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永不会忘记在莫高窟那些年月的生活。戈壁的落日，云边的掠雁，“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夏日阳光灿烂，树荫下一片清凉，微风习习，悄无人声，宁静而舒畅；寒夜铁马叮咚，电机停响，更显得异样的寂静，斗室独处，听着从冻结的大泉偶尔传来冰块挤轧的声音……每每都会给这座庄严的艺术之宫，再添上几分静穆，几分深沉。她是那么恬淡，那么安详，仿佛处处都蒙上了一层宗教般的圣洁。
有几个月，负责洞窟气象记录的马竞驰到山丹参加“四清”去了，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每周两天，每天四次包括半夜，我要对第一五九、一九六、五三、二八五、一四四等五个居于各层的选定洞窟进行温度和湿度记录。在窟内架好并启动带风扇的测量仪，旋转十几分钟，待窟内各处温湿度处于均匀状态后记下数字。这样，我就欣赏到了从早到晚莫高窟各处的景象。我要插一句，深更半夜，一个人打着手电，穿行在各洞窟之间，还是需要一些胆量的。
现藏敦煌研究院的大唐武周《李君修慈悲佛龛碑》说：“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囗，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龛侧，更即营建。伽兰之起，滥觞于二僧”。第一五六窟前室唐人书《莫高窟记》中也有类似文字。其“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之象，就被我看到了。黄昏时，从最高处的第一四四窟宋代窟檐凭栏东望，近景是窟前的树林，已沉入一片黑暗，中景是一片暗黄的戈壁，作为远景的三危山，夹杂着云母的红色岩石，在一片金色夕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灿烂夺目，光彩辉煌，气象万千，动人心魄。山后的天空是明亮的黄色，飘着几片红云。一会儿，近景和中景都沉入一片暗影中了，三危山更显得耀眼。想见当年乐僔大师，见此美景，心摇神驰之下，仿佛眼前真有千佛隐现，心头该涌起多么的感动。
清晨又别是一样，三危山只是一片冠有明亮轮廓的剪影，窟前树顶则洒满金色，树下仍是一片暗影，四周悄无人声，只有檐铎几点叮咚，天边几声雁鸣，打破这片寂静。
但从一九六五年开始，也就是“低标准，瓜菜代”时期刚刚过去，气氛就有些异样了。社会上关于“合二而一”问题、人性论问题、人道主义问题、中间人物论问题、时代精神问题、“鬼戏”问题、几个“毒草”电影和小说的问题，还有《海瑞罢官》问题及清官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一个接着一个，也记不起谁先谁后了，总的倾向是火药味越来越浓，“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天边似乎已隐现滚滚雷声，越来越近，人们的心也不再那么宁静了。我开始发现这里并不像我原先想象的如同世外桃源般的人间净土，佛还是佛，山还是山，人还是人。而这里的人，也不像我在伊犁时成天相对的天真无邪的学生，有人跃跃欲动，有人心存观望，有人惶惑不安，而人人似乎都胸有韬略，十分“成熟”。
有一天，常老对我说：“明年是建窟一千六百周年纪念，逢百的周年，一辈子只有一次，一定要把你老师梁思成请来，他还从来没有来过。”上举唐人碑所说的初秦是指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三六六年，到一九六六年正好是建窟一千六百周年。梁先生建国前和建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和《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都是关于敦煌建筑的。梁先生对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建也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但他却从来没有来过敦煌。他的论文是根据伯希和图录写成的。
常老在全所会上也几次提起过建窟一千六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事，要进行好多筹备工作，包括编一本研究所的成果集，鼓励大家多写论文。我也是在他的号召下开始撰写我那两篇文章的。但我却发现常老在所里几乎没有得到过多少响应。他还提出为配合这次活动，也为响应领袖发出的“古为今用”的号召，展现敦煌艺术为新时代服务的前景，设想在第一四三窟建设一座“新洞窟”。第一四三窟在窟群南部，是一座较大型的覆斗式窟，现已没有任何壁画和彩塑，正好可以作这个用途。对这个设想，我只听到过美术组组长段文杰先生几句认为还是有意义之类的不痛不痒的支持。常先生一个人在敦煌、兰州、北京之间奔波忙碌这件事，所里却没有多少人关心。常老不经常在所里，所里的工作交给李承仙负责。
