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君的悲剧揭示出，在旧中国，知识妇女同样彷徨无路，她们即使能一度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而获得婚姻自由，但却逃不出旧的宗法社会的樊笼，在社会上找不到幸福的安身之所。正如鲁迅先生所曾深刻指出的："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作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子君的悲剧，不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吗？鲁迅先生通过子君的悲剧道路，不仅无情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腐朽，鞭挞了旧势力的残忍，否定了爱情至上和个性解放的思想；而且，再次形象地表明了：在旧的社会限制和秩序没有被彻底推翻之前，妇女希图以"个人奋斗"而冲出封建家庭及整个社会的牢笼是不可能的；而离开政治、经济上的解放，妇女问题的解决和妇女解放是不可思议的。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必须寻求新的斗争方式和道路的问题。
在1933年，鲁迅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一步为广大妇女谋求解放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他号召妇女："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这也正是子君所未能找到的求生的新路。
今天，重读鲁迅先生写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以妇女为主人公的小说，依然是这样激动人心。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这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不仅反映了旧中国妇女的悲愁和苦难，控诉和希望，使人们真切地认识旧时代残酷的生活真实，无比痛恨吃人的封建制度；而且也激励着新中国的广大妇女，进一步振奋精神，自强不息。同时，对促使全社会进一步重视妇女、关心妇女，对继续完成反对封建残余的重要任务，对广大妇女的彻底解放，仍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1981年
《呐喊》《彷徨》的讽刺艺术
早在1920年，鲁迅先生用日文给青木正儿的信中就曾写道："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成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罢。"这里所说的"幼稚"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自然是鲁迅的谦词；而小说风格的日趋"讽刺和诅咒"，却是事实。打开作为新文学奠基之作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我们强烈地感到其中燃烧的猛烈的讽刺火焰。讽刺性，是《呐喊》《彷徨》体现其巨大的社会价值和艺术生命力的主要特色之一。
如鲁迅所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在《呐喊》《彷徨》中，鲁迅正是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目光，摄取了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至于可恶"的喜剧性矛盾，加以提炼突出，无情地揭露出"病态社会"中"无价值"的存在，从而使他的小说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并形象地体现出鲁迅对讽刺美所提出的精辟见解，在艺术实践上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一
鲁迅曾明确指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他并且主张讽刺艺术应当"针砭社会的锢疾"，认为"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得惊人"的"。他曾推崇《儒林外史》问世以后，以它深刻的思想、真实的描写和高超的艺术，改变了过去小说中的讽弹弊病，"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他赞扬《儒林外史》的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可贵之处。《呐喊》和《彷徨》正体现出鲁迅"以公心讽世"的严肃态度，它以讽刺的笔墨和高度的生活真实相融合，生动地再现了从辛亥革命前夕到1925年以前的中国社会现实，强烈地映照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历史风貌，表现了十分深广的社会内容。
