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冲昏希特勒的头脑。其实，他常在自己室内踱来踱去，不断向他的警卫乌尔里希·格拉夫抱怨自己无能，“不能出去，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人们，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告诉他们。能讲演就好了！能讲演就好了！”他常常这样高喊。由于对自己的讲演方法和群众大会的掌握方法均不满意，他便顽强地对这两者实行改进。为此，他参加过对手的群众集会，并发现对方的主讲人在演讲时，“其风格有如妙语连珠的报刊文章，又有如科学论文，没有激烈的言辞，还不时有些小笑话。”这种冗长的集会使他懂得了该忌讳的是什么。他把自己的讲演搞得既生动活泼又具有鼓动力。气氛也是实事求是而亲切，常有免费的啤酒、香肠之类供与会者享用；有时，若党的经费许可，还有手风琴演奏和民歌助兴。然后，心理上的火候一到，希特勒本人便在奏乐声中和舞动的卐字旗群中出场。通常，他开讲时总是心平气和。然后，如同一个演员一样，他善于察觉听众的表情，按听众的需要调整其讲演方法与内容，使会议达到高潮，使听众几乎无法控制其热情。
群众集会的成功并未使希特勒满足。他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论坛——一份自己的报纸。原来那份《人民观察家报》由于诽谤言论太多，早已处于破产边缘。这份报纸正是他所需要的，而财政危机也正是他所期待已久的时机。12月17日清晨两点钟，希特勒突然闯到埃卡特的住处，激动万分地宣称，由于债务过多，必须将《人民观察家报》卖掉，但有落入外人之手的“危险”。有个分裂主义者企图将它买来作为宣传自己的纲领的论坛。党必须将它买过来。出价是便宜的——仅18万马克。希特勒确信，埃卡特肯定能在有钱的朋友中凑足这笔款子。
次日上午8时，德莱克斯勒出现在埃卡特的门前。对一个具有后者的生活习惯的人来说，这是个有苦也难言的时刻。“起初，”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他发一通脾气。后来，我们便一同外出。”至中午时分，他们已从冯·埃普将军处募得6万马克，从其他捐款人中募得3万马克，德莱克斯勒本人承担了该报10万多马克的债务。当日下午4时，购买《人民观察家报》之登记手续便办理妥当。到此时，希特勒及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是靠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作家和一个工具制造者的帮助——已为下一步的跃进作好了准备。
一个月后，即1921年1月22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届年会。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巴伐利亚的右派政治力量问，党已发展为一股具有相当实力的势力。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具有磁一般引人的个性和迷人的精力。还有，希特勒之讲演才能，把原来的组织从清谈引向行动。大多数党的创始人，包括德莱克斯勒在内，对这一转变都备感关切。他们虽然感激希特勒为毫无生气的党带来了活力，但又觉得这是否值得。在极短的期间内，罗姆、斯特拉塞兄弟、罗森堡——带来的，可以肯定，是暴力的预兆。希特勒的许多私交和同仁，对这个老兵都非常反感，他们觉得，他的波希米亚同僚太多了。还有，哪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与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像贝希斯坦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
表面看来，第一届年会似乎是希特勒发动叛乱，公开夺权。垂手可得的权力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只有411名代表响应前往慕尼黑的号召，希特勒耐住了性子；另外，关于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分歧，普通党员也不甚了解。因此表面上，大会似乎仍很团结，但知情人却明白，大会在明争暗斗，于是，大家便齐心协力，准备12天后让希特勒在济尔卡斯一克罗纳成功地露面。
那年冬天，日子特别难熬。在德国全境，抢粮事件此起彼伏。巴黎“盟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向德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更加剧了社会混乱，处于破产边缘的德国，支付1340万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许多人已在寒冷中生活，饿着肚子。据信，年工资额仅够工人糊口，连中产阶级也得过苦日子。
