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宁夏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宁夏从此进入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时代。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宁夏各族人民，建立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完成民主革命，恢复国民经济，进而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和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一、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1949年9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银川市军管会”）成立，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兼任主任，国民党起义将领马鸿宾、陕甘宁边区三边地委书记朱敏、陕甘宁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曹友参任副主任。银川市军管会成立当天就发布“解字第一号”布告，命令迅速接管国民党政府在宁夏的各级政权机构，确立革命新秩序。银川市军管会以各种方式阐明党和人民解放军对新解放区的方针政策，对各阶层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均作了明确的回答，消除了人们的疑虑，澄清了社会上的谣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刚刚获得解放的宁夏，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为了不使社会秩序发生混乱，国家财产遭受损失，银川市军管会有组织、有步骤地对国民党宁夏省军政机关及其所属的110多个单位进行军事接管，并向公营工厂、银行、学校、医院等单位派驻接管代表，使其尽快复工、复课、复业。同时，根据中央关于对旧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方针，对6100多名旧职人员分别不同情况作了安置，留用3700名，充实到各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至1949年11月底，全省接管工作基本结束。
早在1949年9月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决定组成中共宁夏省委，任命潘自力为书记，朱敏为副书记。人民解放军部队进驻各县时，委派了部分区、县领导人。10月7日，省委机关进驻银川市开始工作。9日，发出《中共宁夏省委对目前几个中心工作的指示》。18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由潘自力任书记，朱敏任副书记，杨得志等10名委员组成的中共宁夏省委。从11月开始，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民政厅、省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等相继成立。11月30日，中共宁夏省委正式成立。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任命潘自力为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邢肇棠、李景林、孙殿才为副主席。通过召开各级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相继建立14个县（市）、2个旗县级人民政权。当时，参加各级政权建设的干部主要是陕甘宁边区（包括盐池县）革命根据地随军前来参加接管工作的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留地方工作的干部，华北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员，从宁夏当地中等学校学生中动员参加工作和从社会上吸收的青年，接收原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中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留用人员。干部中有原中共宁夏工委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80余名，多为农民。省、县、区级中的老干部仅占15％左右。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成为建设新宁夏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全新的开拓性建设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巨大成绩，成为群众的贴心人。身为中共宁夏省委书记和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潘自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雷厉风行地解决问题，关心群众疾苦，带头遵守规章制度，受到干部群众的赞扬。
1949年12月2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潘自力在讲话中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概述了人民政府的性质和宗旨，提出了深入清匪肃特，巩固社会秩序；摧毁保甲制度，召开人代会议；恢复发展生产，广泛厉行节约；发展文化教育，提高人民觉悟；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建设新宁夏的主要任务。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全省各族人民，逐步建立革命秩序，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解放初期，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断组织和指使匪特分子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领导下，从1950年初至11月底，在以同心县为中心的宁南地区和以贺兰山为中心的宁北地区全面展开了剿匪斗争。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一师、六十五军和骑兵四团等剿匪部队，在公安机关、地方干部和民兵的密切配合下，正确地执行军事清剿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全省境内主要股匪郭永胜（乳名郭栓子）、马绍武、阎廷芳、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张廷芝等全部被歼灭。另外，对恶霸、特务分子、国民党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帝国主义在宁的反动势力，也给予沉重打击。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极大地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
人民政府拿出大批钱物，重点救济解放前被马鸿逵军队决堤放水淹没地区的灾民，盐池、同心、中卫、灵武等山区的受灾农民，城市中流浪、行乞的无业游民，以及城乡的孤、老、残、疾等无依无靠、生活困难的人员。省民政厅将接收的国民党宁夏省政府的1650套旧棉衣和大批粮食拨给各县，进行救济，帮助灾民渡过饥荒。组织其中一部分人进行生产自救，稳定了灾民的情绪。从1951年开始，还接收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难民，从事农牧业生产。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迅速在全省展开，陆续成立了省和市、县、旗禁烟禁毒委员会，展开禁种和督铲罂粟工作。为了表明党和政府禁烟禁毒的决心，在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期间，省政府领导人主持当众烧毁了没收的1264.5两鸦片烟土，在烟民和烟贩中引起震动。11月，省政府公布了禁烟禁毒暂行办法，举办了4个较大的戒烟所。通过声势浩大的宣传动员和诉苦教育，以村为单位成立劝戒小组1438个、戒烟所22个，普遍订立戒烟公约，监督强制戒烟，取得巨大成就。至1951年底，全省罂粟种植已经绝迹，公开的烟馆不复存在。银川市军管会还发出《关于取缔妓院的通令》，在省妇联等部门的配合下，开展了取缔妓院、教育改造妓女的工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全省完成了这项工作，娼妓这种丑恶社会现象从此销声匿迹。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着手筹备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采用民主方式产生人民政权。经过选举建立了省、县、区、乡各级人民政权，逐步实现了由军事管制措施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过渡。1950年3月底，全省已普遍建立了县、区、乡各级人民政权，管辖2市、2旗、13县、87个区、457个乡、93个镇、1823个行政村。1950年9月，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在银川召开。潘自力当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和省各族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主席。各市县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或协商委员会，也相继于1949年11月至1951年9月间成立。省和市、县的各族各界人民会议，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和民主性。在民主建政过程中，党和政府把“革故”和“鼎新”结合起来，一方面，摧毁旧政权，废除马鸿逵统治时期人民深恶痛绝的保甲制度、征兵制度和国民军训等旧制度。另一方面，通过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把党的政策法令传达到各阶层人民中去，使其变成人民群众自觉的行动纲领，使各族人民真正感到当家作主的地位和自豪，有力地推动了政府的各项工作。
