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无法想像母亲家当年的富裕与壮观的。
其实也未必就很壮观，我想。所谓的壮观，只是比较于当时普遍的贫穷水平。母亲记得她家最热闹，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她的父亲创办了火柴厂。
那时候不叫火柴厂，叫洋火厂。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灯（电灯）、洋机（留声机）……一切跟现代文明有关的东西，都带上一个“洋”字。经营的这些产品，不是日本货，就是英国货。李玉楼要创办火柴厂，遭到了太多的反对和压力。没有人相信他可以成功。可以说，他的整个家庭都是反对的。首先他的父母就反对他这样做。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太冒险了。现在这样的家业，已经足够让他们过上非常富裕的生活了。不仅有田产，还有盐场和绸庄。为什么还要办火柴厂呢？办那样一个厂，会需要很多钱。
可是，李玉楼一旦下定了决心，别人就阻拦不了。毕竟，他的父母都老了。他们并不懂得经营。他们早就把家里的实际掌控权，交给他了。他们除了无奈，还是无奈。李玉楼为了办起这个火柴厂，不得不把原来在盐场的股份，卖给其他人。
他是那个盐场的一个股东。
谁都知道，他这样做，其实是有很大损失的。
要办一个厂，当然是很不容易的。首先，就是要选址。母亲说，她的父亲用了半年的时候考察，最后选址在城北。然后就是请人设计，平整土地，然后开工，建筑厂房。那段时间，她的父亲几乎天天都盯在工地上。前前后后，一共又用了半年的时间。然后就是招工，还要从外面雇请师傅。
当年招工，真是盛况空前。火柴厂的围墙外面，挤满了人。甚至有人从一百多里地的地方赶来。有五、六十岁的，也有十几岁的。为了能得到一份工作，有人甚至跪下哀求。母亲说，招工的那些日子，她的父亲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
但是，他却一点也不觉得疲倦。
李玉楼对火柴厂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洋火厂开业的那天，庆祝的人和看热闹的人，是人山人海。母亲说，她们是从李家庄特地赶到县城里去了。李氏洋火厂，就在县城的城北，流沙河畔。那可能是当时县里最早的工厂了。县里的要人，像县长、国民党党部的书记、警察局长、商会的会长、法庭的庭长、民团的团长……都去庆贺了。当然，他们全家人也去了。整个李家庄，差不多都走空了。
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外祖父很风光。
洋火厂有十几间厂房，看上去很有规模。整个生产过程，当然也是复杂。开业那天，她的父亲向来宾介绍了整个运作情况。
首先是原料，必须是从外地购进。一般的木材是不行的，一定得是干燥松软的杨木。火柴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工制作细细的火柴棒。整个过程有十八道工序，锯木、剥皮、刨片、叠片（母亲说，那要叠得很高，一般要有60层）、切梗、烘干、理梗、排梗、蘸蜡、蘸药头、卸梗、刷磷……装盒、包封。烘干的工艺是很讲究的。母亲说，各个厂房里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房子里的工人是专门制梗，工人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把几米长的杨木锯成若干个50cm长的木头，再把它变成细细的火柴梗。另一个房子里，大多是女工，专门糊火柴盒。有两个厂房，一般人进不去的，母亲说，“一个是白药房，一个是磷房。”不要说外人了，连这两个车间（这是现代的说法）的人都不能互相走动。尤其是磷房的人，绝对不能去白药房。假如有一个人手上沾了一点点磷，到了白药房，接触到一点点的一种叫氯酸钾的东西，立即就会把手炸伤。
