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一九九三年，我曾应印度外交部国际文化交流中心（ICCR）之邀赴印作建筑历史考察，多年来，又零星读到一些有关印度的文章，认识更加广泛了。专业方面的收获，笔者在三联已出版了《天竺建筑行纪》，而对于在印的生动见闻，却很少与朋友共享。现以当时的录音和日记为基础，把它记下来。
可以说，以国家之大，人口之众，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应算得上与中国最具有共通性与可比性的国家，印度的命运，与中国的前途也可能更多着一重参考价值，写出这些，大概还是有些意义的。这组札记共四篇，从印度的“自由民主”政治、印度的“社会主义”经济、印度的贫困、印度的民族与宗教等方面略加整理缀成。
印度的“自由民主”政治
抵达新德里英迪拉国际机场已过了当地时间零时，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派了两位人员在通宵等待。一个小伙子名叫辛格（印度名叫辛格的特多，其实只是姓），黑黑的，瘦瘦的，个子不大，戴副眼镜，是尼赫鲁大学的硕士生，曾经在复旦大学学过两年中文，将全程陪同我的考察并兼任翻译。辛格来自东部农村，工作起来很认真，有时甚至还有点古板，但对我的帮助很大。另一位是ICCR接待员，名叫阿绍克（Ashock）。后来知道，“阿绍克”原来就是印度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公元前三世纪第一个统一了印度北方赫赫有名的阿育王的名字。他们把我送到十几公里外的城里，被安排住在印度国际中心，是接待所有官方邀请来印的外国客人的地方。这是一幢新建筑，园林化的环境，还不错，但没有热水，只能喝生水。离北京前有人建议我准备一个电热杯，但来不及了，现在看来只好喝几个星期的生水了。
总体来说，新德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如中国，从人们的衣着、建筑、环境和车辆情况来看都是这样。比起中国来差距还不小。
白天，辛格来了，说先去ICCR总部，受到主任接待。看他吸烟，我递给他一枝双喜牌的，我说“双喜”（doublehappiness）的意思就是你们幸福我们也幸福。他搓着双手连说谢谢，捏着烟在鼻子底下闻了又闻。他们已经准备了一个日程表，我原来初定想去的地方基本都有了，只是安排的会见多了一点。我的重点是考察，他们似乎很看重会见，也只能客随主便了。
在新德里只考察了两天，说是回来以后继续考察，就南下到阿格拉和博帕尔。在博帕尔，一天晚上，辛格告诉我说，明天全市可能会有罢工，是人民党组织的。如果罢工的话，对我们的城外考察可能会有影响，甚至汽车司机如果也参加罢工，都不会来了。果然，早晨虽然司机还是来了，但汽车开到出城路口时，却有罢工人群把守，十几个人，提着棍棒，设有简单的路障，不让通过。辛格下车与他们谈判，说我是外国人，政府请来的，也不行。一连三次都是这样，我们只好改变计划在城内考察。好在汽车是旅行社的，司机对城内古迹十分熟悉，临时当起了我们的导游。汽车在城内驶行时，我看到在似乎是政府建筑的前面，虽然聚集着大量人群，却没有路障，可以自由出入。
记得我曾读过一篇网文，提到有人也遇到这样的窘境：他们在奥朗达巴德的公路上遇到湿婆军（活跃在印度中南部的一个宗教政党）举行示威，阻断了来往交通，而他们正要赶飞机。找到警察，警察只是两手一摊，头一偏，也爱莫能助，只好空等了两个小时。
要求民主自由固然无可指责，但是你在要求民主与自由的时候不能妨碍别人的民主与自由。如果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这种民主与自由的意义何在？
后来我在意大利罗马旅游时，也亲历了一场包括打着镰刀斧头旗的共产党在内的左派政党支持古巴的示威，两旁和后面有许多警察，任务重点在保护示威者的安全，不允许其他人群冲击游行队伍，也兼防他们的过激行动。规定的游行结束时间一到，任务便只剩下了后一个，转为毫不留情地驱散游行队伍，更不允许游行者设立任何路障。
印度也实行民主国家通行的一条原则，就是党政分离。政党人士被选入政府，身份就变了，首先是一名公务员，然后才是党员。比如博帕尔的那次示威，作为公务员的人民党党员就不允许介入，政府还是照常上班的。
在印度各地旅行时，我经常遇到游行示威，从人们举着的镰刀斧头旗，发现多数是共产党组织的。街上刷着标语，后面常画着镰刀斧头图案。我问辛格先生上面写的是什么，没想到回答竟是“反对改革开放”！我不解，辛格先生说，共产党和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在国营企业改造中，工人面临被解雇的命运，所以他们反对。
印度共产党人的活动几乎与中共开始于同时，但正式成立得稍晚，是一九二五年。一九六四年随着国际共运形势的变化包括中苏论战，印共出现分裂，除印度共产党外，又成立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简称印共（马）的新党，还有一个更左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印共（马列），影响比前两党小。好像辛格告诉我说，各党内部还有派，总共约有十个。印共党人在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和喀拉拉邦都获得过执政权，西孟加拉邦已连续执政超过三十年。二〇〇四年，印共（马）和印共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功，加上其他左翼力量获得的席位，超过六十席。为了阻止信奉印度教至上的印度人民党继续执政，左翼力量决定支持国大党。辛格告诉我说，印度许多青年人对中国很感兴趣，大学里有不少学习毛著的小组，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工会和大学学生会的领袖，也多是共产党员。
在奥朗达巴德，我住的宾馆一个保安是位年轻的锡克人，我用我那蹩脚的英语与他寒暄。当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以后，表现得异常亲热，又是再次握手又是拥抱，从门后拿出一本书，是印地文的，封面上印着一幅中国地图，仔细一看，是红军长征路线图，原来是一册《中国革命史》，他说他正在读。我问他是怎么对中国感兴趣的，他说他想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估计他是印共成员，但不知道是哪一派。
