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26日的中执会第十次会议上,孙文提出要成立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拟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浙江奉化人,早年就读保定军官学校、日本振武军校,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当过陈炯明的作战参谋,党内资望,远不及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一直在二三线上沉浮。当粤军兵变,孙文被困在永丰舰上时,蒋介石从上海千里赴险勤王,与孙文共患难,令孙文深为感动,从此一跃而成为孙身边的红人。
孙文的偶像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而蒋介石的偶像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但这并没有成为蒋介石追随孙文的障碍。有一种说法,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分“礼乐”与“诗书”两大系统,曾国藩是“礼乐”的代表,而洪秀全一类人则是“诗书”的代表。其实,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礼乐与诗书本属一家,洪秀全与曾国藩有什么区别,看看孙文与蒋介石的关系,虽不能划上等号,亦不远矣。
孙文一直有个担心,就是中共会包办中苏关系,成为苏联在中国的代言人。这是他决不能允许的。因此,在他威胁要开除陈独秀之后,作出了一个决定:派代表团到苏联去,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
1923年8月16日,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代表团”,从上海前往莫斯科。除蒋介石之外,三个成员中——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沈、张都是中共党员,只有担任过大元帅府英文秘书的王登云,是记者出身的国民党人。
俄罗斯的气温,一天比一天寒冷,给蒋介石这位南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9月2日,一行人乘坐的车辆,经过长途跋涉,穿过俄罗斯原野的浓雾晨曦,终于抵达莫斯科。最令国民党人兴奋的,是他们获邀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在中共党人面前,带着“侬也凉凉去”的心态,蒋介石第一次现身于国际讲坛之上。
他在苏联和维经斯基、马林等“中国通”见了面,也和共产国际的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见了面。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看来,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左翼”,不仅“深受孙逸仙的信任,同我们很亲近”,而且“在中国,以最有教养的人之一著称”。
托洛茨基告诫这位最有教养的“左翼”分子:“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 “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 这是俄国人搞革命的经验之谈。后来蒋介石与红军作战时,有一句口号:“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也是师承于此。
蒋介石是否有教养,无关宏旨,但他的“左翼”名声,却令苏联人精神一振,维经斯基与之交谈,观其胸襟,果然有可异之处,于是竟怂恿蒋加入共产党,并承诺只要他肯加入共产党,“苏联便可以给他几个师的武器,以武装中国西北部的农民,用来打军阀,统一中国,不必回广东去帮孙逸仙博士练兵”。
这种不靠谱的话,证明维经斯基毫不了解蒋介石的文化背景与个性。须知蒋介石的家乡是浙江,他的发迹经历,亦与浙江密不可分,在上海滩滚打多年,你让他跑到遍地红枪会的黄土高原去组织农民武装,岂不是乱点鸳鸯谱?
由此也可知,苏俄对中国的情况,其实十分隔膜,因急于找代理人,才闹出请蒋介石到大西北搞农民起义这种笑话。
蒋介石正色答复:他的一切行动,皆秉承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博士的指示。是否加入共产党,自己不便决定,必须回国后,请示孙博士,才能有所决定。
蒋介石更关注苏联军事组织方面的情况,他拜会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红军总司令、参谋长,一起商讨在中国建立军事学校的计划。还参观了步兵团、步兵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和海军基地。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但别的花蒋介石都看不上眼,只看中了苏联军队中党代表制度这朵花。最后,在对苏联士兵演说时,蒋介石振臂高呼:“我们是军人,我们是战士,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番“左翼”党人的激情迸发,应该不是装扮出来的。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确实激动得浑身发抖,声音近乎吼叫。
代表团于11月29日离开莫斯科回国。12月15日,返抵上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都来迎接。蒋介石当天便转船回宁波。虽然广州的空气,一天比一天热闹,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密锣紧鼓,已到最后冲刺阶段,但蒋介石却似乎连行情也懒得打听,便转道回家,忙着给六十冥寿的母亲上坟去了。潜台词,反映出内心的不满。
蒋介石知道,孙文让他去主办一间军校,但他对这个职位不太感兴趣,主持一间学校的行政事务,能有多大出息?恃才傲物、眼高四海的蒋介石,决不可一世伏枥,做个郁郁不得志的穷教头。
一个人能否出人头地,与机遇甚有关系,与所处的位置也甚有关系。当年秦相李斯说过,粮仓的老鼠与厕所的老鼠大不一样,仓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厕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都是老鼠,何以如此悬殊?并非本质有何差别,位置不同而已。只要互换个位置,它们的状态马上也会掉转过来,“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就拿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元老来说,他们真的比蒋介石更有能耐吗?未必,只是他们“在所自处耳”。