新洞窟的事与我没什么关系，主要由美术组负责。我听说美术组对此事并不热心，几次开会没什么人发表意见，段先生也只是一般性支持，说这是一个光荣任务，大家应该努力，实际上并无行动，李承仙只好把新洞窟的设计任务交给心灵手快画得也好的高尔泰。听高尔泰说，他日夜赶工，提了好几个方案和小样。要在窟内后壁中央塑一尊领袖像，画塑结合，后壁用浮雕或壁画表现领袖的战友、共和国的功臣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和陈云，以及其他将帅。其他壁面绘制革命历史和建国后的革命与建设成就，窟顶绘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景。彩塑和壁画都采用敦煌艺术手法，常先生认为“旧瓶装新酒”是可以而且可能的。
从内心来说，我总觉得这个设想似乎是有点不伦不类。敦煌艺术属佛教艺术，包括莫高窟在内，经常选址于荒山野岭旷无人迹之地的石窟寺是佛教建筑的一种特殊形式；用来表现革命题材，时间、地点、对象、风格是不是合适，都大有可议之处。但我并没有听到从这个角度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或质疑，却从青年党员、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考古组组长贺世哲那里时不时听到了隐有所指的诸如“所里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打着红旗反红旗”，甚至直指的“常家天下李家党”等类议论。所里中年以上的包括老段等都在观望，轻易不发表意见，也不行动。
由常老倡导，所里开了十几次学术讨论会，研讨各人为一千六百周年活动撰写的论文，我那篇第五三窟窟檐复原的文章也讨论了，获得好评。常老还说，有机会我们就照着我画的复原图真的把它建造出来。贺世哲的论文记得是关于“北禅”的，贺世哲夫人、资料室成员施萍婷女士是关于奴婢买卖文契的，还有其他人的十几篇。
不久或几乎同时，由贺世哲和施萍婷倡导，所里又开展了关于敦煌艺术是否具有人民性及其创作方法是否是现实主义的讨论，“靶子”是甘肃师大教授、美学家洪毅然先生主张敦煌艺术具有高度的人民性，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文章。会上占优势的意见是既无人民性也不是现实主义。对这个认识，宏观来说，我认为不无道理，敦煌艺术确实不能用这些来自苏联的新名词来界定。其实研究所的人包括我在内，本来理论水平就不高，对什么是“人民性”、什么是“人民”、在各种社会各个时代“人民”的具体所指、什么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还分“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区别与关系，与“现实主义”相对应的还有“浪漫主义”，其中还有“革命的浪漫主义”（当然也就有“不革命的浪漫主义”了）……总之，对于这种种名词的内涵，本就搞不清楚，实在说，原就没人能说得清楚，其实很难界定。即使这次讨论的倡导者，自己可能也说不明白，讨论会上也就只能是自说自话，各显神通。讨论会开了十多次，总的倾向是把敦煌艺术说得一无是处，冠以“大毒草”“人民的鸦片”，把创造了这些作品的艺术家称为“鸦片贩子”，涅槃窟宣传的是“无差别境界”，佛和菩萨都是“牛鬼蛇神”，“张议潮出行图”表现的是“帝王将相”，供养人像是“才子佳人”，西魏第二八五窟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名士风流都是“地主富农”，应该通通否定。
在当时一片杀声的时代，大家相信，否定敦煌艺术只会使自己更加安全。
记得我所尊敬的、热爱敦煌艺术并大半生都投入于敦煌研究事业的史苇湘先生，曾试图从审美意义上对敦煌艺术作一点点肯定。史先生有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每次发言到了关键的地方都要用“你佩如（譬如）说”作为句头，把“你”字拉得好长，其间还要再插进几个。听史老的话你得仔细琢磨，才能品出一点味儿来。他的意思是历史已经过去了，但留存下来的美却是长存的。就这么个意思，就得大绕其弯，先得把敦煌艺术痛骂一顿，然后曲里拐弯，通过为劳动人民大唱赞歌，顺便把劳动人民“被迫”创造的敦煌艺术也稍稍肯定那么一下。为了证明敦煌艺术还是有一点价值的，史先生用“你佩如说”开头，主张第二八五窟“五百强盗成佛图”就是当时敦煌某次农民起义的反映，虽然是被歪曲了的“折光的反映”，但毕竟是反映，所以，仍具有一定的价值。