印度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在实际运行中有不少弊端。第一就是效率低下。印度有一百三十个党，除国大党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党两大党外，还有许多小党；而无论是国大党和人民党执政，他们的议员都达不到过半数，都要与一些小党组成联合政府。为了一项议案通过，各小党就要出于一党之私，向执政党进行要挟，私底下讨价还价，否则不予支持，使得哪怕是一个明显急迫而合理的议案，或大或小，都长期不得通过，出现了一种“小党专政”的奇特景象。例如，印度人口已经超过十亿，国土却不到三百万平方公里，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虽说是可耕地比例较大，实行计划生育还是理应成为印度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计划生育与印度许多宗教或宗教性政党相抵触，为了保证选票和小党的支持率，历届执政大党，谁也不敢捅这个马蜂窝，而把国家的根本利益弃置不顾。随着人口递增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印度发展道路上的极大困扰。
又如，要从甲地修一条铁路或高速公路通向乙地，也是麻烦不断：中途要经过哪座城市？在哪里设站？各小党就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科学选线，而是为了选票，往往穷斗不息，议案十几年也不能通过。
印度的这种情况，使外国投资者望而生畏。
历史上，印度除了三次短暂且不完全的统一，直到一九四七年独立以前至独立以后许多年，都没有真正统一过。我曾在孟买尼赫鲁博物馆看到过一幅印度共和国刚成立时的地图，用两种颜色标出当时就加入了共和国和没有加入的各土邦，真是支离纠结，犬牙交错。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多年的软性的和硬性的努力，才统一了全国。但辛格告诉我，有一些落后地区，到现在人们还只知道自己曾经所属土邦的名字，而不知道“印度”。印度现在实行联邦制，有二十八个省、七个邦，各有长官，都是选举出来的，却谁都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想法，形成所谓“苏丹化”的倾向。例如，有的省或邦极端保守，有的却实行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主义”（一般都不明说），有的遵行某种宗教——以印度教或伊斯兰教义为最高纲领。但只要这个邦的政府是民选的，中央也拿它没办法。在我看来，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目前确实极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政核心。
这使我想起台湾省的“民主”。据说台湾有一百多个党，除了国民党和民进党，其他的党都很小，自知不可能执政。每次领导人大选，民进党总会以“台湾主体论”挑起族群争端，尽管它贪腐不断，政绩一团糟，却总有那么百分之三十上下的“基本盘”支持它，说什么“肚子扁扁，也选阿扁”。一开“立法会”，委员们一待直播或摄影记者出现，便开始闹场打架，打得个三魂出窍，骂得个七窍生烟，目的其实不在于议案本身，主要是要在选民跟前显示自己的“斗争性”，为自己下届当选留下资本。最近的一次表演可能就是今年六月包括民进党反对大陆学生来台一气儿拖掉了二十四个议案的表决时间。这哪里像是真正的民主？
对比印度，我也想起了我们中国。无论是搞政治还是搞经济，就不像印度那样。只要执政党或党的领袖发了话，便一锤定音，百无禁忌，说干就干，就像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那样，速度之快，令人吃惊。效率特高，外资放心。例如，中国的全封闭高速公路在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开始建设，二〇〇四年的总里程已达到二万五千公里，当年又制订出了全国规划，总里程将超过八万公里，在二〇二四年左右全部建成。而印度的高速公路，起步时间与中国差不多，十多年过去，到现在却仅有一百多公里。
所以，辛格总是赞扬秦始皇，说秦始皇比印度同时代的阿育王高明，硬性推行中央集权，“书同文，车同轨”，加上汉朝，形成了统一的汉族。以后各朝，皇朝虽然变了，却维护了中华文化的统一和相对的长期稳定。其实，事情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专制制度造成的弊端，有时比民主制度可能更大、更难以纠正……
借鉴印度的情况，中国应该怎么办？我不是政治学家，这些问题不是我有能力涉及的，只是粗浅地感到，在我们这样的大国，为了保证全局的稳定和发展，不出现“苏丹化”和确保高效率，我们还必须至少在一定时段内保持一个强大的适度集权的执政领导力量。但这个力量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督，以及建立相应的公民社会，实现法治，保证这个力量必须在宪法规定的框架内活动，以自己的正确路线和意识形态、成员尤其是执政官员的模范行动，保持大多数公民对它的信任。
印度的“社会主义”经济
上文已经提到，在印度新德里、博帕尔和孟买，我都遇到过工人的游行示威，有的打着红旗，有的打镰刀斧头旗，或大标语的后面画着镰刀斧头图案，说明这些活动即使不一定是共产党主要组织的，至少也是参加者。
这些示威的主要诉求是“反对改革开放”，重点在抗议“减员增效”和拍卖国企。
那还是一九九三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正方兴未艾，受到大多数人们的拥护；印度的改革开放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心志不凡的拉吉夫·甘地发起的，比中国整整晚了十年，才刚刚起步，却为什么受到那么广泛的工人反对呢？我对此不甚了解，便请教辛格先生。他举起一只啤酒杯，说：比如这只酒杯，在新德里卖这个价，在孟买也是这个价，加尔各答也是，我们的经济制度就是这样，叫计划经济，不搞市场调节，一切都捆得死死的。我们还搞贸易保护，你看我们街上跑着的小车，全是国产的老爷车，技术落后，自己没有能力改造，但就是不吸引外资，我们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存在的问题几乎和你们中国一模一样，所以才需要改革开放。我插话说，到底你们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按你那么说，岂不和我们一样，都是“大锅饭社会主义”吗？辛格说，印度在政治上搞的可是自由民主，当改革开放触犯了工人利益时，工人和代表工人利益的共产党当然就要起来反对了。我们是两种制度都搞，却集中了两种制度的所有缺点。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不无羡慕地说，其实你们也是两种都搞，却与印度正好相反，政治上是“社会主义”，一个党说了算，没人反对，行动很快；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市场调节为主。你们把两种制度的优点都学到手了。
