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样的时刻，1958年6月，茅盾的评论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同时也转载了《百合花》。茅盾高度赞赏《百合花》这一短篇，赞誉它有独特的风格："清新、俊逸"，认为它是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最使自己满意、也最使自己感动的一篇，称"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茅盾还认为《百合花》在展开故事和塑造人物时，"把这两者结合得很好"。茅盾的高度评价，对于茹志鹃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使茹志鹃"从丈夫头上那顶帽子的阴影下面站立起来，从"危险的边缘"上站立起来"，勇气百倍，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道路上有千难万险，"要走下去，要挟着那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站起来的，又何止是茹志娟一个人，还有她身边的儿女，还有后来的女作家王安忆……诚如茹志鹃所说，茅盾对她的教诲、鼓励，在她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上，起了"转折的、尊基的"作用。
此后，茅盾在《一九六○年短篇小说漫评》中，又以千余字的篇幅，评析了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他称赞这篇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渲染气氛，尤其是夹叙夹议式的心理描写等方面，都保有作者的特殊的风格"。茅盾还具体分析了作品的人物，指出作品里的荷妹是个正面人物，但不是"端坐在莲花座上的菩萨"。寥寥数语，使茹志鹃明白了文艺工作者要去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明白了文艺作品里的夸大、提高、渲染是有限的；文学作品不能依靠主观愿望去拔高人物，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一言一行，贵在它的可信性。在写于1962年《读书杂记》中，茅盾又评析了十五位作家的五十多篇作品，其中，为茹志鹃的作品写下了三千多字的评论。他细致分析了茹志鹃的《春暖时节》《澄河边上》《如愿》《三走严庄》《阿舒》《同志之间》等篇小说的优长之处，在此基础上，综合比较研究了茹志鹃笔下的人物。正是在茅盾的扶持和鼓励下，茹志鹃这位有特色的女作家得到长足发展，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经茅盾评定的她的作品，很快被翻译成英、日、法、俄等各种文字，成为新中国文学的骄傲。
同时在《读书杂记》一文中，茅盾还谈到了女作家韦君宜的《月夜清歌》。他称道《月夜清歌》的题材崭新，表现人物时"用墨极为经济而下笔极为准确"，认为在"简单地用鉴定的调子来刻画人物性格的方法颇为流行"的当时，这篇小说表现人物的手法是值得注意的"。作为一代宗师的茅盾在该文中竟自谦地说："孤陋寡闻的我，还是第一次读到这样题材的作品。"与此同时，他又语重心长地指出：""横看成岭侧成峰"，并不造成什么主题思想的混乱，反之，却显得作品还耐咀嚼。"茅盾的鼓励和指教，使韦君宜不仅受到了很大鼓舞，也进一步获得了写作道理，她"由此悟会到了作品应当力求含蓄、朴素自然，给读者点余味，切忌太露，更忌卖弄"。
1958年1月，女作家杨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问世了。这部描写党领导下的学生爱国运动、反映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喜爱。但在当时"左"倾文艺思潮影响下，有的评论者却不对作品和人物作历史的具体分析，而从抽象的教条出发去指责作者，甚至用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来套林道静，认为这一形象是对共产党员的歪曲。在1959年上半年文艺界关于如何评价杨沫的《青春之歌》的讨论中，茅盾排除"左"的干扰，写出了《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茅盾从文艺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出发，指出了上述批评的简单粗暴。他旗帜鲜明地肯定"《青春之歌》是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思想内容上没有原则性的错误"。在对此作品作出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主人公林道静"形象是真实的"，"是有典型性的"，提出对这一人物的看法不能简单化，要分析地对待。在谈到作者对林道静的态度时，茅盾明确地指出，如果不看到主要的方面，只是"武断地判定作者对林道静的同情和爱护便是作者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流露，那是十分不公平的！这种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也成为正确理解一部作品的最大的障碍"。在谈到作品的缺点时，茅盾认为"应当实事求是，从作者自定的任务来看作品的实际效果，而不应当提出更大的任务来否定作品的实际效果。所以，"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缺点"。与此同时，茅盾从人物描写、结构和文学语言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作品的不足之处，为作者在艺术表现方面的进一步提高指明了方向。茅盾这些中肯的评论，不只关系到对《青春之歌》这部作品的正确评价，更关系到女作家杨沫以后创作的发展。