工厂里的生产热情，也传染到了乡下。母亲说她也糊过火柴盒。准确地说，是全家人都糊。也就是半年时间，一部分糊盒、包封的生产任务，转移到李家庄了。她说她的祖父是主动要求的，因为在县里的车间已经不够用了。而且，家里的女人们闲着也是闲着。母亲说，她的祖父是个很苛刻的人，恨不得家里没有一个吃闲饭的人，都变成赚钱的机器。他自己就是一个劳碌命。他通过不停地忙碌，来证明自己在家庭里的重要。即使他干不动了，他还要吆喝别人，恨不得一刻也不让人闲着。
他后来就被人形容成特别刻薄的地主。
地主总是可恶的。
因为有了火柴厂，所以，那年春天整个城里都飘散着硫磺、松香、氯酸钾和锑粉的混合味道。在厂里，能剌激得人流眼泪。在这样的气味中，年轻的母亲（那时候应该是个很年轻的小姑娘）有了一种特别的体验，又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她进了县城参观了火柴厂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李家庄，而是留在城里读书了。她的父亲对她到底要不要读书，一直是很犹豫的。母亲说，她特别想要读书。她的姐姐没有读书。她是一直想的。也正因为她的姐姐没有读，所以，她父亲犹豫再三，最后同意了她的要求。那个时候，在一个小县城里，能让女孩子读书的人家，还是非常少见的。在那个县中里读书的女孩子，本县只有不多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从周围的地方来的。因为那所县中，是附近五、六个县里唯一招收女学生的高级中学。那个县城虽然不怎么样，但县中却是名声在外，非常响亮。
如果不读书，母亲说，她就会要求到火柴厂里，那怕当一个工人。不是在李家庄糊火柴盒，而是到县城的厂里去。反正她是不愿意留在李家庄的。那时候她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她有自己很独立的主意了。她不像她姐姐。她姐姐表面上很独立，但是，内心里却是没有坚定的主张。她的主张在内心里是矛盾的，纠缠不清的，犹豫的。可她就不一样了。她受哥哥李家文的影响更大一些。全家人对李家文都是有所埋怨的，但她却恨不起来。她在内心里很羡慕他，羡慕他可以独立走到很远的外面的世界去。
母亲随着自己慢慢长大，她也不喜欢那个家了。
她渴望到外面去。
她不再喜欢爷爷，也不再喜欢奶奶。除了自己的妈妈，还有平时并不经常看到的父亲，她想不起来谁还和她更亲热。而她的母亲，是个内心里很软弱的妇女。当时的农村妇女，或者都是那个样子。她们在家庭里没有什么地位。她们的地位取决于丈夫和儿子。她的丈夫是不用说的，已经把另外的半边床，让给了另一个年轻女人。岂止是她的半张床呢？她差不多是把整个床都让出去了。即使后来自己的丈夫再回李家庄，她也没有再和他同过床。所以，她的心思就全寄托在儿子们的身上。女儿们虽然亲，但是，却并不占有位置。
因为读书，母亲说，她的姐姐很妒忌她。
她的姐姐是个不幸的人。
母亲说，她的姐姐比她大好几岁，悄悄地和一个姓张的佃户家的儿子好上了。那个男的比她要大。谁也想不到，她会和那个小伙子好上。当然，这是不被允许的。谁都不会同意的，除了她自己。他们之间的地位太悬殊了。再怎么着，她也要嫁一户有个五、六亩良田的人家。家里人必须为了她一生的幸福而考虑。毕竟，在当地，李家是个大家族。一个大小姐，怎么可以下嫁呢！何况，她的父亲李玉楼在县里有个好朋友，姓柯的人家，也是开商铺的，他家有个年龄相仿的儿子。对方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只是李玉楼没有答应。
李玉楼没有答应，不是不同意，而是他在等时机。
即使是女儿，他还是要很谨慎地考虑。
他要为她的以后的幸福负责。
对于母亲的上学，她的姐姐可能一辈子（她的一辈子，其实也是非常短的）也忘不掉。她觉得家里人对她很不公平。她把她在恋爱上遭遇的挫折所产生的怨恨，全部转移到了读书这件事上。一直到她最后咽气，她也没能释怀。对这个家，她简直充满了怨恨。她不明白家里人为什么要那样制约她。她过得太不开心了，简直就没有一天是开心的。
母亲一提到她的姐姐，常常就不住地哀叹。她内心里很痛苦。她想：如果她不读书，也许她的姐姐心里会好受些。她的姐姐很抑郁，整天皱着眉头。母亲记忆里的姐姐，一直是脸白白的，身子细细的，无精打采的样子。她原来不是这样。但自从她喜欢上了那个小伙子，一切就都变了。
虽然母亲在整个事件中是无辜的，但是，她内心里一直很内疚。