在当时中国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我觉得他说得还很有点道理，开始关注起这个问题来。
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面临着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问题。国父“圣雄”甘地的社会理想相当浪漫而保守，对建立工业化现代社会没有多少想头，也不感兴趣，迷恋耕织立国。但他的学生尼赫鲁却别有眼光，向往于建立工业化现代社会，甘地天生的宽容性格对他也不加反对。摆在尼赫鲁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以“铁腕”闻名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是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自一九二四年列宁去世，结束了国家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苏联便走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路。当时的苏联十分落后，直到一九二八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不到美国的八分之一。落后的苏联最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通过举国体制指令性计划经济来动员和集中全国的资源，所有的生产、运输、销售都由国家安排；剥夺农民，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积累工业化资金。这个目的在苏联是暂时达到了，一九三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从农业国迅速变成为工业国。一九三七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完了欧美国家通常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路程。它的成就令世人注目，甚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处于经济危机下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都要向它学习，实行新政，通过国家力量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以扼制自由市场的弊端。
尼赫鲁对苏联的崛起深有印象，选择了苏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即希望通过大型国有化经济迅速集中国力追赶先进国家。尼赫鲁父女两代共执政三十七年，都实行这种政策。但作为宪政国家的印度经济并没有像苏联和中国那样有着“苏式社会主义”那样的集权制政治基础，建设的成就和速度并不那么显著，反而逐渐暴露了这种“社会主义”的许多弊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印度的国有制工厂存在的问题和中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确相近，同样效率低下，管理不善，人浮于事，亏损严重。为了解决贫民就业，这样的企业很多，虽然亏损，也不敢撤销。推行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型改制，扶持私有经济发展，吸引外资参股。这势必要影响国有企业工人的权益，他们向往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人享有的“领导阶级”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福利保障，担心失业，便会起来反抗。印度实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罢工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社会发达，在往往以共产党人为领导的独立工会的组织下，这类活动便经常发生了。二〇〇二年四月，从孟买开始，就发生过席卷全印的一千万工人反对经济改革的大罢工。
所以，印度的“社会主义”经济具有自己的特点，虽然也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组织上的意义，其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有人说甚至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还要严格，但因为同时实行宪政民主而不能充分实现举国体制。印度的“社会主义”又与如瑞典等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同，后者以二次分配为重点，主要以累进税收制的高税收从私人经济中抽取资源，向全民提供高福利高保障为特色，实现社会的整体公平，并不以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为重点。所以，印度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专制社会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只能称之为是“尼赫鲁式社会主义”。
以后的事实证明，“苏式社会主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首先是经济发展不均衡，重工业和军工业畸高，轻工业尤其是农业遭到忽视，人民的生活没有能得到重大改善；加上社会生活的极端不正常，在中高层形成了特权阶层，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已错失了自我更新的机会和能力，最终导致了苏共和苏联在一九九一年的亡党亡国。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降下苏联国旗、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政党”之时，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他们曾经宣过誓要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理想。影响及于印度，终于也走上了脱离旧模式的改革之路。