由于群情激愤，各主要政党均在考虑是否在科尼希广场举行联合抗议示威。这一行动因害怕赤色分子将他们分裂，后来被取消了。2月1日，希特勒要求作出最终决定。行动委员会因组织不充分，答复他们“拟”在一厨内举行大会。“听到这点，我已忍无可忍，决定独自举行抗议示威大会”。当日中午，希特勒便在皇冠马戏院订好了次日晚上的大会场地——经理是党员，据说，他向希特勒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之后便口述了一份华而不实的海报内容。许多忠实的党员都为之作呕。马戏院可容纳观众6000名，由于时间如此紧迫，不可能有更多听众前来。
海报直到星期四上午才张贴出去。当日雨雪交加。希特勒本人也为之发愁，匆匆口述了传单内容，便派人送去付印。下午，他们坐上两辆租来的卡车，张灯结彩，打着卐字旗，在城里游荡。每辆车上有10多个党员，他们一边喊口号，一边撒传单。在慕尼黑街头出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彩车，这还是首次。在某些工人住宅区，他们受到的“欢迎”是举起的拳头和愤怒的喊声。
7时左右，希特勒收到了从皇冠马戏院打来的、令人沮丧的电话：大厅里听众寥寥无几。10分钟后，情况稍好；至7时45分，厅内四分之三的座位已被坐满，票房门口还排着一条长龙。希特勒进入演讲大厅时，与一年前的霍夫布劳斯一样，他“满心欢喜”。“大厅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他像一颗巨型炸弹，横卧在我跟前。”整个马戏院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前途或毁灭”——这是他演讲的主题。他满心欢喜，坚信自己的前途就寓于眼前的人群中。开讲半小时后，他已与听众沟通，知道听众是属于他的。“自动爆发的掌声”开始打断他的讲演。之后，会场一片沉寂，极为庄严。“在这巨大的人群中，你所能听到的，莫过于呼吸声。最后一句话一完，场内立刻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用最大的热情高唱《德意志土地》之歌，大会就在一片歌声中结束”。使人们的感情像洪水般倾泻出来的希特勒，自己也被此情此景陶醉了。他在讲台上呆呆地站立了20分钟，目送着人们退场。之后，他“兴高采烈”地出门步入雨雪中，回到自己又黑又冷的小屋内。
希特勒在皇冠马戏院的表演，在慕尼黑报界既受到嘲笑，也受到赞扬。辱骂和嘉奖同样令他高兴。他觉得他遭受反对和猛烈攻击的情况也表明，他已打动了人们内心的感情。尽管骚乱由他而出，希特勒却成了颇受尊敬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宠儿。民族主义者当时正把慕尼黑变成其首府，且得到警察局长及其下属即“政治处”主任的秘密支持。其时，人们纷纷向警方投诉说，当警方未能预先下手时，党破坏了和平，要求保护纳粹等等。这两名官员尽力将这些暴怒压了下去。“我们明白，这个运动，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不该镇压的。”3年后当希特勒审受时，他们出庭作了证。“我们确实那样做了。我们有意克制自己，因为我们在党内看到了德国再生的种子。我们一开始便坚信，这个运动最有可能在深受马克思主义之害的工人中生根，并把他们争取到民族主义的营垒中来。我们保护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希特勒先生的原因就在于此。
巴伐利亚政府也多少给了他一点官方承认。希特勒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受到了右派总理古斯塔夫一里特·冯·卡尔的接见。这位总理致力于维护巴伐利亚的奇特的地位，使之免受魏玛政权的侵犯。巴伐利亚仍保持许多自治权并继续抵制愚昧的北方佬发来的任何指示。在这件事上，希特勒与卡尔找到了共同的基础。虽然卡尔在许多问题上与这个“狂暴的奥地利人”有分歧，但他感到在他自己与魏玛的斗争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这个领导人是有用的宣传工具。
卡尔的友好接待使公众注意到，希特勒现在已代表一股政治势力。这，希特勒是欢迎的，因为他与老头子的分歧现正向赤热化发展。由于希特勒本身的吸引力颇强和群众对他们的兴趣颇浓，他已变成了知名人物。这情况表明，他不但改变了党原来的目标，而且也有意夺取全权。因此，他的政敌便利用他在柏林之机，与奥斯堡的一群社会主义者结盟。这似乎并无害处，但希特勒意识到，这是狡猾的一招，目的在于削弱他的影响。他急忙赶回慕尼黑，乘其不备，发动反攻。7月11日，他宣布退党。3天后，他将退党原因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交给全体党员。他提出，除非他出任党的主席并被授予独裁的权力，否则不再返回党内。“我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他说，“不是因为我对权力如饥似渴，而是因为近日的事件使我加倍相信，如果没有铁一般坚强的领导……党便会在短期内失去其原来的性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党，不是西方的某个协会。”这是希特勒从战争中带回的思想——领导原则，对指挥官绝对服从——首次明确出现。