其一，《呐喊》《彷徨》以讽刺的笔锋，愤怒地指向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统治者，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在脍炙人口的《阿Q正传》中，鲁迅塑造了阿Q这一著名的讽刺典型，不只讽刺了阿Q深受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毒害而没有觉醒，更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对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制度，进行了愤怒的鞭挞和彻底的否定。而在笑中含泪的讽刺短篇《孔乙己》里，鲁迅让孔乙己被当作取笑的材料登场，又在被人取笑的卑微处境中默默地死去。借助这一封建科举制度牺牲品的典型形象，鲁迅把自己的批判，指向毒害和摧残了孔乙己的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残害，愤怒抨击了给予孔乙己以严重的侮辱和践踏的封建豪绅阶级以及黑暗冷酷的社会环境。
其二，《呐喊》《彷徨》以讽刺的笔锋，艺术地批判和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悲剧和历史教训。《阿Q正传》里生动地写出了辛亥革命在未庄引起的反应：
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未庄的群众完全麻木无知，"都用了惊惧的眼光"看着阿Q"造反了"的叫嚷。赵太爷一家先是疑惧惊慌，继而赵秀才便同假洋鬼子串通一气，"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革掉的，却只是尼姑庵里的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而对革命抱有热烈希望的阿Q，却不仅"不准革命"，反倒做了把总老爷"惩一儆百"的靶子，被诬以抢匪的罪名而抓去枪毙了。鲁迅以讽刺性的描写，对辛亥革命的历史真实作出了寓意深刻的概括。《风波》描绘的只是江南水乡临河土场上傍晚时间的一个剪影，但却生动地画出了辛亥革命后农村社会和农民思想的真实面貌。作品中，七斤的沉默忧愁，七斤嫂的烦闷绝望，九斤老太的慨叹不平，赵七爷公然的威吓和气势汹汹的动作，以及村人们的冷淡和麻木、六斤的被重新裹脚……生动而逼真的艺术描绘告诉人们，辛亥革命除去使农村的七斤们"枉然失去了一条辫子"，并没有使社会生活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农民依然是封建势力、封建传统思想奴役的对象。从而尖锐地嘲讽了辛亥革命软弱妥协的恶果。而在《药》里，革命者夏瑜的崇高行为，在市民阶层中得到的只是冷淡、麻木的反应；夏瑜的死只不过让人们鉴赏了一次"杀人的盛举"，充当了茶馆里无聊的谈资；夏瑜英勇献身的鲜血，竟被愚昧地当作医治疾病的"药物"。在这残酷的生活真实里，又蕴含着多么深刻而悲愤的讽刺！鲁迅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脱离群众而得不到群众同情和支持的历史真实，深刻而沉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革命脱离群众的错误。
其三，《呐喊》《彷徨》以讽刺的笔锋，揭穿了新旧国粹派虚伪外衣遮盖下的丑恶、卑劣的本质。《肥皂》借一块肥皂的来历，描绘了封建卫道者的典型四铭及其同伙的丑恶嘴脸，无情地撕去他们的假面，剥露了他们攻击新文化、憎恨女学生剪发，吁请"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的假道学的卑鄙灵魂。《高老夫子》又以漫画式的讽刺笔法，勾画出了高干亭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却要标榜"整理国史"，假充正经，但又"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新国粹主义者的丑态，赤裸裸地袒露出这位所谓"国学家"无知又无赖的本相！
其四，《呐喊》《彷徨》以讽刺的笔锋，剖析了新老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忠实地记录了"五四"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端午节》以一部分教员和公务员向北洋军阀政府索取欠薪的斗争为背景，通过方玄绰这一形象，真切地揭示了那个时代一些曾经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由于拘囿于平庸的个人生活圈子里而开始走向歧路时的精神特点。这位方玄绰在"五四"运动中也曾"觉醒"过，有过"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但由于他困扰于平庸而空虚的生活里，渐渐地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失去了探求新路的勇气和希望，停留在徒托空言的不满和不平里，以致毫无作为，只能用"差不多"说掩盖他的无是非之心，以苟安来麻痹自己的痛苦。对方玄绰身上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群中的这种妥协、怯懦、麻木和动摇，鲁迅进行了嘲讽和批判，真实地揭示出了产生这类知识分子思想行为上的悲剧矛盾的黑暗现实。《幸福的家庭》描写了一个贫困的青年作者，脱离了斗争的生活，为了换取稿费，虚耗时间和精力，去迎合绅士淑女的口味，闭门撰写小说《幸福的家庭》，与现实生活发生尖锐矛盾而使创作流产的故事。在对主人公面壁虚构的内心冲突的描述中，在主人公所写的题材与困窘的现实生活发生尖锐矛盾的喜剧状态中，鲁迅对这位青年作者的想入非非、俗不可耐进行了嘲讽，对主人公及其所代表的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虚妄的梦想作出了否定，真实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
二