印度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一九八五年开始吸引外资，政策放宽了，以前规定外资在企业中的比例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五，现在规定可以到百分之七十。
但就近二十年的发展情况而言，印度的改革开放进程比中国其实相差甚远，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点，仅就速度而言，中国比印度就快得多，也强有力得多。在中国，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切由政府操作，说咋办就咋办，没有多少争议，行动快，效率高。可以以举国体制果断进行大型工业化建设和活动（高速公路、青藏铁路、三峡大坝、杭州湾跨海大桥、国防建设、举办奥运、汶川救灾和应对国际金融风暴……），中国几乎在各个方面领先于印度：GDP、脱贫、识字率、平均寿命、高等教育和科研，或许只有软件业是个例外，而印度却乏善可陈。但就以称为世界第二的印度最足以骄人的软件业来说，由于印度缺乏需要国家主持的光纤、宽带线路、无线和卫星等信息网络的投资和建设能力，也没有硬件设计和制造的能力，其软件产品多为低端，实际上只能成为美国信息产业集团的雇佣军，并没有促进国内信息社会的发展和普及。与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短短二十年内，电脑用户已超过两亿，互联网迅速普及的情况不能相比。
在前述国家重视基础建设的前提下，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超级低廉，又没有真正的工会，加上政局基本稳定，以及地方政府反常的“政绩”观，形成了天下“最好的投资环境”，对外资具有超强的吸引力。多年来，外资投资率一直居于仅次于美国的高位。而印度，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是外资的热点，但由于民主制度的制衡，外资大多撤出而转向中国。
除了外资，内资的积累在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剪刀差可以仍然施行，人民的消费比例由国家控制，不但可以不与GDP的提升同步，甚至还可以降低。土地是国有的，说圈占就圈占。所以，仅从速度、效率和发展的规模化而言，目前的中国确实可以大大地傲视印度了。
但是，若从长远的眼光来观察今后的发展，印度并不是那么可容小觑的。
印度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民主制。
由于民主制，即使在“尼赫鲁社会主义”时期，印度的私营企业仍一直存在，并没有遭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保留的市场成分本来就比改革前中国要多，改革基础比中国更加扎实。例如独立以前印度仅有的私营塔塔钢铁厂至今仍存，虽然没有享有国家的支持，设备已经陈旧，与后来建起的六大国营钢铁公司相比，产量只占到全国的百分之几，却一直管理得最好，效益比国营的强，职工待遇也更高，将对国有企业的改造起到示范作用。
印度的公民组织相当发达，工会、农会、学生会和形形色色的公民维权组织极为活跃，劳动力价格与西方相比仍然是廉价的，虽然这些不大好对付和公民组织领导下的“便宜但不听话”的劳动力，在短期内使外资缩步，却比中国的国企改造过程更加公平。在工人组织和民主舆论的监督下，在国企改造中不容易产生大的贪腐，虽然在尼赫鲁父女时代，由于“尼赫鲁式社会主义”的垄断优势，印度也曾经出现过大量的寻租现象，但没有出现中国国企改革那样的情况，工人几十年创造的财富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个人的腰包……
印度没有意识形态的困扰，自独立以来就确立了的宪政民主方向。印度人普遍对前景持相当有信心的态度，没有产生像中国那么多的政治争论。相对来说，印度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也高于中国，教育体系也比较健全。印度也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重点在于民主体制的优化，防止民主之误用和滥用，相对比较简单。如果中国再不大力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在经济进一步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稳定面临的危机也会达到高峰。二十年以后，谁笑到最后，还真是未可断言呢！
（本文参考了秦晖的《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
印度的贫困
到了以后我才知道，总称新德里（NewDelhi）的印度首都原来分成两大区，北部是老区，严格地说，“新德里”只是指南部的新区。ICCR总部就在新区，使馆区离这里不太远，涉外机构几乎都在附近。街道安静，建筑密度很低，也不高大，大多只是两三层，院墙也很低，不到一人高。绿化很好，草地和绿树很多。后来到了中央邦首府博帕尔（Popal），也分成南北两区，中间有一条狭长的湖把城市隔开。北半是旧城，较大，建筑密集；南部新城建筑较疏，空地和绿地很多，房屋质量也好。我们就下榻于南区湖边的一座高级宾馆湖滨饭店。自然，这种两区式的城市，贫富对比就更加鲜明了。富人都住在新区，有许多带车库的两三层独立别墅式小楼。
我到过孟买两次。第一次是晚间，从飞机上看，只见大街两旁全是高楼大厦；第二次是白天，从飞机上鸟瞰，全城大街两边的高楼都围成为一个个格子，高楼后面都是又低又挤的棚户。我始终没有机会进到棚户区里面看看，从别的资料上，知道那都是用洋铁皮、水泥波形大板甚至塑料布、塑料薄膜搭成的，墙也是这样。棚户区拥挤至极，公共设施极差，挤住着从农村流落到城市的成百万户赤贫的农民工。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印度优秀电影《两亩地》尤其是最近的《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有真实的表现。
据二〇〇五年亚洲开发银行估算，按人均一天消费一美元的联合国确定的最低标准，二〇〇三年，中国贫困人口总数大约一亿七千三百万，占中国总人口十三亿的百分之十三；印度三亿两千七百万、占印度总人口十亿四千万的百分之三十一。报告提到，亚太地区最近几年取得的减贫成就主要是由于中国贫困率的大幅下降所致。当然，中国的脱贫任务仍然很艰巨，越接近完全脱贫难度也越大，但印度的任务更大。
