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贵州一个乡村天主教社区的田野研究
文永辉
一、旧有宗教归信解释框架的缺陷
关于宗教归信，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苦痛”加“教义”的解释模式，即在一个群体内查明该群体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再结合某种似乎解决苦痛的宗教教义，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之所以归信就是因为这些苦痛的经历。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各地宗教活动的复兴增长十分引人注目，中国学者在考察这种宗教复兴热潮时，也很大程度沿用了上述模式，比如，有学者认为，“现代城市的文化多元、现代社会的迷失感和‘现代化综合症’为新兴宗教提供了有形和无形的生存环境，现代的高科技为新兴宗教提供了迅速扩张、广泛传播的渠道”，“现代宗教热导源于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精神危机，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还有人认为是农村的贫困、封闭和落后导致了农民的迷信和邪教。一些学者认为是干部腐化堕落、干群关系疏远、不能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等导致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从而转信宗教，或者认为农村和城市“组织”缺乏导致的归属感和集体感缺失是宗教热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上述解释模式存在以下的缺陷：
第一，疾病、社会不公、腐败、城市病等社会问题，在世界各地几乎普遍存在，但各个地方的宗教图景却是大有不同，甚至出现与上述解释模式完全相反的情形。比如，有些疾病横生的村庄并没有什么人信教，而富裕的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极盛。但这并不表明温州的“苦难”一定多过中国其他地方。因此，用社会问题来解释宗教，似乎解释了一切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解释，这种解释方法，用来讨论犯罪、自杀、吸毒、离婚等社会现象似乎也合适。
第二，疾病等问题并不会必然直接导致人们产生宗教信仰，或者说，它不会必然导致归信某种特定的宗教。例如，某甲生病后，肯定不会立马产生“我要信天主教”的念头，这中间还有一些因素，比如遇到天主教徒传授福音，受到教徒关怀被感动，或者报着试一试等心态而入教。在这里，某甲是这样一个归信过程：生病——遇到天主教徒传授福音、受到天主教徒的关怀——被感动、试一试——入教。生病与宗教归信之间并没有必然和直接的联系。某个教徒生病后信了天主教，本身更多地依赖于天主教会工作的勤勉和一些偶然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他可能遇到天主教，也可能遇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而遇到“哪教”就信“哪教”的可能性是相当大。只是人们有时候习惯于以结果来推定原因，把疾病等误认为是宗教归信的原因，而忽视了宗教组织积极主动的工作所起的作用。
因此，旧有宗教归信的解释框架存在明显不足，疾病、基层组织的匮乏、乡村干部的腐败、社会分层使人产生的不安感和孤独感等，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宗教归信和宗教热等问题，而新近兴起的西方宗教市场论从“情感依附”的视角，可以提供另一种新的解释路径。
二、宗教归信的一种新解释模式——宗教市场论及“情感依附”
宗教市场论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界199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个最新的理论，被称为是近10年来宗教的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的堪称“哥白尼革命”式的范式转换。宗教市场论，将宗教参与的解释中心从“需求方”（demand-side）转向“供给方”（supply-side）。
宗教市场论者注意到了很多加入新兴宗教（如统一教）的人都是那些与该种宗教的内部成员之间的情感依附关系强于他们与外部人群情感依附关系的人。从而逐渐发展出了宗教归信中的“情感归附”的命题，宗教市场论的领军人物罗德尼?斯塔克认为，“向一个新的异化宗教团体的归信，通常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其他条件相同，但此人与该宗教团体内部成员的情感依附强于他与外界人员之间的情感依附关系”，“成功的归信运动建立在社会网络组织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由直接并且亲密的个人关系的构筑成的社会构架之上。……成功的归信运动都掌握了保持开放的社会网络以及向新的临近社会网络靠近并渗透的技巧”。布朗也认为，“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对于一家之主的忠诚，这些因素都是教会得到新教徒的最有效途径”。