那年春天，对母亲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就在参观了火柴厂不久，她第一次来了月经。鲜红的血，把她的衬裤都染红了。那阵势，把她吓坏了。她像所有第一次来了月经的女孩子一样，以为要死了。
是陈美莲告诉她，她已经是个长大了的女孩子了。
长大了，这是一个很鼓舞人的词汇。
这是一个奇迹。
也就从那时候开始，母亲说，她是学会用大人的眼光看世界了。她试着用成人的眼光，看自己，看家里人。她开始从李家庄，一个封闭的世界，走向更广阔的社会。慢慢地，她开始懂得了许多大人间的复杂关系，也懂得了宽容与理解。
她很高兴自己真正长大了。
母亲说她的学习很好。
事实上，她是没有条件进那所中学读书的。在这之前，她在李家庄，在私塾里是跟着读过几册《百家姓》、《增广贤文》、《论语》的，后来上了村里的小学校，也读过新编的《识字》和《国文》。她是一个内心很聪慧的女孩子，许多东西，一教即会。她比许多男孩子要聪明。甚至，她比她的两个哥哥都要聪明。也正因为如此，她的父亲才让她继续到县里读书。
母亲说，她所以能进那个中学，也是因为她的父亲在本地，还算是个名人（尤其是在兴办了火柴厂后）。当然，校长也很开明，就让她进了预备班。
母亲当时很兴奋，--她当时也就是一个小姑娘。读书，对任何小孩子来说，都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何况，是到县城里读书。最根本的，是母亲喜欢读书。书本让她觉得有趣。在那个年代，女孩子能读书识字，还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她喜欢。
到了学校才知道，事实上，她们那个预备班是很好的。男女生并不在一起。女生和男生是分开的，女生是专门的班级。一直要到高年级，才会男生同班。母亲说，教她们的，是一个从南京来的师范毕业生，陶行知先生教育理念的实践者。母亲说，开学不到一个月，那位女老师就让她带领全体同学去参观火柴厂，并且在那里参加了集体手工劳动。她的父亲李玉楼也亲自出面接待了。
母亲说，从那年春天开始，她和陈美莲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们贴近了。她们所以能拉近距离，大概除了因为她指导她的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外，更主要的是陈美莲完全敞开了自己的心思。至少，我母亲认为陈美莲是敞开了。她几乎和她无话不谈。她发现，陈美莲并不像家里人说的那样可憎，--她是一个可怜的受过罪的女人。
她是一个不幸的人，直到遇上了李玉楼。
陈美莲一直想要个孩子，可是，在这个春天，她又一次流产。这次流产，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简直不能承受，要垮掉了。她认为老天爷是在故意惩罚她，否则，她怎么会如此不幸呢？她知道，所有的人都在关注她的怀孕，甚至是她的敌人。为了肚里的孩子，她是多么的小心啊。不管是男是女，只要她能生下来，她才能真正算是李家的人。否则，她就一直是个“外妾”。她甚至想到过要吃素。有一阵子，她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到庙里去，向菩萨们祷告。可是，菩萨硬是要夺走她的心头肉。在她都已经是三个月的时间，她在台阶上趔趄了一下（当时并没觉得什么，简直就像放屁那样简单），然而，到了晚上，就流了，血流了一地。这一次她算是明白了，她再也怀不上了。县里的一位老郎中也明确地告诉她，说她是胎位浅，如此再三，只怕这辈子再也不可能怀上了。
谁都知道她伤心欲绝。有什么事情，能比一个女人不能怀孕，更让她伤心的呢？怀孕对女人而言，应该是极其简单的事情，是与生俱来的本领。但她没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会被人嘲笑的，是一种强烈的耻辱。
为了这事，她差不多病了有大半年。如果不是李玉楼再三安慰她，请了医生来治（不仅有中医，还有西医），也许她就一病不起，撒手黄泉，也未可知。
母亲说，她到县城里来，让陈美莲觉得不再孤独了。