印度的乞丐极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每当红灯亮起汽车停驶之时，车窗外面，立即会有许多乞丐出现，主要是儿童，有的女童怀里抱着婴儿，有的背着，伸手乞讨。所以我每次出行，总是要带上一些零钱，以摆脱困境。但只要给了一个，围上来的肯定更多。在印度的丐帮中，还横行黑帮势力。
我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古代建筑，与旅游景点恰恰吻合。在这些地方经常会遇到有人给你强行“服务”的情况，索取收费，应该算作是准乞丐。比如在泰姬陵，当我拿出相机正要拍照，便有一位正在打扫卫生的“老人”（印度人蓄胡者多，中年人以上显得似乎比实际的年龄更老，难以判断他是中年人还是老人）热情地前来向我指着一个地方，怂恿着要带我去。果然，那里确实有一个拍照的好角度。他不辞辛苦地带着我走，当我向他致谢时，他却向我表演起数钱的手势，嘴里不停地说着“money”。他还要带我走，我只好双手合十敬谢不敏了。在阿格拉考察法坦浦尔城堡时，进大门前得换上一双特大的套鞋，连原来穿着的鞋一起套进去。一进到大院，我就感到周围有不少爬着或蹲着的孩子，都在盯着我的套鞋。当我一做出想要系紧鞋带的样子，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孩子立刻便会从四面八方迅速爬到跟前，抢先一步系紧我的鞋带，然后也是要钱。其他的只得悻悻然而去，再盯着另一个对象。看着这些孩子，再看看这座建成于莫卧儿阿克巴大帝时代巍峨壮丽的城堡，我感到一阵阵的悲哀。
旅游地的小贩极多，都麇集在入口处，卖着一些不值钱也不值得买的小玩意儿，要摆脱他们，可是一件极需要技巧的事。等你一下车，他们便会紧紧地围着你，其势有如强买。如果你发誓绝对不买，他们中的一两位，可能便会跟着你的这次考察紧追不舍，时不时还会有意无意地挡住你拍照的视线，直到你筋疲力尽，终于买了他的一两件你并不想要的东西为止。这些事情经历稍多，我便得出了经验，下车以前就选好了逃跑路线，闪躲腾挪，迅速逃进门内。或是散给他们一点小钱，却不要东西，他们也就不再穷追了。中国当然也有这样的强买，程度上却大有不及，欠缺一点印度小贩特有的坚毅性。
我还有另一个难点，就是当我采用这一套脱困之道时，总要尽量地避免让辛格先生察觉。有一次在车上，我忍不住向他提出，这么多的乞丐和强人所难的小贩，会不会影响印度旅游业的发展。他紧绷着脸，没有给我回答。
关于印度特有的“种姓”，我也问过辛格先生。“种姓”就是把人分为高下有别的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吠舍（农工商人）和首陀罗（低等人）四个等级，更有没有资格列入“种姓”的更低等的“贱民”（“不可接触者”）的一种制度。“种姓”出现在约公元前一五〇〇年雅利安人侵入、以恒河文化（吠陀文化）代替了土著的印度河文化以后，至今流行了三千多年。“贱民”的社会地位最低，为数超过一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辛格先生说，种姓制度在印度共和国宪法中早就废除了，好像有一位部长就出身于“贱民”之家，一般似乎也不存在，但在实际生活中仍然有所残存，在婚姻中有更多反映，高种姓的人总是不愿意与低种姓的人通婚。
我在印度那段短短的时间，也感受到了人际间的差别，我不敢说这就是种姓制的残存，因为不便打听弱势方属于哪个种姓，但肯定是等级制意识的一种表现。
在博帕尔，一大早，那位不参加当地罢工的司机吃完早饭来了。我忽然想起从昨天下午他把我们从机场送到宾馆起，就再也没出现过。原来印度的做法和中国不同：在中国，照例司机和车主都是吃、住在同一个宾馆的，有时候可能还是同一个房间。车主还得好好招呼司机，要不然，就会经常出现“车子出了毛病”的尴尬。但在印度，司机无权享受这种待遇，他住在哪里，吃在哪里辛格一概不闻不问，只告诉他明天什么时候过来就行了。我还几次发现，车停下以后，辛格都是等着坐在右边的司机下了车（印度承继了英国的习惯，汽车靠左行驶），从车前绕到左边前座来给他开门，他才下车的。下车以后就昂头而进，司机再打开后备箱给他提包送进去，经常也要替我提。本来我就尽量简装，没有什么东西。
只有一次，大概是在南印度马都拉。司机可能是昨晚睡得晚，今早也起晚了，没吃饭就来了，正赶上我和辛格，加上从马德拉斯大学请来作陪的一位教授正在吃饭。我问明情况，请辛格给这位司机也买了一份，他仍然坐在另外一个桌子上。我把他的饭菜端到我们这一桌，他很不自在，辛格虽然不说话，却面有不悦。我给这位司机说什么，他都不予翻译。
在印度吃饭，也有令我不自在之处，就是给我送饭送菜的“服务生”，多半都是老年人或看起来比我老。我当时五十来岁，享受着这些长兄般的人为我送来的服务和谦卑的笑脸，真的是好不自在。而在中国，干服务生这行的绝大多数都是女孩子。我还发现，在印度，凡是在中国通常都是由妇女担任的工作如宾馆的接待人员和服务员、售货员、公共汽车售票员、火车列车员、导游员这些行业，几乎也全都是男人。只碰到过一次例外，那是在阿格拉，住在当地最高级的宾馆阿绍克饭店，吃的印度菜，浓烈的香味和通通搅打成糊状的各类蔬菜使我实在不习惯。辛格曾给我说过，在印度，三星级宾馆必须要有法国菜，五星级的必须再加上中国菜，可见中国菜比法国菜的声誉高。这家是三星级，我只得放弃吃中餐的奢望了。饭后我到处走走，无意间却发现一个名为“蜀园酒家”的餐厅，用歪歪扭扭的中国字写在门口的灯笼上。进去以后，装修设计有一点中国味，见到的服务员也依照中国的方式，都是“中国姑娘”，但一讲中国话，她们却一句也听不懂了。辛格说，她们并不是中国人，是从印度东北阿萨姆邦招来的，那里的人长得很像中国人。除了这一次，至少在我来说，就没有再见到过女性从事这个工作了。辛格说印度下层妇女如农民和工人，为生活所求，当然都要工作，但她们只是在地里劳动，或是在工厂做工，并不干这种抛头露脸的事。上层妇女可以受到高等教育，多参加工作，可以成为教师、教授、学者、官员或艺界名流，甚至还可能当上总理。小康之家的妇女受高等教育的较少，家境尚可，也不需要工作。所以像我提到的这一些行业，就都是男人的事了。
时间处得稍久，我也问过辛格一些他大概不大会主动给我说的事儿，比如女孩子的嫁妆费特高，否则嫁不出去，以致出现溺杀女婴现象。我还听说有妻子要为丈夫殉葬的事。他说可能在个别特别落后的地方还留有这种恶俗。到后来，我和辛格先生之间只有一个谁也没有提到的默契，就是从来不谈两国的边界争端。
在印度，只有受过高等教育才可望成为“上等人”，而只有有钱人家才付得起大学的高昂学费。印度和中国，同样没有安排好属于弱势群体的有志之士进身之道的问题。
印度知识分子待遇比一般人好得多，也比中国高得多。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如果找到工作，工资就比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还高，在四千卢比以上，约合当时的人民币一千元。我去印度是一九九三年，我的职称是相当于教授的研究员，学历是博士，当时的月工资却只有二百多元。当年，印度一位教授的基本月工资却有七千多卢比，加上津贴，可得一万四五千卢比，相当于我工资的十倍至十四五倍。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住房，所以每个教授几乎都有小汽车，算得上中产阶级了。