蒋介石内心那只权力的野兽,早已蠢蠢欲动,要一飞冲天九万里。自古圣贤,都是狂狷之士,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蒋的位置,应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因此,对南下当教头,推三推四,迟迟吾行。
可是廖仲恺急了,从上海一连发来三通电报,催蒋介石速到上海,与胡汉民、汪精卫一起南下广州,筹建军校。“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12月30日,孙文也亲自致电蒋介石,请他到广州报告赴俄考察情况,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蒋介石被逼不过,只好收拾心情,动身南下了。
今年以内,革命事业彻底大成功
三山五岳的国民党大佬们,云集广州。大家饮早茶、闲聊天之余,也认真拜读临时中执会下发的三个文件:《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以及从11月29日开始正式出版的《国民党周刊》。此外,“土地法”、“劳工法”和“关于小产阶级”的三项法令草案,亦在人们中间广泛传阅。
他们不看这些文件犹自可,愈看愈担心。对联俄容共政策的争论,各执己见,众口难调,不仅没有平息,还有扩散之势。
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元老级的党人,以“国民党广州支部”名义上书孙文,批评“本党改组,其动机虽出自我总理之乾纲独断,惟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俄人鲍罗廷之指挥”,“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他们指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其方略,一为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一为使我党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
话说得很难听,但却真实反映出一批元老的忧虑。孙文对中共,一直抱有戒备之心,从当初中共刚成立时,戴季陶参与中共建党工作,被孙文痛骂一顿,不得不“含泪退党”,到后来孙文威胁要开除陈独秀,都显示出他对中共的心态,一以贯之,迄无大变。他自认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革命党,故无须另搞一个共产党,分散革命力量。
孙文在报告书上批示:关于国民党组织法与党章、党纲等草案,都是我叫鲍罗廷起的草,由我亲自审定的,“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陈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
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彼亦得志矣。
孙文口口声声说“陈独秀之计”,陈究有何“计”?用孙文的话来说,就是“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 这个疙瘩,在孙文心底里,一直到死也没完全解开。
但这实在冤枉了陈独秀。陈独秀从来没有想过要包揽对俄交际,更没有那么大能耐,可以阻止俄国的政治外交。相反,自从他同意中共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便几乎百分百地服从国际的一切指令,最后也因为过于服从,竟落了个“右倾投降主义”的臭名。
对国民党而言,容纳共产党,是争取苏俄援助的先决条件,二者不可分开。没有苏联的军经援助,孙文根本打不赢北洋政府,甚至连陈炯明也打不赢。孙文的政治考虑,较一班迂腐的书生元老现实得多。
当鲍罗廷在广州的工作初见成效,国民党改组的利好消息频频传来,陈独秀郁闷了许久的心境也突然放晴了。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3号通告,对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作出紧急指示:“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即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就赶紧敦促成立。
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
口才好,成为当选国民党一全大会代表的条件之一,意味着,在一全大会上,两军对垒,将有一番激烈的唇枪舌剑。
1924年元旦,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鲍罗廷也出席了。陈独秀承认自“三大”以来,国共合作,几乎无所作为,原因有二:一是共产党内部有分歧;二是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国民党已开始改组,中共党内意见也基本统一,大家一致同意:凡未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应该立即加入;中共是国民党内一个不合法的支部;全体同志应该在国民党内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领导权。
这是中共党内好不容易才达成的一致意见,殊不知,陈独秀一脸春风的报告,却换来鲍罗廷居高临下的一票否决。鲍罗廷干脆有力地说:“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发展。”官大一级压死人,鲍罗廷虽然只是顾问,但他口含天宪,等同钦差大臣。会议最后作出结论: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种委员会中谋求职位。这显然是忠实贯彻着斯大林“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指示精神。
联席会议结束之后,陈独秀、鲍罗廷等人,便在凛冽寒风的吹送下,联袂浮海,南下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全大会,这个最终点燃大革命烈火的历史性盛会。
1924年1月20日,上午9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了。到会代表197人,中共的列席代表,计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等人。人数不多,但礼堂也不大,黑压压一片。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次大会时说:
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
会场热气腾腾。孙文激情洋溢的开幕词,把这次盛会称之为“中华民国的新纪元”,他号召代表们“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会场掌声雷动,春风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