅和进去了。陈美莲和赵连长的事被发现后，她还是很恨她的。她不理解她。那是一个封建的年代。放在现在呢？其实也一样不一定能理解。观点其实不是主要的，立场才是根本。立场决定观点。
母亲说，她开始时对赵连长也是有好感的。但是，他和陈美莲做出那样不名誉的事情出来，就让她很受打击。关于他们的事情，其实雇佣工们早就知道了，然后才是她们。她们知道了，却谁也不敢对她的父亲说。甚至，连她的母亲都没敢向她的父亲说。因为她们害怕这事会引起大的灾难。哪个男人，会忍得下这口气呢？
她们在装聋作哑的同时，都在忍。而她们的沉默，让陈美莲和赵连长有一种错觉，就是他们以为是隐秘的，不为人知的。
李玉楼一直是被蒙在鼓里的。
这种事情无一例外的，男当事人都是最后一个知道。
知道的时候，赵连长已经离开了。
母亲说，她的父亲当众打了陈美莲一个耳光，然后生气地说赶她回去，让她回到娘家去。谁都相信她的父亲说的是气话。即使是赶回去过一段日子，也还是要回来的。他不可能休弃她的。谁在气头上，都会说出很过份的话。再说，他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如果他不严厉，在李家庄会被雇工们怎么看呢？
但是，他这样的言行让陈美莲承受不住了。她不仅在整个家庭成员面前丢了脸，还在下人们面前没了自尊。如果说，原来她在妇女们面前，还有一点骄傲的资本，现在是荡气回肠了，甚至是成了被憎恨、鄙视的对象。她更不敢想像，她要回到娘家以后，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日子。她知道她的父母完全是依靠她的。如果她被休掉了，那么年老的父母今后将无可依靠。
让她感到绝望的，肯定还不止是这些，也包括她对赵连长的感情。她忽然发现她的感情落空了，一无所有。也可能和天气也有关系，我想。母亲说，陈美莲自尽的那个晚上，外面是狂风暴雨。李玉楼到县里去了。这时候，县里已经来了日本兵。日本人驻扎在了县里。表面上看，一切都还正常，但谁都知道，今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
李玉楼却不得不去，他要照看那里的生意。不管如何，人总还是要生活，要吃饭，要穿衣。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没人理解他的压力。在压力之下，他怒火冲天也是正常的。他知道自己失态了。他当时居然挥着安旅长送给他的那把勃郎宁手枪，说要把她给毙了。即使没有生意上的种种压力，他也会怒骂她的。但是，他一定会消气的。毕竟赵连长已经走了，他只和她生气吗？不再值得了。
陈美莲却一直在房里哭。从李玉楼走后，她就一直在哭。她以为李玉楼到县里去，真的就下定决心不要她了。外面又是狂风暴雨，她能到哪去？她也没有颜面回娘家啊。狂风暴雨和黑夜，把她的心情弄得更加的绝望、悲凉。她想到了死。她觉得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她觉得自己已经活够了。她经历得太多了。在过去的土匪窝那样难熬，她没想到死。那时候，她还向往着逃生，向往着未来。但这个时候，她感觉四周是冰冷的，漆黑的。
母亲说，据家里的帮佣刘妈妈说，陈美莲一直哭到后半夜。到了后半夜，她哭得大概也没力气了。更主要的，是她想清楚了。她开始梳妆打扮，穿上了当时嫁给李玉楼时的紫红色的旗袍，戴上了手镯和耳环，然后平静地躺到了床上。
“她是下定了死的决心的。”母亲说，“陈美莲喝了一瓶的水银，还用刀割了自己右腕处的动脉。”
第二天早晨，风停了，雨也住了，太阳出来金灿灿的。李家庄被洗得干干净净的。有些树的树叶都折了，地上有许多的积水，水洼里飘着一些树叶。天很蓝，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明亮得不行。一些麻雀受了一晚上的惊吓，肚子也饿了，叽叽喳喳地在院子里跳跃，觅食。母亲说，她看到在她墙角下的鸡冠花都倒了，唏嘘了好一会。原来鸡冠花长得很好的，被一夜的风雨全毁了。尽管如此，整个家庭里的人，心情还是好的。雨过天晴。自然，也包括那件事。大家都希望那事成为过去，母亲说，尽管她的母亲和陈美莲有些不睦，但还是希望成为过去。毕竟，她是自己男人的二房。她们都是他的女人。而且，这事是家丑。