到了临离开印度的最后一天，我要求礼节性地再拜会ICCR主任，以示告别。我当然首先感谢印方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也讲了一些令他高兴的话。我说这次到印度来，发现印度的男孩和女孩和中国一样，都是黑头发黑眼睛。据说英国人认为，要是在圣诞节早上一出门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黑头发黑眼睛的孩子，在这一年他将都是幸福的。
辛格将这段话译成英语，主任又搓开了手，高兴得咧开嘴笑了。辛格又自己向主任汇报说，客人在途中几次问到印度的贫困和贫民窟，我听懂了。这当然有关印度的脸面，主任先生说印度政府打算在本世纪末（现在来说也就是上世纪末）首先解决好贫民窟问题。我连忙说这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的，是英国殖民主义造成的，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我还说相信要不了多久，我们两国这些黑头发黑眼睛的孩子，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让全世界的人看作是世界上最富有、拥有最悠久的历史文明又最具有现代文明的、能给全世界带来好运与和平的、令人羡慕的人民，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主任先生频频点头，眉开眼笑。
回宾馆的路上，辛格说要想在本世纪内解决贫民窟问题，简直是吹牛。
晚饭后辛格和阿绍克送我到机场。途中，似乎是无意的，辛格向我解释了一下我曾经问过而当时他没有回答的问题，说印度为何要饭的人那么多，也与印度的文化传统有关。说乞讨在印度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好，穷人也以要求别人施舍是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由于宗教的施舍意识的特别影响，印度人都认为向穷人或寺庙施舍是自己的义务，伊斯兰教就明文规定信徒必须将每月收入的百分之二用于施舍，他也是每个月都至少要按这个比例进行施舍的。我估计他就是穆斯林，因为他说过他小时曾在礼拜寺办的宗教小学读过书。
这当然也是一种解释，而且符合实情。我曾在一篇报道中读到：一群群穷人在一座座饭馆门前排列整齐地席地而坐，却不为报名打短工，而是等待客人用餐完毕，老板时时施舍给他们的剩饭。这些人没有工作，从早到晚，就那么纪律严明地坐在门前等吃等喝。没有抢劫，更不会有人冲进去干扰食客。
还有另外的解释，有钱人就常把穷归结为穷人自己的懒。在印度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说是一个穷人躺在太阳下面睡大觉，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工作，他说我没有工作。那人说没有工作自己去找呀！穷人问找了工作又怎么样？那人说有了工作就有钱了。穷人问有了钱又怎么样？那人说有了钱你就可以成个家，有了房子。穷人说有了家又怎么样？那人说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安心睡觉了。穷人想了想说，何必那么麻烦，我现在不就正安心睡觉吗？
我倒不完全认为这都是富人挖苦穷人的话。就在我们中国，也存在相似的情形：政府组织西部人到东部较发达地区打工，有些人却一无所长，又不想学习，懒懒散散，还时不时想走就走的，哪能适应现代化企业用工的要求？有些人虽然不怕累，却文化素质很差，也影响了他们自身的发展。这涉及到一个弱势群体自身素质提高的问题，不能全当笑话听的。
虽然我经常会读到外资企业主如何赞扬我们的工人是世界上最能吃苦、最守纪律、劳动素质也最高的工人，所以很愿意投资中国。我听了，却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印度可不是这样，他们有工人自己组织的经常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会，会与资方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争取权益，不那么听话，也不是那么给多少就轻易满足的。
印度的民族与宗教
通常的印象是，典型的印度人皮肤较黑，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眼珠和头发都是黑的，挺拔的鼻梁，较宽的鼻翼。但我在印度却也见到过不少金发碧眼肤色较白几乎与欧洲人一样的白种人，北印度更多，也有与中国人几乎分不出来的黄种人，还有少数皮肤更加黝黑接近黑人的印度人，南方更多。我问过辛格先生，他说印度素有“世界人种博物馆”之称，说在印度的一些小岛上还有一些纯粹的黑人（尼格罗人），过着原始生活，拒绝外人登岛，发生灾害时，政府只能给他们空投粮食和药品救济。印度毕集了世界三大人种，细分起来，主要有印度斯坦族、泰鲁固族、孟加拉族、马拉地族、泰米尔族……总数超过百种。
印度最早的土著被称为达罗毗荼人，相信其渊源可能与尼格罗-澳大利亚土著有关。印度半岛北面有喜马拉雅山绵延不断，东北也是山，维持了与北方和东北的中国和缅甸的长期和平；但通过西北兴都库什山的几个山口，印度与中亚和两河流域早就有了往来，此后，来自西北的蛮族多次从这些山口侵入印度，增加了印度的民族成分。
印度的远古文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才被发现和研究，称印度河文化（遗址分布在今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约存于公元前二三〇〇年至前一七五〇年，是由印度原始土著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大约公元前一五〇〇年，来自里海和俄罗斯南部大平原的游牧民族白种雅利安人从西北方向侵入印度半岛。他们向东向南扩张，发展出恒河文明，自己也成了印度人，并部分地与土著融合，将土著由印度河驱赶至恒河，或更向南驱逐，成了现居南印度的主要人种泰米尔族的先祖。经过长时期的兼并战争，到公元前六世纪，在恒河流域建起了以摩揭陀国为中心的一批城邦国家。以后，印度河流域又遭到同样来自西北也同样属于雅利安人种的波斯帝国入侵，公元前四世纪后期又一度被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王征服。同时，在北印度建立了古代印度最为强盛的孔雀王朝。再后，又有来自阿富汗北部的大夏（大月氏）人的入侵。十二、十三世纪之交，仍然来自西北，与多神教的印度传统宗教完全不同的伊斯兰教侵入印度，入侵者多是波斯人和突厥人。一五二六年，蒙古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后裔、突厥人巴卑尔在北印度建立莫卧尔帝国，一直到一八五七年英国人统治印度以前，三百三十余年间，莫卧尔帝国统治了北印度和中印度大部分地区。