那么，这一视角在中国的宗教场景中是否具有价值？笔者通过2006年3-7月在贵州省瓮安县草塘镇的一个乡村天主教社区的田野考察，初步认定，这种视角对于研究中国乡村的宗教热具有较大意义。
三、草塘天主教徒归信中的“情感依附”因素
草塘镇位于贵州省中部，距瓮安县城约十六公里，距省城贵阳约两百公里，有人口三万多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草塘天主教徒从改革开放前的两户人家发展到现在约两千人。从草塘天主教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情感依附”在宗教归信中的重要作用。
（一）疾病、苦难、危机——“情感依附”的突破口
前已述及，“苦痛+教义”实际上是一个归信的假命题，是教徒信教后将以前的“苦难”与归信简单联系了在一起。人们在遇到疾病、生活危机时，往往也是情感依附危机的时候，这时如果遇到教会，就很容易与教会产生新的情感依附。所以，疾病或其他生活危机，本身不是信教原因，它只是教会与非信徒建立“情感依附”、从而导致归信的极佳“市场突破口”，为教会吸收信众提供了可能性。最终能否成功吸收到新信众，除了有赖于一些因缘际会的因素外，更有耐于宗教组织的勤勉和有效经营，不断将这种“市场突破口”变成真正的“市场”。
先以1949年前草塘两个天主教家庭的归信历程为例：草塘最早的教徒是那乡村老寨子孙军的外公，他1949年前逃难在外，在福泉县龙昌镇的团坡天主教堂帮教会养马多年，后来进了教。显然，对一个逃难在外、无亲无故的人来说，他原有的情感依附对象全部失去，当他得到天主教会救助时，天主教会很快就成为了他主要的情感依附对象。而1949年前的另一家信徒——宋家寨的刘明家之所以进教，也是因为刘明的爷爷当年与别人打官司打得非常惨烈，最终是天主教的人来帮助“解交”才解决了官司纠葛，刘家也因此信了天主教。可以想象，刘家当年在惨烈官司的压力下，四顾彷徨、求告无门，天主教会出现并最终帮助解决了问题，这立即就会引发刘家极大的“情感归附”，此时，天主教组织若再加以福音宣讲，入教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在改革开放后新进的教徒中，情况也很类似，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白碧（六十八岁，草塘新川人）：她被认为是草塘的第一个新教友，在谈到自己信教原因时，她说：“我年轻时病得厉害，当时信巫教、敬鬼神，寸把大的菩萨都去烧香，结果搞得晚上鬼在耳边叫，信过基督教也不行。新川医院的吴奶奶家长期信天主教，我去医病，她就向我宣讲，后来就跟着吴奶奶信天主教，医院的袁学珍的嫂子在团坡教堂，知道了我的情况就过来辅导我。我信教以后病就好了。”
李先（六十多岁，住清池村下浦）：“1994年我二儿子医病花了三千多元，家里很贫困。车水坝的周叔方知道我的情况后，叫我用天主教的方法试一下，后来没有医好，儿子死后是寨子里第一个按天主教教仪式埋葬的，不久我们全家都领洗入教了。”
陶明（七十六岁，住草塘木瓜河）：“我家四姑娘小时候得了脑病，发病后就像疯子一样乱跑，什么都信了也不见好。有人建议去找天主教的人看，白碧信教时间长，她给处理后好了一点。后来我四姑娘的病还是没有好，跟人跑了。白碧时常来给我们讲一些天主的道理，我觉得这个教好，就信了。”
表面看起来，一些人是因为天主的“灵验”而选择入教，这与中国传统宗教的功利性极为相似。但应该注意到，在自己或家庭成员长期受到疾病折磨的过程中，这些人面对生活和精神的巨大压力，彷徨无助。天主教徒主动表达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一定让他们心存感激，对天主教产生了一定的情感依附。随后，如果病碰巧好了，就很可能入教；即使天主不“灵验”，在情感依附作用下也可能入教，李先一家和陶明一家就是如此。这说明疾病只是诱因，疾病、危机期间与天主教建立起来的情感依附，才是其后入教的真正动因。
另外一些因生活危机而入教的例子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教徒龚红（三十五岁，住草塘街上）：“我母亲去世得早，1988年我十七岁时在太平开了个门面打衣服，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男友，我不喜欢他，家里逼我，我特别烦，经常想到自杀。后来跑出去打工，乱走到了安顺（贵州一个城市——笔者注），复活节时，我进了教堂，教堂里的老神父对人特别温和，里面的其他人也都非常温和善良，我很感动，老神父说无论我是否信教他们都会帮助困难的人，并说我要待多久都可以。我在那里一住就是三个月，看了很多书，九个月后我就领洗入教了。”
我们看到，龚红因为婚姻的和生活的不顺碰巧进入教堂时，天主教会用他们的温和、善良与帮助，成为了龚红最重要的“情感归附”。即便如此，她也是在教堂住了三个月、不断地强化这种“情感归附”后，才最终入教。
（二）“继发性归信”的稳定路线——配偶、家庭成员、亲属、朋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