但史先生平时的说话却是明确透亮而毫无保留的，只要你问他，总是会尽其所能地告诉你他知道的一切，丝毫也不保留，根本就想不到别人可能会抄袭他的观点，自己去发表文章。他工作也极其认真，写得一笔好字，即使平日所写的钢笔字，也是一丝不苟，取东汉敦煌效谷人曹全的《汉郃阳令曹全碑》属秀逸类的书体，字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娟秀清丽。史先生在“瓜菜代”的年代曾严重浮肿，幸而养了一头山羊，日取山羊奶饮之，方能得脱。我在时，还见他每日牵着这头山羊上班，拴在资料室外吃草，下班再牵回去。我的《敦煌建筑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版后，他还从数千里之遥，给时已定居北京的我寄来了热烈的祝贺信，仍是一手漂亮的曹体毛笔字。但稍一牵涉政治，史先生就马上警觉起来。有一次我指着中寺周边的破烂环境说：“真有点像《原子弹灾害图》”，他马上按着嘴唇，朝我轻声“嘘”了一声，怕我再说出什么有违领袖说的“战争并不可怕”之类的话。
史先生号称“敦煌活字典”，对几万平方米壁画几千身彩塑了如指掌，“你佩如说”，他随口就可以说出哪一个朝代哪一座编号的洞子哪面洞壁从左向右数哪一位小菩萨左边脸上的眉毛梢子，前几年还是清晰可见的，现在已经看不大清楚了。或者诸如哪个洞子哪一壁的左上角或右下角画的什么东西，哪一位敦煌人物生于何年，何年发生了何事，被害于何年，请随时出题，他闭着眼也能说得一清二楚。事实上，在你请教他时，史先生就是闭着眼睛听的，也闭着眼回答，回答完了，眼睛才会睁开。我刚来时所里曾开展过请史先生给大家讲解重点洞窟的活动，一周一次，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在发言时，却总是采取这种特殊的方式。这种另类的表述方法，需要高超的技巧，稍不留神便会留下话把儿，所以他说得费劲，大家听得也吃力，有时竟不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所里的研究人员，凡是有点头脑的，都有自己的研究途径。史先生从敦煌史地入手研究石窟，我认为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有人从历史学的角度，有人从考古学或艺术学的角度来研究，也都各有成就。建筑也是一种艺术，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的。
段文杰先生别有不同，他当时主要关注的是壁画中反映的历代服饰，从我一来就听他讲，到我十五年后走时他还在讲，但本人孤陋寡闻，至今也没有看到过专著出版。有的“报告文学”说段先生的研究成果曾被沈从文前辈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大量使用了，不知有何依据？可能服饰与什么人民性、现实主义拉不上太多关系，段先生发言不多，我也没留下什么印象。段先生平时比较深沉，不动声色，善于观察，讲话更多保留。
史先生和段先生其实都是极聪明的人，却大半生不能畅所欲言，令我深为惋惜。
我自己在讨论中则多从感性经验的角度，倾向于肯定敦煌艺术的美。例如我以盛唐第四五窟的几身彩塑为例，分析佛、弟子、菩萨、天王、金刚力士和小鬼造像的不同，显出了对象的不同身份和性格，对比中的协调，艺术价值很高。当然，我也不敢免俗，发言中也必得要谈到宗教的“反革命的两手”——佛的慈祥庄重、弟子的虔诚、菩萨的妩媚，代表了“软的一手”；天王的威猛、金刚力士的凶悍代表了“硬的一手”；小鬼则是被丑化了的“劳动人民”……如此等等，加以批判。也提到过敦煌艺术对建筑史研究的价值。
然而，真正在这些问题上具备一定理论基础的“老右派”高尔泰先生却一言不发，乃至一言不听。最近读到他的《寻找家园》，说是贺世哲与他谈到了“人民性”，高先生说“人民性”这个概念本来就不清楚，他无法插嘴，是很机智的。
常老常在兰州忙碌，没有参加这些讨论，李承仙也没参加。我猜想如果她来参加，以她的从不关注学术，她可能一句话也说不出。
现在看来，对敦煌艺术用“现实主义”和“人民性”这两个概念来衡量，几乎就是一个伪命题，不过是顺风赶潮并捎带把常老天真的“新洞窟”设想从侧面、从“路线斗争”的高度予以舆论上的否定而已。但我当时想不通的是，如果对常老的设想有看法，何不采取正面的平等的方式来探讨呢？至少像画家姜豪那样也好。姜豪当着常老的面就明确反对用“新洞窟”的方式来表现“革命”，顶着不干，一有机会就返回老家武汉不回来。但我也没有就这些问题公开发表过意见，既不同意常老的想法，也不同意把它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
事过境迁，现在想来，幸亏这次讨论阻碍了“新洞窟”的进行，也幸亏“文革”来得“及时”，要是真的把“新洞窟”搞成了，常老的罪可就更大了。里面有刘少奇、邓小平和林彪，是何居心？邓小平以后复出了，复出以后又打倒了，打倒以后又复出了；还有，井冈山会师到底是谁和谁会？各项革命历史又该如何定评和表现，谁站有前头谁站在后面？在这个“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年头，“新洞窟”将如何适应？是不是也要像出身于敦煌的董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那样，一会儿加上这个人，一会儿减掉那个，这么没完没了地折腾呢？