希特勒让委员会在18天内采取行动。德莱克斯勒怒不可遏，拒绝妥协。由于当时党内又在散发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形势便更加严重了。这本小册子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叛徒？》是事实与幻想混为一谈的捏造，旨在中伤。但是，大部分内容——例如，希特勒称自己为“慕尼黑之王”，在女人身上浪费了大笔金钱，是犹太人花钱雇佣来的之类——都太荒唐可笑，连作者本人也不会相信。
8天的期限过去了。德莱克斯勒和委员会仍继续拒绝行动。看来，希特勒的讹诈是要失败了，但是，在最后一次的秘密会议上，埃卡特劝说德莱克斯勒妥协奏效。德莱克斯勒继而说服了其他执行委员，理由是，除希特勒外，他们仍可组成一个小组。于是，他们便正式通知希特勒，答应赋予他所要求的独裁权，并用华丽的词藻，请他出任党的主席，以表彰“您之异乎寻常的学识，您为本党之成长作出的不平凡牺牲和光荣的贡献，以及您之不平凡的雄辩口才”。
为让希特勒正式就任党的主席，决定于7月29日召开一次特别大会。大会由一名叫赫尔曼·埃塞的巴伐利亚人主持。尽管希特勒年轻，埃塞成了元首的心腹顾问之一。埃塞喜与女人交往，并以此著称，希特勒称他是一条“必须拴链的猎犬”。会上，他将希特勒介绍给听众。接着，希特勒便宣称，为使本党不致蜕变为茶馆，他曾反复进行斗争。“我们并不希望与其他组织联合，”他说，“我们坚持让他们合并起来，这样才能保持领导权。谁不接受，可以走。”这话是针对奥斯堡小组和其他城外人说的。“我们的运动源于慕尼黑，也要在慕尼黑进行下去。”在结束讲话时，他再重申与德莱克斯勒的友谊，并说，他准备就任党的主席。投票结果是：543票赞成，1票反对。
希特勒及其“武装的波希米亚人”掌握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绝对权力后，德国工人党的所有传统全被抛进大海，因为党的精英完全同意，在旧的基础上是无法建立新秩序的。党内不允许再出现议会式的辩论和民主的秩序。此后，他们将恪守元首原则。
与此同时，希特勒用不显示权力的办法，极力抚慰老头子。他未颁发总令，也未加强纪律。相反，他于当年夏天在慕尼黑忙着加强党内的支持力量，并悄悄地将原来维持政治大会秩序的那个招之即来且手段凶狠的小组，扩充为一支组织严谨、身穿制服的编外部队。这支编外部队于8月初建立，名日“体操运动师”。据党的一份公告称，建立该师的目的“是要将青年党员纳入一强大的组织，利用他们作为进攻力量，供党指挥”。两个月后，它获得了一个较能说明问题的名字：“冲锋队”。就希特勒而言，冲锋队不外乎是维持秩序的一种政治工具。同时，由于他们身穿制服在街上巡逻，可在热爱纠察的市民面前，炫耀一番。但是，冲锋队队长罗姆却将它看作是一支真正的武装力量，是自己的私家军。冲锋队的核心是“自由兵团”各部，他们对早期的战歌也略作修改：
头戴卐字盔，
臂戴黑白红袖章，
希特勒冲锋队，
我们的名字多响亮！
由于建立了一支私家军，党这个工具又完全受他控制，希特勒便准备将党引上一条新的、更加“革命”的道路。在尔后数月内，他调唆起一系列的公开挑衅事件。这次骚动开始时，从表面上看，所有行动都是无意的：街上某犹太人受袭击，不满地挥舞旗帜，散发小册子，还有一些小的争吵，等等。然而，继这些小小的扰乱治安行为后，1921年9月14日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情发生在“巴伐利亚团”在罗文布劳酒店召开的会议上。“巴伐利亚团”是个联邦主义者的组织，它接受魏玛政府的社会纲领，却反对其集权主义。正当该团的领导人，被希特勒看成是其“最危险的反对派”的工程师巴勒特开始演讲时，希特勒大踏步进场。在此之前，大批便衣冲锋队员已被安插在前排听众中。见希特勒进来，他们全体起立，高声喊叫，为他助威。数以百计的安插在听众中的党的追随者也加入了助威的行列。赫尔曼·埃塞登上一把椅子，大声呼喊说，巴伐利亚目前之落后状态完全是犹太人造成的。此话一出，听众便同声高喊，要求巴勒斯特“将发言权让给”希特勒。为了防止争吵，有人关上了电灯。结果却是混乱。灯火重新亮后，冲锋队涌上讲台，将巴勒斯特团团围住，将他痛打一顿，并将他抛进听众席里。
在警方调查此次扰乱事件时，希特勒毫无悔改之意。“没有什么，”他顽固地说，“我们达到了目的。巴勒斯特没有讲话。”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希特勒与埃塞二人得到通知，他们将因扰乱治安而受到审判。对他俩审判所激励的却是暴力。11月4日，当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霍夫布劳斯酒馆讲演时，暴力事件爆发了。晚7时45分，希特勒进场时，大厅里挤满了800多人。妇女们被通知坐在前排，尽量远离太平门。这番警告并未把马格达莲娜·施威耶太太吓走。她是希特勒住所对面一家蔬菜水果店的老板娘，也是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我激动过分，并不真正害怕。麻烦就在眼前，这是明显不过的。厅内多数人都是赤色分子。”事实上，来自马非工厂、伊萨利亚仪表厂和其他工厂的怀着敌意的工人，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希特勒的追随者。另外，党也不再享受巴伐利亚政府的暗中保护，因为总理冯·卡尔已被迫辞职，让位给了更温和的温和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