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堵住“深圳党政干部被股票一网打尽”的责难，深圳市委、市政府在1990年10月作出决定，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之后，中纪委也发出通知，规定处以上领导干部不得买卖股票（这也是至今处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规定的由来）。
李灏事后回忆道：
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大家把股票都交出来吧。后来，市里发了一个通知，处级干部不能买股票，当时市政府主要领导压了一个多月不签字，我就劝他，外面都有很多议论了，我们自己的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被关了。他最后签了，发了下来。
通知发出后，证券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各种议论都有，有的说，这是不是国际惯例；有股民说，领导干部不买股票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的利益要与领导干部绑在一起。过去买了的怎么办？有人主张要退出来，这个通知送到郑良玉那里签发时，他把要退的规定划掉了。因为当初深圳许多党政干部买股票是为了支持股份制改革，是组织上号召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0年11月，当时的中央领导就证券市场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试点问题找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谈话。
刘鸿儒回忆：
1990年11月份，深圳市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江泽民主席带着各部委的负责人参加庆典。在庆典的主席台上见到我，他说：鸿儒，咱俩回北京的路上好好谈一谈这个问题。从广州到北京的飞机上谈了两个多小时，他问了一系列的问题，社会上反映的问题。我就要求一条，改革来之不易，试验点不能撤销，可以不扩大。我也说你相信我们这些人是能闯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市场的路，但是你要允许我们试验，不能给我们扣政治帽子。因为我们都没干过，出了点问题就扣政治帽子，大家都不好做。所谓政治帽子就是说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啦，搞私有化啦，挖社会主义墙脚啦等等，我说这个不行。后来他同意，下飞机之前，他说咱们定了，继续试验但不扩大。
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各种争论中，证券市场背后所隐含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和各类债券、股票的发行，已经将越来越多老百姓的钱圈进了各类企业、国库和市场，于是面对证券市场的所有政府行为，都意味着直接面对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其实，这才是中央政府当时踌躇不安、踟蹰不前的症结所在。不然的话，就像1999年中央政府断然关闭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组成的STAQ和NET两个法人股流通市场一样，证券市场在诞生之前和发展过程中无论哪一次波折都很难保证其继续生存有多大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政府在2001年以后下决心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根本原因，要让市场听政府的话，就必须有听话和受控的机构投资者队伍。
如果从社会转型和演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到1989年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已经默认的、百姓与政府博弈的游戏规则中。政府可以控制机构，但却担心百姓失控。从此时开始，政府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要务，千方百计把可能引发百姓不安的因素制止在萌芽中；而百姓则在政府既有规则的底线处，向外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发展的边线，以自己的不安、躁动的倾向来引发政府的担心，并迫使政府在寻找平息不稳定因素方法的过程中，??自觉地向市场发展的目标蹒跚前行。
这种博弈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都在中国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或政治生活中不断延续。
转折发生在1992年。
邓小平视察深圳，对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议下了一个暂停的定论。他说：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邓小平的另一段话，后来长期被证券业奉为护身法宝：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关闭与否的悬念使得证券市场长期无法建立稳定预期
于是，中央表示继续进行证券市场试点，但仅限于现有的上海、深圳两个证交所。证券市场就这样保留下来。
1992年3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厦门召开会议，请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负责人汇报有关两地证券市场试点的情况。在听取汇报后，朱镕基指出：沪深两个股市试点的决定十分正确。但对上海和深圳两地股市的试点工作还远未完成，谈不上推广，现在也不能推广。下一步，我们放手让上海、深圳两个股市试验。两市证券地方法规，凡不影响宏观的一律批准，错了还可以改嘛。上市公司挂牌，由沪深当地批。在这两个股市试点真正取得经验前，现在只能搞一个轮廓设想：（1）严禁一切柜台交易，证券从业人员要严格培训，其中包括要有合格的电脑工作人员和严格的操作规程；（2）现在，只有上海和深圳这两个证券交易所可以进行股票上市交易，便于宏观调控；（3）允许有几个大城市、沿海城市、开放城市经批准发行股票。搞多少，不好说。总的原则，也不要一下子搞得太多，要逐步推广。
这次会议明确地表达了中央的决策：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的试点，目前只限于已经国务院批准的深圳、上海两市；向社会发行不上市交易的股票在广东、福建、海南三省试验；设股票交易所只限于上海、深圳两处，暂不再设新点。其他地区具备上市条件的股份制企业，可到深圳、上海异地交易。要注意区别不同类型的股份制企业，企业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才能进行股票上市交易，条件不成熟，不能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更不能贸然进行上市交易。之后，在政府推动下，各地交易中心作为沪深交易所的延伸和补充，主要代理沪深市场的交易业务，实现了股票交易的集中化。但之后各地交易中心因地方利益诉求出现的各种违规问题，使得中央政府在1999年陆续将各地交易中心全部关闭。
直到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要不要市场经济的争论才基本停歇。
不过，是放开还是关闭，这把达摩克利斯剑却仍旧随着证券市场指数的起起伏伏而晃晃悠悠地始终悬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头上。
据刘鸿儒的回忆，关于搞不搞证券市场，此后的争论并没有完全停止。
究竟社会主义能不能搞，一直在争论。1992年春节刚过，人大财经委员会听取汇报。我和陈锦华去了，陈锦华当时是体改委主任，我是副主任，我们管股份制和股票市场。汇报呢，那些委员、老部长们就提很多尖锐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不把亏损企业拿去上市卖了，要把国家的好企业卖掉，这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吗？还有人说，全世界没有一个搞股份制搞股票市场的国家不是走私有化道路的。它代表了当时社会上一大批的力量、意见。我们说，人大通过的政府报告已经同意搞试验了，我们一面走一面试验。
一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才确认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问题，还提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有力、扭转顺畅”的产权制度，真正在理论上解决了产权的问题，而且明确提出建立由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非公有企业共同组建的股份制企业，同时明确了公司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时，才真正为证券市场正了名，把“关闭”这两个字从股民的心中抹去，把证券市场头上高悬了十多年的达摩克利斯剑真正收起来了。
从此之后，中国的证券市场才算在政治上真正有了相对长远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