但对于敦煌艺术中存在的美学、艺术学和文化学等方面的理论课题，我认为还是非常必要开展研究的，可惜一直到今天的敦煌研究院，可以说，这些研究可能还没有真正深入地开展起来！
总之，我心里明白，对于围绕着实际上是指向常先生的这种种动向，内心很感忧虑。我感到，一场暴风雨似乎就要到来，面临着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大阵仗，常老怕是要顶不住了。常先生从来就不是政治家，根本就不懂政治，只是一位艺术家，他似乎只是预感到风雨的气息，要以“新洞窟”的创作来表示自己对于他并不了解的“革命”的响应与拥护，求得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的宽恕，真是用心良苦，哪晓得会落得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下场？要知道，比照“清官比贪官更恶毒”的理论，这个罪是比起打着“白旗”或什么旗也不打的罪还要大的。实际上，常老是只求清静，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反对什么，与其说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不如说是“打着红旗求红旗”！
一九六五年，研究所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的。中国的尤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许多知识分子，在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之后，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就是言不由衷。对于他们来说，语言的作用并不主要在于表述自己，相反，更多的却是掩饰自己，真正的想法或目的都藏到语言的后面。知识分子都十分敏感，对于大形势，不会不有所察觉，也不会有自己的一套未雨绸缪的应变之道。所以，我实在分不清他们的哪一句话是真话，哪一句是假话，哪一句甚至是别有用心的话。我感到压抑，一度还想过，我的选择是不是错了，是不是该回到我那些可以无所顾忌地说话的学生那儿去，也许会活得比较轻松。当然，以后知道的事情说明，我这个想法也是天真的，连这些学生到了“文革”也已经面目全非了。在红卫兵的皮鞭下，又出现了多少悲剧啊！
不断高喊“又红又专”口号的贺世哲，对于我的“专并不意味着红，但红一定要力求专”的说法并不赞同，认为仍然是“以专为纲”。当我向全所各部门领导在窟前逐段汇报我苦心孤诣拟出来的第三期加固工程设计方案时，他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远远跟着，不发一言，急于结束。我想，大概是因为这些事与他成天关注的“革命”无关的原因。有一天，我把有些想不通的事跟姜豪说了，他说：“想不通回家慢慢想。”也许俗话说的“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是对的，六祖也说过“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但愿我这一切担忧都是庸人自扰！
贺先生有一天说：“无事才生非，所以大家都应该有事干，才不会生出是非。”我觉得这句话从反面说明了六祖精神，深感赞同。但是他自己，是不是也在“无事生非”呢？贺先生又说：“少说话，威信高；多吃饭，身体好。”这到底是句真话还是针对某些不那么跟他走的人的牢骚话？也许，从贺先生的角度看，研究所也没有多少人真的理解他。
领袖经常引用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以说明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阶级斗争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我的感觉却是，至少绝大多数莫高窟人，都是不想搞什么“阶级斗争”的，却被迫总是卷入于斗争之中，这句话用于这种情况，倒觉更加恰当。
二