陈美莲把她当女儿，更像当小妹妹。她在她面前经常提到的一个人，不是李玉楼，而是李家武。这是母亲没有想到的。但她当时也没往深处去想，以为只是她的一种爱心的抒发。和哥哥李家文不同的是，李家武选择去了北平念书，学的是桥梁专业。他说他想成为一名工程师，桥梁工程师。谁也想不到，他会选择这样的专业。他这样的决定，还是得到了家里人的大力支持。不管怎么说，他选择的是一个正经的学业，而且听上去前途不错。既然家里人从来没指望他继承发扬那份家业，他能自己找事做，就是最好的了。他走了，把陈美莲的半颗心带走了。陈美莲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喜欢他。喜欢他青春、干净的学生模样，黑黑的头发，白白的一张脸。也许是因为她过去的生命中，遇到的全是各种粗鄙的男人，而李家武这样文质彬彬的，就击中了她的内心，要了她的命。
李家武成了她的牵挂。
她知道他是明白她的意思的，同时，他也是有很多误会她的意思的。她怕他内心里看不起她。他后来对她很冷淡。她想对他解释，却发现她什么话也不好说。她有什么过份的吗？她只是有一次在雨天，让他打着伞，到张家园去。在路上，没人注意的时候，她拉了他的手。他当时并没有拒绝。她自己的心跳得很厉害，脸红烫得像喝过了烧酒。那种感觉是很异样的。她想起来，只有好多年前，她对着那个姓赵的小伙子，才有过。但过去所有的那些，都过去了。她现在很少想到姓赵的小伙子。不是她薄情，而是她实在不愿意去想。它就像一块影壁，时间长了，受着雨水的侵蚀，慢慢地生霉了，斑驳了……
李家武去北平读的时候，家里人是知道的。临行前，他是专门回了李家庄的。在家里只住了两天。母亲说，她的母亲一直哭。她放心不下。大儿子的离家出走，对她是个很大的打击。而且，她的父亲把他的叛逆，说成是她的因素（至少有她一部分，认为她作为一个母亲，平时对大儿子太娇纵了。而事实上谁都知道，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母亲的作用是非常小的。可是，李玉楼必须要找一个替罪羊）。现在小儿子也要走，怎么能让她舍得下？
母亲说，家里用了一辆马车，把哥哥李家武送到陈家渡。家里所有的亲眷差不多都去送了，除了在城里的李玉楼和陈美莲。母亲说，她也去送了，跟在马车的后面。那时候乍暖还寒，虽然隔三差五的会刮一些小南风，但大地上的绿色植物还很少。偶尔有一些泛了绿的植物，也都在风里瑟缩着。那天的天很蓝，万里无云。太阳虽然是明亮的，但却不热烈，就像是还没睡醒的样子，无精打采的。远远的黄河像一条被人遗弃的灰黄的布带子，在平原上蜿蜒着。一排大雁，鸣叫着，向某个不知名的地方飞去。
“你可以向父亲要求的，念书。”哥哥当时对她这样说。
“你要坚决要求，他可能就会同意了。现在女孩子读书很多的。读书不是坏事。”李家武说，“或者你可以让妈妈劝劝他。”
妈妈没有想到不久后，她真的就实现了这样的梦想。
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梦想。
而梦想能够实现，一定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后来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却一直记住了那年春天，和火柴厂联系在一起的春天。
从那个春天开始，李家有持续两年的大发达，是个鼎盛期。
李玉楼的事业达到了高峰。
乡下的各项收成都不错。那一年里，整个都是风调雨顺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庄稼长得好，租子收得也就格外好。农户们也都是高兴的。既然多收了粮食，租子也就交得痛快。甚至，把陈年的欠账也都还清了。从内心里，他们还是感激东家，让他们租种了田，得到了粮食。雇佣们同样如此，他们的工钱也涨了，分到的份子粮也多了。而在城里的商铺，生意兴隆，无论是绸布庄，还是米店，或是杂货店。更重要的，是火柴厂的生意真好。虽然县城里已经有了电灯，但是只是很少有人家才用上。而且，洋火的用途是最广泛的。抽烟、烧灶、点香……没有了火柴，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而他们家生产的火柴，很快就行销了全县。而且，都行销到了外县、外省……
李玉楼那两年里，完全扑在火柴厂上，忙得不可开交。
一忙，他连儿女的事都顾不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