历史上，印度只在三个王朝即孔雀、笈多、莫卧尔王朝实现过不完全的统一。四千多年来，这种不完全的统一总计也不到七百年。近代以前，南印度始终没有被统一进来。辛格说印度共和国的成立还要感谢英国人，不是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今天的印度也不可能产生，很可能还是一堆多达六百多个的分散的小土邦。
印度是一个拥有多种语言和文字的国家，得到官方正式承认的语言和文字就有二十二种；如果加上部落语言，印度的语言或文字可以达到令人吃惊的一百七十六种，如果加上方言，更超过千种（有资料说是一千六百五十二种）。我到印度是一九九三年，钞票上印的文字就有十三种，据说还有人抗议，最近印的新钞票上又要增加四种。语言的隔膜使很多的人无法沟通，印度政府不得不投入巨资在全国成立若干个语言翻译机构，集中大量翻译人才对各语种的书籍进行译介。印度独立时，曾规定几年内要以在百分之四十的国民中通行的印地语为国语，但至今也办不到。于是，原来是外来语的英语倒是他们事实上的共同语了，一般上层和商人都会英语。我和辛格抵达南方以后，发现他就很少与当地人讲话了，问他，他说他听不懂当地的话，还要通过英语来交流，而这里的人很多都不懂英语，即使懂也与北方的发音不同。语言、文字不同，文化上感情上的沟通当然也就有问题。当然，印度的这种语言环境是历史造成的。追溯历史，北印度和中印度在孔雀王朝时期第一次实现了统一，与秦始皇统一中国属同一时代。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收服人心，孔雀王朝的统治者阿育王将佛教尊为国教，以慈悲和宽容教化民心，没有强行统一各地原有的语言和文字。我想起刚到达德里国际机场时，接我的除了辛格，另一位ICCR的接待员，名叫阿绍克，正是阿育王的名字，意为“无忧”。与之相反，秦始皇眼里不揉沙子，建立了高度统一的国家，以焚书坑儒式的专制，强行统一了各地各部族的文字。到了今天，汉语和中文已成为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和文字，大大加强了汉语区文化的认同。比如广东话和北京话，正如荷兰语和英语一样，其实原本都是一种语言，但互相听不懂；北京和广东早就使用了同样的方块汉字，可以沟通，只是发音有异；而荷兰和英国使用了以发音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就分裂为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字了。
辛格先生对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十分钦佩。他说中国现在发展很快，吸引了很多外资，但许多外资实际上都来自中国人自己或华人，如香港、台湾、各国的华侨华裔，他们都很会赚钱，赚到了总是想到祖国的发展，所以中国有很强的凝聚力，他说这都是秦始皇的功劳。印度就办不到，再加许多印侨在国外都是卖苦力的，如南非的矿工，少数发了财的，国家观念不强，也想不到投资印度，只在科威特过他自己的好日子。
印度是世界上宗教和宗教徒最多的国家，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以及其他十二种主要宗教在印度都有，但印度主要流行其他地方没有的宗教，如印度教。直到现在，不但有众多成熟完善的宗教，在农村也还保留着原始宗教万物有灵论的影子。我在印度时，时不时还可以从车窗里看见这种信仰的祭坛，旁边经常会伴随着一株大树或巨石。印度人的宗教观念极强，几乎所有印度人觉得一个人若是没有宗教信仰，那是一件难以置信的可怕的事；不管什么宗教，至少都要信一种，就是不能没有。印度的主要宗教是印度教，信徒约占国民总数百分之八十二，其中又分许多派。其次为伊斯兰教，占百分之十二，也有许多教派。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创立于公元前五百余年，但现在的信众很少，仅约占百分之三。耆那教与它差不多。宗教之间和同教各派之间经常发生纠纷，比如佛陀伽耶本来有个各教都参加的宗教协会，但佛教徒认为佛陀伽耶大塔是佛教的圣地，不能让印度教的人参与其事，要求完全由佛教来管理，于是在一个日本和尚还有台湾去的中国和尚带头下，搞了一个长途游行示威，要求收回“主权”。
佛教提倡“中道”，强调应该避免纵欲与苦行两个极端。印度教正好相反，主张两个极端可以并行不逾，其怛多罗信仰更崇拜纵欲，认为实行所谓“性瑜伽”是通向彻底解脱达致灵魂超升的最佳途径。这一派对中国藏传佛教的密宗很有影响。耆那教则更着重于苦修，在人生的旅途中尽量在肉体上折磨自己，以求灵魂的解脱，来世获得福报。比如把自己倒挂起来，或者用火熏烤，不一而足。耆那教又有白衣派、天衣派之别。前者只穿白衣，后者什么衣服也不穿，谓之“天衣”，终日在森林旷野不见人迹的地方蓬头垢面，甘心过那种极端困顿的生活。因为耆那教极端的不杀生主义，为免伤害蚂蚁、蚯蚓，教徒都不从事农业，而多从事商业。所以，最成功的商人和最有钱的高利贷者都是耆那教徒，与它的教义对照，这在任何人看来肯定都是一种矛盾。正因为这一点，包括从十二世纪末开始进入印度的穆斯林在内的统治者，才对耆那教采取了怀柔政策——他们离不开这些有钱人的财务支持。
印度教原称婆罗门教，创建于恒河文明时，公元七八世纪以后改称印度教，有严格的种姓制度。种姓以外的“贱民”更加悲惨，被迫与其他种姓的人隔离，甚至连影子也不能落到婆罗门或刹帝利的衣服上，哪怕这件衣服并未穿在身上只是晾晒在那里。“贱民”们只有在每一分钟都奉行自己的应尽义务，才有望在下一世上升到种姓中。
在南方考察印度教神庙时，辛格多次提醒我，一定要注意不要随便走进教徒们认为最神圣的地方——圣所里去。他说一般不是印度教徒的人都不能进去，他这个伊斯兰信徒也轻易不敢进去；女人则不管是不是教徒，大概也是禁止入内的。又说，在南印度他完全听不懂当地人的话，惹了祸可不好办！我当然是分外小心了，再说在圣所前经常有好几位婆罗门守卫着，一个个膀大腰圆，赤裸上身，额上用白粉和红色画着印度教标记，我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在马都拉考察米娜克西神庙，我就没敢进到圣所里去，只在门外张望。但在孔达拉神庙我却受到了极大优待，大概是看出来我是“老外”，这些婆罗门竟特别关照，居然是他们主动与我打招呼，看我犹豫，示意我可以进去。见辛格先生不在，我便作虔诚万分状恭身合十而入，里面全无光线，只燃着一盏小灯，的确神秘得很。出来又向他们合十致意，他们竟将供奉在“林迦”（被尊奉在圣所核心的两性生殖器雕刻）前的一个新鲜花环套在了我的脖子上，令我大出意外，真是受宠若惊了。