一九六六年春节刚过，我和所里好多人一起，参加敦煌县农村“四清”工作，到酒泉集训。其实在内地，“四清运动”早在一九六三年就开始了。原来有人在一九五八年忽发奇想，要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大兴乌托邦之风，搞起了“大跃进”。各级干部投其所好，虚报浮夸，对农民实行超量剥夺，趁机多吃多占，欺压群众，无恶不作，致使农业生产大幅下降。群众对这些干部恨之入骨。次年庐山会议，领袖当然不会有错，反把反对这种狂热的彭德怀元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国又掀起“反右倾”运动，恶象更加升级。三年之中，全国竟出现了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惨剧。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县一级的基层干部也参加了，要各地干部“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气氛似很轻松。但在刚刚开始能够吃饱肚子之时，又祭起了屡试不爽的“阶级斗争”大旗，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搞起了“四清运动”。“四清”即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的目的则是“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矛头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甘肃的“四清”是逐片进行的，敦煌曾派人参加过别县的“四清”。敦煌要“四清”了，其他各地也来支援，还有不少军官。学习之余，不免步上街头。
酒泉的布局也属明清典型的北方城市，十字街中心点上有钟鼓楼，方形，坐落在砖砌高台上。台内有十字券，四面通门，门额分别是“北通大漠”“南望祁连”“东迎华岳”“西达伊吾”。酒泉得名于一则历史故事，说汉武时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匈奴有功，帝赐御酒，霍去病倾酒于泉，与将士共饮，故称“酒泉”。市东酒泉公园内现仍有泉，据说就是霍倾酒入内之泉，泉旁立有清“西汉酒泉胜迹”“汉酒泉古郡”碑及左宗棠手书“大地醍醐”匾。酒泉是汉武所建河西四郡的最早一郡，敦煌郡还是割酒泉西部才建立的。
我被分配到敦煌新墩（“文革”中改名“红星”）公社八户梁小队。
“八户梁”，一听这地名，就知道人户不多，的确是这样。这是位于敦煌绿洲东缘的一座小村，又分上、下二村，相距约一里，有农户二三十户。
几名“四清”队员，都住在一座原属地主的砖砌小四合院里。甘肃的地主实在也穷，所住砖房比起我后来看到的如徽州地区贫下中农民居院的楼上楼下、雕梁镂窗相差甚远。我的任务是访贫问苦，收集苦大仇深的材料，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访”了一下，农民推出两家，说他们最穷最苦。其中一家只有一个单身汉，四十多了，穷得只剩下了一张铁锨，下地用它翻土，回家用它做饭。因为锅在“大跃进”的大炼钢铁中砸掉了，就用铁锨当锅，天天只吃烙饼。说是“烙饼”，其实只是一点面粉或玉米面，和上水，倒在铁锨上烤成之物。如果水多包谷面少，勉强可算得是西北人常吃的“糊糊”即包谷面粥。但他却是一位玩世不恭者，对什么都不在乎，并不以此为苦，反倒以此为乐，好吃懒做，时不时还有一些不端行为，威信太低，不宜成为“典型”。
郭大娘家其实相对来说并不太苦，家里井井有条，有儿有女，只是出身世代贫农，自己是童养媳，早年只身从河南逃荒而来，没有家底，住房比较破烂。郭大娘来自中原，见过世面，能说也肯说，倾谈之下，却也倒出了一大缸“苦水”，说：“那会儿可苦咧！从下八户到上八户吃饭，看吧，走着走着就倒了一个，再也拉不起咧！吃罢回来，也走不动，这一来一回，大冬天的，光吃饭就把人耗垮了。”我不明就里，问为什么吃饭还非得跑到上八户去？“不去那可不成，那会儿吃食堂，不去就啥也吃不上了！”
我一听，原来她诉的是“大跃进”的苦，忙说，这个就不说了吧，你还有没有别的苦？
“那可就说不完了。我们看着看着，这里也待不下去了，还是回去吧，说不定还有条活路呢。扒上汽车，你就看吧，公路两边，隔不远就躺倒一个，隔不远又是一个，可多咧！”我问：“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去柳园扒火车哪。”
我掐指一算，柳园有了火车，必定也是解放后的事，觉得这事也不宜声张，便启发她谈谈解放前的事。她说：“幸亏没回成，听说河南老家饿死的更多。你说解放前啊，那可就不同了。”我生怕她再说出什么“反动话”来，要她集中谈谈她当童养媳那会儿的生活。她说那会儿闹日本，黄河决口，倒也讲出了一些民族恨、阶级仇和童养媳的苦。我让她在“忆苦思甜会”上就讲这些，别的不说也罢。她嗯嗯应着，也不知道明不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没承想，一开会，她讲的还是令她永世不忘的“大跃进”饿死人那会儿的事（这也难怪，还有什么事比饿死更苦的），我慌忙叫她打住，说大娘还是谈谈解放前吧！不料郭大娘一下子来了精气神，竟蹦出了这么几句：“你说解放前呀，那会儿可好咧！地主雇人给收麦子，先让吃，大白馍馍管够。他看着，谁吃得多雇谁，吃得少的白吃完走人，嫌你吃得少了没劲。”我一听坏了，这是忆哪门子苦、思哪门子甜哪！硬是不让她说了，会也没有开成。