银川市军管会明确宣布，坚决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自治的主张，尊重回、蒙人民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召庙、拱北等。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后，省委和省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打消了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的疑虑，使一批民族宗教上层和社会进步人士靠拢在党和政府周围。1950年7月，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从宁夏实际出发，提出在民族工作上实行“慎重、稳步、缓进”的方针，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执行省委制定的民族工作方针，注意吸纳少数民族人士参加政府工作，保证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省委多次指示，应注意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并在省干校设回族班。在省第一届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选举的33名政府委员中，有少数民族委员7名，占21.2％；49名省协商委员会中有少数民族委员13名，占26.5％。同时，对全省代表性较大的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人士作了适当的安置，特别是回族宗教界人士马腾霭、蒙古族上层人士达理札雅被选为省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稳定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为有效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强与巩固了民族团结。1950年11月，中共中央派出了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沈钧儒为团长，萨空了、马玉槐为副团长的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各民族访问团来宁夏视察、访问，慰问宁夏各族人民，对加强宁夏各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的团结安定，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解放之初，由于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人民购买力低下，加之一些不法商人的囤积，致使物价飞涨。从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到10月12日，银川的物价指数就上涨了400点，黑市银元也从每块2500元飞扬到8500元，上涨了2.4倍。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制止通货膨胀，银川市军管会和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停止黄金流通，统一使用人民币，制止银元投机活动。通过加强对城乡市场的领导和管理，以行政手段对投机资本予以坚决打击，物价飞涨之风基本被刹住。1950年3月，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按照中央的要求，省政府召开省财政会议，贯彻执行统一管理，紧缩收支的政策，拟定了《地方财政收支试行办法》，初步建立了收支制度，粮库、金库管理制度，税款收入基本做到按时解库，克服了以往收支混亏现象。在税收方面，整顿税目、税率，减低了盐税，加强了缉私，开辟了税源。组织了清仓委员会，实行了定员定额制度，开展了供给人员每人每日节省一两米的节约活动。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财政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为新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新民主主义改革的开展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中心任务。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全省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等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改革，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更加巩固，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后，全省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立即对减租减息进行了部署。通过减租减息，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觉悟，为土地改革的全面实施奠定了较为牢固的群众基础。为了确保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从1950年秋至1951年春，全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霸斗争，依法有重点地对一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进行了打击。反霸斗争打击了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提出在盐池、宁朔开始土改试点之后，宁夏成立了各级土改委员会，并于1950年10月至1951年4月在宁朔、盐池两县进行了土改试点。1951年7月，省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以土改工作为中心议题，听取并讨论了潘自力代表省委所作的《充分准备，正确地完成全省农业区域土地改革》的报告，总结了宁朔、盐池两县进行土改试点的经验，提出了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全省农业区域进行土改的任务、步骤和要求。强调要加强党对土改工作的领导，健全土改工作队，发动群众胜利完成土改任务。按照省委的要求，全省于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12个县、市全面展开了土改运动。1952年秋至1953年春，蒙古族聚居的属农牧区的磴口县（后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完成土地改革。土改中，各级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政务院的有关政策规定，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坚决保护工商业和畜牧业，受到各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经过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划分和评定阶级成份，斗争不法地主，没收、分配土地和财产以及土改复查工作等阶段，土改运动取得了胜利。在时属甘肃省的固原地区，土改采取了“宽松、温和、谨慎、稳妥”的方针，强调民族团结，尽量缩小打击面，平稳解决了土地改革问题，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土改前全省占人口46.1％的贫雇农只占有土地总面积的23.3％，土改后增加到35.7％；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土改前贫农为5.1亩、雇农为2.7亩，土改后分别增加到7.1亩和6.8亩；分得耕畜29739头，农具182563件，房屋57108间，获得各种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5％以上。土改任务的胜利完成，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个人土地所有制，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全面地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良好条件。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等国悍然出兵侵略朝鲜，并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后又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7月28日，银川市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响应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的号召，在全省广泛开展“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活动。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全省各族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发出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和抗美援朝总会关于订立爱国公约、捐献武器和优待烈军属的三大爱国号召，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捐献运动和照顾烈军工属活动。全省各族各界人民共捐献20.19亿元（旧人民币）。同时，还掀起了参军参战、拥军优属和赴朝慰问热潮。涌现出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中宁籍战士李吉武等英雄模范人物。整个宁夏山川展现出空前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各行各业都把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经济恢复工作、各项社会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宁夏各族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