印度教徒很崇拜牛，年老退休以后的牛更被保护，称为神牛，整天“压马路”，谁也不敢招惹。司机必须精力高度集中，时不时地要猛踩刹车，等着它们慢腾腾地踱过。
伊斯兰教原本是一种外来文化，但对印度的穷人如“贱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更加倡导平等和苦行的苏菲派的传教更见成功，获得了下层人民的欢迎。穷人和“贱民”们进入城市，改宗伊斯兰教，有了新的工作，可以与所有的人相处共住。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都很难被对方同化，印度各地信仰印度教的各土邦王的势力也并未完全消失，两种文化的隔阂，一直持续到现在。
从十三世纪初伊斯兰文化开始进入印度，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为止，印度尤其是北印度、中印度的统治者大都信奉伊斯兰教。经过六百多年的传播，伊斯兰教在印度有很大影响。但这些影响多半只及于各伊斯兰王朝直接统治区的城市，广大的由土邦王统治的地区和农村仍主要是印度教的天下；加以印度独立时，原印度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独立出去（后来东巴基斯坦又成为孟加拉国），原居住在现印度共和国的不少伊斯兰教徒迁居巴基坦和孟加拉，所以现印度共和国领域内的穆斯林只是印度的少数民族。但因印度人口已超过十亿，穆斯林的绝对人数还是很可观的，比阿拉伯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比巴基斯坦就更多了，仅次于印度尼西亚。
锡克人人高马大，头上戴着大头巾，军队里人数很多，信仰锡克教，现任印度总理辛格也是锡克教徒。锡克人大都住在印度西北部旁遮普邦，中央政府曾花了很大力气扶持其发展，现在旁遮普邦发达程度较高，因为政府投过资，应交的税也较多，锡克人于是不满，经常出事。一九八四年，为争取在旁遮普邦建立一个独立的“哈利斯坦国”的锡克教武装分子，以阿姆利则金庙为据点，同印度军队交战，引起全国局势紧张。事件平息后，英迪拉·甘地总理却被自己的两名锡克教卫兵刺杀身亡了。旁遮普邦与印度教徒较多的邻邦渣格拉合邦原来是一个邦，但两个邦共用一个城市为首府，有时在一座办公楼里就有两个邦的政府部门。锡克人要求渣格拉合邦政府迁走，没合适的地方可去，也产生矛盾。旁遮普邦又常与同用一条河的下游邦发生争水纠纷。
印度西北的克什米尔问题更大也更长久。印巴分治时，联合国决议规定是加入印度还是加入巴基斯坦由各邦自主决定，克什米尔邦王信仰印度教，决定加入印度，但居民大都是伊斯兰教徒，要求加入巴基斯坦。不能解决，印巴两国诉诸武力，最后由联合国出面划定停火线，但归属问题始终未定。两国经常发生纠纷，极大影响了风景优美的克什米尔的旅游业。在博帕尔，我遇到一群台湾游客，他们说在克什米尔上飞机前行李被打开检查竟达八遍，临登机还被打开检查了两遍。
印度最东北的阿萨姆地区好些居民是黄种人，原来是一个邦，互相不容，现在分成了七个邦。
泰米尔人是印度南方东部泰米尔纳都邦的主要居民，信奉印度教。泰米尔纳都邦是一个大邦，他们主要是在语言文字上与中央对立，拒绝采用印地文和印地语，其中有些就跑到邻国斯里兰卡去了。去了又没土地，在斯里兰卡北部闹独立，搞了个猛虎组织，武装斗争，闹得挺厉害。拉吉夫·甘地原是支持这部分泰米尔人的，为的是争取泰米尔拉都邦的选票，但也不愿意他们在斯里兰卡的独立运动成功，担心对泰米尔拉都邦起连锁反应；又为了和斯里兰卡搞好关系，便于在国际红茶市场上合作，派兵到斯里兰卡，希望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没有成功，连拉吉夫本人都被泰米尔人暗杀了。泰米尔人很厉害，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打游击战，不怕死，都带着自杀药。暗杀拉吉夫的几十个凶手和嫌疑犯都抓到了，但他们全都自杀，以致至今也破不了案。
辛格说印度有这么多问题，报纸上天天都有各地的动乱，但谁也不着急，因为谁也解决不了，急也没有办法。我问这样下去怎么办呢，他说大概将来经济发展了，人民教育水平和人的素质提高了，才有可能解决吧！
但印度也有一个优势，就是虽然没有一个像中国汉族那样在人数上占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居于绝对优势的民族，但基本上以各族杂居为主，聚居为辅，各族都难于出现有规模的离心势力。这种离心势力不但在中国有，在许多国家如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英国的北爱尔兰、比利时的法语区和荷语区、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俄国的车臣、土耳其的库尔德地区等都存在，经常会酿成各种矛盾。
我在德里参观了一座美丽的建筑巴哈依庙，风格别致，既不同于印度教神庙，也不同于伊斯兰礼拜寺，外貌酷似一朵盛开的莲花，所以又得名莲花庙。巴哈依庙建成于一九八六年，是崇尚人类同源、世界同一的巴哈依教的教庙。巴哈依教是一八四四年在伊斯兰教巴布教派的基础上创立的，鼻祖是一位名叫巴哈奥拉的伊朗人。巴哈依教有崇拜的神，但不崇拜偶像，不需要教士，也没有复杂的祭祀仪式。据此教自称，它的宗教理想是融合各种族、国家和宗教，组成一个人类大家庭，建立世界持久和平，扫除各种迷信和偏见，强调科学的作用，主张解放妇女，向往世界大同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倒很符合中国原初儒学的大同观念和现代精神。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影响已遍及世界各地，现有教徒一千多万人。巴哈依教创立三十年后传入印度，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印度已有二百多万教徒。
参观时，一位在这里义务服务的姓涂的马来西亚华人姑娘主动要为我免费介绍这个宗教，我感谢她的好意，但我主要是要考察建筑艺术，太阳又快下去了，要拍照，时间不多，表示谢绝。她说她可以陪我一面走一面谈，不耽误我的事。从她那里知道了很多知识。她说孔子教导人们要爱惜自己的品德，释迦牟尼教人爱自己的灵魂，耶稣教人要爱自己的邻居，穆罕默德教人爱自己的国家，这些教导原都是不错的，所以他们都是圣人和先知。但这些还都只是初级的善行，因为当时人类还很愚钝，只能教导人们这些。而巴哈依教则教导人们要爱全世界，这才是最高的境界。
参观结束时，涂姑娘带我到一个房间，拿出一册专门给中国人留言的签名簿，我写下了一句：“一次心灵的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