三
茅盾一生坚持真理和进步，追求共产主义，刻苦致力于文学艺术的钻研和创造，他给人民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是无法估量的。他的高贵品质，似甘霖滋润着一代作家的心田；他的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广泛地熏陶、影响着我国现代作家。许多现代女作家从茅盾身上以及他的文学作品之中，接受革命思想，汲取振发精神的力量，择取创作的艺术营养。茅盾的精神教育和激励着现代女作家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革命女作家丁玲，在文坛起步前"有幸曾是茅盾同志的学生"。丁玲1922年在上海平民女校，1923年在上海大学就读时，都曾亲自聆听茅盾讲授文学课。她曾说，是茅盾"在谆谆课读之中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丁玲还谈到，1932年至1933年，她和茅盾曾在"左联"共事；1949年至1953年，又同在新中国的作家协会共事，而丁玲一直把茅盾"当作老师"，在文艺队伍中，茅盾留下的是"功高不傲，平易近人的宽厚长者的形象"。
20年代著名的女作家陈学昭1923年春在上海爱国女学文科读书时第一次见到茅盾，以后渐渐熟识起来。她谈到，自己从旧家庭里长大，见了哥哥嫂嫂都害怕，而茅盾却使自己觉得可亲。1926年，陈学昭曾在《新女性》上发表一篇散文：《现代中国女子的苦闷问题》。文章谈到妇女解放，认为妇女首先要作为一个人，要有学识、有才能，依靠自己来生活，她们的职责是对国家对社会作出贡献，贤妻良母并不是妇女的唯一职责。不料这篇散文在当时引起大风波，一些人写信给《新女性》，对作者进行讽刺和咒骂。在展开讨论时，茅盾是陈学昭的支持者之一。在日后的交往中，茅盾一直鼓励、鞭策陈学昭写作，而陈学昭一直把茅盾看作是自己"极尊敬的长者"。
女作家草明同样把茅盾当作自己"最敬爱的前辈之一"。她说："几十年来，我受到茅盾同志的教益不浅。"1934年草明在当时上海最大的杂志《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是茅盾亲自推荐的。同年，茅盾和鲁迅先生把一批年轻的左翼作家介绍给美国友人伊罗生（美国刊物《草鞋脚》的主编），其中即有草明。1948年解放战争中，茅盾同郭沫若、许广平等同志一起，通过海路秘密到了刚解放的沈阳城。草明欣喜地从皇姑屯铁路工厂去看望这些老前辈，并把自己的小说稿《原动力》奉上，请茅盾等同志指教。不想两三天工夫，草明即收到茅盾等同志的复函。茅盾在复信中一如既往地在多方鼓励草明的同时，坦率地指出了她作品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这使草明"实在感佩万分"。在晚年，草明还表示要"克服年老体衰带来的困难，学习茅盾同志严格的现实主义和对祖国社会的深刻的研究、认识的精神，学习他读万卷书的刻苦好学的精神，争取为祖国多做贡献"！
老作家赵清阁也把茅盾作为"良师益友"。她谈到，茅盾的《世界名著杂谈》一书正确地评价了一些世界名著及其作者，对她在青年时代涉猎欧美文学名著"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30年代及40年代几个历史时期，赵清阁和茅盾同客一地，茅盾曾历次指导和支持过赵清阁的诗文创作及文艺工作。《十年动乱》后重逢，彼此欢叙劫后余生，茅盾仍鼓励赵清阁继续为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此后，赵清阁在上海一度情绪欠佳，不愿出席第四次文代会。茅盾得知后，殷殷督促赵清阁，写信要她一定去参加，并作一首"祝文艺春天"的《沁园春》词为赵清阁书好，等她去面赠。为了祖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昌盛，茅盾这位胸襟宽阔、目光深远的文学大师，就是这样在时时关注、团结着作家朋友们。
女作家韦宜君在回忆当年读茅盾作品的感受时说："读过《蚀》《虹》《三人行》《子夜》《春蚕》……这些作品对于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大作用。"她还谈到，头一次见到茅盾是1953年在作家协会，见到这位从幼时向慕的人物，"没有想到他对待我们这些后辈是如此的谦抑温和"。在以后的工作中，韦君宜曾多次和茅盾一起开会，去他家组稿，请他看稿，等等，她"时常感到这位学识渊博的老前辈工作得那样严谨勤劳，又那样肯于奖掖后进，从没见他摆过架子，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郁茹称茅盾为自己的"第一位老师"。茅盾不仅为郁茹的处女作题名写序，使郁茹增添了继续文学创作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在郁茹的处女作问世的三年以后，当茅盾在香港见到郁茹并得知她又陆续写了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时，茅盾立刻要郁茹把这部作品送给他看。在茅盾小小的寓所里，茅盾接待了郁茄，那么亲切，那么平易；而在谈作品时，茅盾又是那样严肃和认真。他一节一节地分析了郁茹的创作思想和写作技巧，使郁茹首先明白的，就是作为一个革命文学战士的职责。郁茹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过的这些话，写革命者首先心里要有个革命的全局观念，看到整个革命形势，对革命事业的信念要坚定不移。……"郁茹还说，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期的写作和编辑工作中，"我总是常常回想起沈先生对待文学青年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亲切态度和严肃精神，我总是把编辑工作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尽量也热情、亲切、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作者、每一篇作品，总想着沈先生那种用自己的毕生心血来浇灌一代文学新苗的精神，使文学阵地新花灿烂。……