像我这样子的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上面老批评我们“不与工农结合”，每次我都是打心眼里虚心接受，因为这的确是实情。可不结合倒好，这么一“结合”，我却对书本里和报纸上读到的东西顿生疑惑……当然，原因只能从自身找，归根结底，大概还是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都不对头吧！但后来我有幸读到彭老总的“万言书”，却又糊涂了，到底是谁对谁不对呢？
说到彭老总，这里可以插入一段传闻，是我来研究所以后听到的。说是“大跃进”那会儿，彭德怀从青海柴达木来过敦煌，就住在千佛洞招待所的几间土房子里，整天不说话，谁都不理，跟知识分子也没有说头，只是特别喜欢与管招待所的“刘姥姥”瞎聊，有说有笑。一天，酒泉军分区和玉门驻军的几位首长应召到了，在老总面前军服笔挺地站成一排。老总并不理会他们，头也不抬，继续和“刘姥姥”下棋。“刘姥姥”慌了，老总说不碍事，下完下完。军分区的几位首长一直笔挺站着，直等到这盘棋完了，才轮到他们向老总汇报、挨训，原来是老总对他们也跟着地方干部搞浮夸大有意见。
“刘姥姥”我没见过，其实是位男士，我来所前已经走了，听说是位半通不通而能侃能聊的角色。有天他带人参观，到了一个洞子前，一指，说：“自己去看吧，里面有匹健骆驼，好着呢！”他自己蹲在外面抽烟，害得人家进去到处找骆驼，到底也没找着。原来，不知道他是从所里哪位老先生那里听到一个“犍陀罗艺术”的词，到处乱用。不过当时来参观的多半都是青海石油运输公司的司机，对这些倒也不太在意。还有一来就指名要看“十八寡妇征西”，什么“薛丁山被困锁阳城，樊梨花夜走榆林窟”之类，一看敦煌壁画里面都没画这些，连喊没劲的。
话又扯远了，还得拉回来。
中国的农民就这么实际，不像我们这些读书人，说话总得顾到与书本子和报纸保持高度一致。农民曾经诚心诚意支持革命并作出了巨大牺牲，盼的就是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土改了，土地到手了，农民欢天喜地，感恩戴德。但不几年，从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农民刚刚到手的土地却又不明不白地不归自己了，包括农具牲畜，也全都无偿归公。农民失去了一切，甚至包括原先至少还有的迁徙的自由也丧失了，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连出去卖苦力都算是“搞资本主义”，被称为“盲流”，强迫遣回。养几只鸡也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原先是农民先把产品收回家再各自完成国家任务的，现在变成为由大队安排直接就从打谷场拉走了，农民完全失去了对自己产品的支配权，给各级干部在“上有所好”的推动下，为邀功而虚报浮夸提供了动力和机会。浮夸了，对各级干部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根据虚报上来的产量确定的统购粮，却全都要从预定分给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粮中来支付，造成对农民的超量剥夺。加上同样由于农民失去了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权，大大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虽然气候实际上并不像宣传中说的那么坏，但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还是发生了粮食连年大减产，全国普遍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而饿死的基本上都是直接生产这些粮食的农民……
从苏联到中国，所谓农业集体化，全都走的是这条剥夺农民的路子。这些，才是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七千人大会”只是在表面上触及了浮夸的现象，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症结之所在，更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次“四清”中还要进一步“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当然普遍没有兴趣了。
地主阶级当然代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应该实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其实孙中山早就提出过“平均地权”，台湾也实行了土改，但台湾采用的是和平方式：政府出钱把土地从地主手里赎买过来，分给农民；地主用这笔钱投资工商业，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后两全其美。但我们土改却不同，大批地主被镇压，消灭了拥有知识和文化、在农村自治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士绅阶层，导致道德失衡，文化滑坡，农民也不敢大胆致富，害怕也被当作地主或“新富农”打倒，最后，连土地也失掉了。