家丑不可张扬，越早过去越好。
人们看到陈美莲的房门是关着的。但是，谁也没有去打扰她。一来，都知道她前一天哭得很伤心；二来也觉得她可能会不好意思面对大家。她需要一个人单独地静一会。可是，众人早就吃好早饭了，馒头都凉透了。刘妈妈热好了玉米粥，又重新蒸了两只馒头，却叫她，却得不到她的回应。她疑惑着，推门进去，发现她脸色煞白。她知道出了事，大叫起来。再掀下被子，发现她身上都湿透了，全是血。血和她的紫红色旗袍泡在了一起，许多细小的水银珠子，在浸满了血的褥子上滚来滚去……
母亲说，她简直不敢再回想这件事。全家人都哭了。没一个不哭的。他们想不到她就这样走了。她以一种很极端地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家里人赶到县里，把这个消息告诉李玉楼的时候，李玉楼半天也没说一句话。他整个人是木的，傻了。
他几乎要站不住了。
陈美莲的葬礼很隆重。母亲说，她的父亲从县里订了一口樟木大棺材，板子有四、五寸厚。他把她生前的首饰和珠宝，以及上好布料的衣服，都陪葬了。
她的葬礼吸引了很多人来看。
母亲说，陈美莲的父母和她的哥哥们也都来了，他们也都哭了。他们没有多说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陈美莲是有过错的。甚至她的父母反过来劝李玉楼不要伤心。他们有些愧疚，愧疚女儿背叛了他。李玉楼当然是红了眼圈。他没有多话说，只是反复表示，她在与不在，都是一样的。以后日子，他仍然会奉养他们，以至终老。
她的父亲后来真的就是这样做的，母亲说，直到他自己也出了事。
母亲说，陈美莲的死，给了她心理上很大的影响。她感觉到了一种压力。她感到家里被笼罩上了一种很不好的气氛。她说她的死，比她的前面别的去世的亲人，更让她感到伤感。这不是因为她是非正常死亡。事实上，她的姐姐差不多也是自尽的，但是，她感到的只是无尽的悲伤，却没有压力。其实她也说不清那压力是什么，它又来自哪里。可她又真实地感受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与惶恐。
“你见到陈美莲了？”那天我问她。
“她还和过去一样……漂亮。”她像是自言自语。
母亲的话让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世界上有些事情太离奇了。
老母亲走了，我心里有点空空的。
在她的身上，承载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她是比较轻松地走的，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这是让我特别感到欣慰的。她过去所有的痛苦与磨难，也都被她带走了。一切都化为一缕轻烟，最后无影无踪。
她解脱了。
在那个时候，我感到人生是那样的虚无。人生是扎实的，同时也是虚无的。扎实与虚无之间，承接得天衣无缝。没人知道界限在哪里。死亡肯定不是他们中间的分界线。如果死亡是分界线，为什么我们活着的人也会感觉到人生的虚无呢？而濒临死亡的人，又怎么会觉得从此撒手西去，是那样的踏实呢？
母亲走的时候，是很安详的。
我一直拉着她的手，直到她的手在我的手里逐渐地变凉。
我的一个舅舅，我的那个在北方农村的哥哥和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弟弟，我的姐姐，我母亲所有的能联系上的亲属（实在少之又少，相较于她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近乎于无），都来参加了她的葬礼。
葬礼简朴，而又不失富贵。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相信，那也是母亲所希望的。也许，唯一的问题是，我通知了我的父亲。父亲也参加了她的葬礼。这可能是违反她的意愿的。但我们顾不了那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