是的，正是茅盾的教诲和榜样，给了郁茹、给了现代女作家以巨大的精神力量！茅盾留给后人的，不只有大量的著作，还有他崇高的品格与献身精神。
1988年
茅盾论文学民族化
重视文学的民族特点，提倡文学的民族化，是茅盾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茅盾不仅以恢宏开阔的现代化眼光，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创立具有民族特点的新文学的宏伟目标，并为此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为我国新文学的民族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预告了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发展趋势，揭示了民族的文学日益形成一种世界文学的历史变革。然而，世界文学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民族的文学和文学的民族性的消失。在人类还以民族形态存在的历史时期，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就不可能没有民族特性的烙印。文学的民族化，不仅标志着一个民族在文学艺术上的成熟发达，而且标志着一个民族自身的成熟和发达。一个健康发展的民族，它的文学应该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既是民族的文学，又是世界的文学。
20世纪初叶，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化由中世纪封建性的文化向现代的民族文化的转变中宣告诞生，并以其迅猛的速度，向世界迈进，从而确立了我国新文学的世界性地位。作为"五四"时代的先驱者和启蒙者、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茅盾清醒地意识到新文学家负荷的使命："就他本国而言，便是发展本国的国民文学，民族的文学；就世界而言，便是要联合促进世界的文学。"茅盾正是以觉醒的世界文学意识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热情地呼唤民族新文学的建立，为创造中国亘古未有的具有民族特点的新文学而成其大辂椎轮之功。
茅盾从开始文学活动起，即广泛涉猎、介绍与系统地研究西方文学。仅20年代，他就先后写了十多种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源流的专著与论文集。他"博览约取"、"穷本溯源"，对西方文学的源流演变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从希腊、罗马开始，横贯19世纪，直到"世纪末"……"茅盾以如此开阔的视野，从异域文学中广泛借鉴，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标，"取精用宏，吸取他人的精粹化为自己的血肉"，为了"创造划时代的新文学"。正如他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所郑重宣称的："今日谈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
茅盾清醒地认识到，在民族国界以及语言差别尚未完全消灭之前，"现时的新文学运动都不免带着强烈的民族色彩"。他"深信一国之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唯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正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之地"。这里所说的"国民性"，其实就是"民族性"。茅盾还明确指出："要使创作确是民族的文学，则于个性之外更须有国民性。所谓国民性并非指一国的风土民情，乃是指这一国国民共有的美的特性。"他坚信有几千年历史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其民族性里一定蕴藏着善美的特点，而发挥光大中华民族国民性中的美点，乃是我们"民族义不容辞的神圣的责任"。茅盾从世界文学进程的观照中认清了中国文学的现状和位置，确信只要坚持新文学的正确方面，不断开拓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的文学就足以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愧色。
抗战爆发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在文学领域里展开。茅盾以实现民族化和群众化的自觉意识，积极撰文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明确声称："一个文明国家的文艺应有它自己的作风。我们中国的真正文艺作风既不是腐旧不堪的，也不是全盘西化的，而是一种独创特有的风格。"在《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一文中，茅盾再次阐明了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指出"民族形式的建立正是到达将来世界文学的必经的阶段"，"民族文学之更高的发展，适为世界文学之产生奠定了基础"，而"这种世界性的文学艺术并不是抛弃了现有各民族文艺的成果，而凭空建立起来的，恰恰相反，这是以同一伟大理想，但是以不同的社会现实为内容的各民族形式的文艺各自高度发展之后，互相影响融化而得的结果"。显然，茅盾在此强调的"更高的发展"的文学，正是能够走向世界的现代型的民族新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