但农民也享有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另一特大优惠，就是言论的相对自由，像郭大娘那样的放言无忌，要是在知识分子这里，可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言论”了。
“四清”队员遭到社员抵制的明显证据便是，我们普遍吃不饱。我们交粮票交钱吃派饭，社员端上来的大约是一种介乎“汤面”与“面汤”之间的东西，而且数量有限，各人还没盛满一碗就见了锅底。我们一走，社员再关起门来加餐。刚开始还不觉得，日子稍长，就受不了了，各大队都是这样。其实，号称“河西粮仓”的敦煌，无论按头年的收成，还是民风的淳朴，都还不至于如此。明显地，这是农民对进一步要割他们“资本主义尾巴”表示的无声抗议。“四清”工作团注意到了大家吃不饱的情况，通知各小队“四清”队员每周集中到公社“开会”一次，后来又改成为两次。所谓“开会”，其实就是吃一顿饱饭，给队员们加一点油水。吩咐回队以后还是得说“开会”，免得伤了农民的感情。
但我在农村待的时间并不长，大概这年四月中，就调回县城，参加县“四清”工作团“阶级教育展览馆”的筹办工作了。
三
“阶级教育”是永远不放的课题，“七千人大会”刚过不久，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央就提出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成了教育的“主课”。敦煌也搞起了“阶级教育展览馆”。
展览工作组就在县委对面的县工会一座平房小院里，我们住在那里，工作也在那里，只是吃饭，是与对门驻县委的“四清”工作团一起。
组长赖子隆，四川人，解放军某部的一位团长，五十多岁，矮而胖，大头，团团脸，戴一副眼镜，面慈而心善，待人接物处处都显出一种长者风度。河西一带的部队可能不少，多属保密单位，只以数字为番号，不称某军某师，我们也不多问，所以至今也不知他驻地何方，实际任务为何。他自己更是闭口不提。
展览工作组十几个人，来自各公社的“四清”队员，大多是画家，也有做文字工作的，还有字写得好的。我负责设计，包括展览总体设计、版面设计，还有展览馆的建筑设计，任务较多，责任也大。工作组里除我外还有研究所的三四位，如何鄂、刘玉权、樊兴刚，都是画家，李复是裱画家。
四月到六月，我们都在紧张工作，气氛很好。文字组收集“阶级教育材料”，无非是地主如何“恶毒”、走资派如何“坏”之类。由我作总体设计，安排各主题包括事例的版面数，交各画家按版面数自定画数和画面大小，创作连环画，再交我进行版面设计，定出文字和各画位置。文字组再根据版面所给定的文字版面大小确定字数。文字组有时嫌我给定的版面太小，我则嫌他们的文字套话太多，而且不生动，要他们尽量精炼、形象化。
当然，在进行总体设计以前必须预先知道版面的规格和各规格版面的数量，这就与建筑有关了，而当时还没有展览馆。“四清”工作团决定在文化馆大院内兴建。我很快进行了展览馆的方案设计，方能确定版面规格和各规格的版面数量，进行展览总体设计。然后，趁各画家正在创作的时候，再回头完成展览馆的正式施工图。连同展览馆的施工，我们一直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直到冬天才完全结束。但后期我的工作已经不多了。
十分遗憾，为了建造展览馆，工作团和县委决定把敦煌县残存的三处古迹月牙泉道院、大佛寺和北台庙全部拆除，以使用其木材。
月牙泉在敦煌市区南约七里的鸣沙山间，前已提过，此处冬夏常殷殷有声若雷，晴朗时声闻城内，所以得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敦煌之得名沙州，也因鸣沙山故。月牙泉为滚滚沙山环抱，于沙底涌出清泉，积而为小湖，形若月牙，终数千年而不涸，景观奇异。清代在湖旁建有小庙和官厅，后改为道院，临湖有牌坊。但牌坊旁的“古渥洼池”石碑，则是清人之误。
大佛寺在城内西南部，与敦煌城同建于乾隆间，虽不大，但因建在高台上，也很可观。
道光十年（一八三〇）知县苏履吉修纂的《敦煌县志》说敦煌城只开东、西、南三门，但又有“北门楼建庙”一语，据《县志》附图之注知为武庙，是在原北门被封以后以北门城楼改建而成。为何封闭北门，可能与门外都是坟场有关。武庙以后改称“北台庙”，我亲见时是在高台前有长台阶直通而上，台上有屋。
敦煌城内及近郊的古迹本来就不多，市党政机关所在的地方原为清之参将署，早已改观，鼓楼更早不存，现在连这三座建筑都因为建造“阶级教育展览馆”而被拆，我似乎颇有共谋犯的感觉。
城中许多牌坊现在也都没有了，只有一座节孝坊，原在东十字之西两排白杨之间，三间四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准备拆掉时，赖常书鸿先生努力，以三千元买下，迁至莫高窟大泉西岸，东对三危山，坊上内外有郭沫若手书“石室宝藏”、“三危揽胜”匾，成为窟区一景，现已成为窟区入口。