鲁迅又指出："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因此他要求讽刺艺术必须具有主观情感的真挚性，主张讽刺艺术家不应置身于讽刺对象之外，居高临下地嬉笑怒骂，而要求置身局中，体现出"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从《呐喊》《彷徨》的讽刺艺术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深沉的真挚的感情的闪烁。从正确的社会立场出发，鲁迅根据不同的讽刺对象采取不同的讽刺态度和不同的讽刺分寸，将自己深厚的爱憎感情寄托在讽刺艺术中，从而在艺术描绘中对人物作出确切的美学上的评价。
对封建官僚、地主豪绅、封建"国粹"的卫道者等社会丑类，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们，鲁迅怀着强烈的憎恶，以酣畅淋漓的讽刺文笔，给以最有力的暴露和彻底的否定。如《离婚》中的七大人是"团头团脑"，"大的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细胡须；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地发亮。"这真是一幅维妙维肖的吸血鬼的画像。而《高老夫子》中的老杆--高老夫子，分明不学无术，却硬要给自己挂上"留心新学问、新艺术"的招牌，他将高尔基误为姓"高"名"尔基"，因此自己改名为"尔础"，这又是何等辛辣的讽刺！这位怀着"去看看女学生"的用意去谋做教员的高老杆，自设骗局，内心深处却是一片空虚和卑怯。所以尽管"这一天，从早晨到午后，他的工夫全费在照镜，看《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查《袁了凡纲鉴》里"，但在课堂上还是出尽了洋相，陷进了可怕的眼睛和鼻孔联成一气的"流动而深邃的海"里。那"闪烁地汪洋地正冲着他的眼光"，使得他处于极其慌乱窘迫的可怜境地，于是他不待下课，就草草收场，惶惶然从"人海"中逃出，以至于连《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失手落地，头撞在挂着木牌的桑树上，狼狈地跑进教员预备室里去。……在辛辣的讽刺描写中，鲁迅有力地揭穿了这位以"整理国史"自命的高老夫子的骗局，使其"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无可逃遁地显露出虚伪、卑劣的本相！而在对这一人物从形象到灵魂的丑态的勾画中，则分明流露出鲁迅对于新国粹主义者的憎恶和蔑视之情。
与对上述人物的讽刺态度相反，对于劳动群众和被压迫者的消极现象，对于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的畸形和病态，鲁迅则持以热情善意的态度，含着热泪写出他们思想性格上的缺点错误，且暗示出造成这些思想痼疾的病根所在。这时，"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人到水底里。"我们在欣赏这种讽刺艺术时，不但能感受到作者深沉的悲愤，而且能体察出作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伟大用心。从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鞭挞和解剖中，从对阿Q一生痛苦的"行状"的描绘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作者笔端所流露出的痛切之情。对孔乙己，鲁迅虽讽刺和嘲笑了他的懦弱、迂腐和无所作为，但同时展示出他性格中善良的一面。作者对这一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同情，则凝聚在对孔乙己被摧残被迫害的遭遇的描述之中。而从《在酒楼上》对"敏捷精悍"的吕纬甫变为"迂缓颓唐"的庸人的描述中，从对吕纬甫这一悲剧性格的心灵特征的发掘中，透过鲁迅对吕纬甫个人主义者的颓唐和怯懦的批判和讽刺，我们也同样能感受到鲁迅对吕纬甫失望于辛亥革命后的现实、对其创伤和挣扎的同情与惋惜，看到作者对他笔下这一知识分子寄予的希望。
三
鲁迅还指出，"讽刺的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使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的价值"。他曾同青年作家说过，讽刺作品要"写得暗藏一点，含蓄一点，使得不大刺眼，使明白的读者能够体会到。"他很赞赏《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认为它"蹙而能谐，婉而多讽"，而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这是二者"技术之相去亦远"的最明显的表现。《呐喊》《彷徨》中的讽刺，正常常隐藏在委婉曲折的真实描写之中，渗透在对人物和场面的具体刻画里，并寓有深邃的意义。这种含蓄深沉的讽刺，耐人回味，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因此，确如茅盾所说："鲁迅的讽刺和幽默都是使人不得不然要一遍一遍地咀嚼，而且愈咀嚼他的积极的作用也愈强烈。"如《阿Q正传》中写假洋鬼子和赵秀才相约到静修庵里去"革命"：
那还是上午的事。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
这里只将当时的情状加以描述，却蕴含着强烈的讽刺，使假洋鬼子等人假革命的嘴脸和丑态现身纸上，收到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效果。又如《祝福》在表现了祥林嫂一生的不幸遭遇和悲惨结局后，结尾描述了鲁镇的人们祝福的场景，最后写道：
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寓意隽永的收笔，饱含着对封建宗法礼教的尖锐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