突然，酝酿已久的大风暴终于爆发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启动。隔了半个月，六月一日，敦煌又传来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由聂元梓等人撰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声称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同天，又读到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
随后，从北京不断传来红卫兵抓捕、殴打、监禁以至杀害“黑帮分子”的消息，被杀者包括他们的老师。还有抄家，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敦煌的行动总要比内地晚几个节拍，“四清”工作团还在，所以在“文革”初期，敦煌的“文革”和“四清”是同时进行的，人们无所适从，浮躁不安，空气中洋溢着一种不祥的气氛。但敦煌地处偏远，我们还没有真正体会到运动的气势，甚至还常以此为开玩笑的题材。
组内一位来自酒泉某中学的图书馆管理员，是个老头，写得一笔好字。一天，他穿了一条呢子马裤出现，大家笑他，吓他说现在正“破四旧”，你还不把这个东西赶紧烧了，就不怕红卫兵？我看，是真把他吓得够呛，赶紧脱下了。不过，敦煌还真发生过因害怕“破四旧”而出的惨剧：一位老太太吃饭，猛然看到小勺子上有USA三个字母，一问，说是“美国”，吓坏了，想到家里还有好多，邻居都看见过，越想越怕，竟上吊自杀了。我的女朋友在兰州工作，她说他们一个部门主任的老伴，做饭中一抬头，看见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糊在顶棚上，也是越想越怕，一时没了主意，竟举起菜刀一抹脖子死了。死前还写了几个字，叫老伴把顶棚赶紧拆了。这位主任我见过，因为孩子多，又再婚了。以后我结婚了，家就与他同一个院。
一天，展览组所在的小院忽然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是来自武威某校青年美术教师范某写的，矛头直指文字组来自某保密厂子的记得好像姓顾的一位大个子，说他“辱骂毛主席”！
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罪名，赖子隆不敢怠慢，情况汇报到“四清”工作团，先是开会，让大个子说明情况，再上升到“交代问题”。范某不知道从哪里领来了一帮子红卫兵，其中有好多是外地包括北京来的，赖团长控制不了局面，很快又升级为“斗争会”。
大个子是浙江人，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这个厂子后，还没来得及工作，便参加了“四清”。来组以后，给人的印象是颇为自负，瞧不起任何人，包括美术组，自己对着石膏毛主席像画起了素描，嘴里哼着颂歌，声音怪怪地，发颤。范见了，说他画得不好，也太黑了，他不服气，把画有毛主席像的纸一摔，随口说了一句：“黑不溜秋的，靠边站！”于是，第二天，大字报就出来了。
“斗争会”上，大个子可吃够了苦，脖子套上了粗铁丝，挂着一块铁板做的大牌子，上书“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低头弯腰，大汗淋漓。红卫兵开始打人，大个子只好交代，说他昨晚在县委看了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不小心把电影里的台词说出来了，承认罪该万死。赖团长本想让“会议”早些结束，作了批判性的总结发言。范可不干，提出要大个子“深挖阶级根源”。没料到保密厂子挑选的人对家庭出身的要求相当严格，大个子是几代贫农之后，比范的地主出身强多了。范鼓动红卫兵，还是不依不饶。只听大个子弯着腰，为了说明他家世代受苦，绝对没有反对毛主席之心，说：“我家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妈妈领着我们逃难，没想到正碰到日本人，牵了二十四条狗……”不知道哪位红卫兵忽然大吼一声，上去就是一拳，下面再加上一脚，说他还在“攻击革命群众”，证据便是除了大个子，当时参加“斗争会”的人不多不少，恰恰二十四个。大个子更说不清了，赖团长也没了法子，大家谁也顾不上数人数，乱成一团。
我当然也得照例举手喊口号，但在心里想，我那些伊犁的学生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也要用这种方式对待老校长呢？甚至，如果我还在四中，是不是也要这样斗争我呢？
不久，大个子的厂子来人了，把他领了回去。
又不久，厂子又来了三个人，赖团长积极配合，除范外，分头找人与来人谈话，落实了几件事。大致是：一、说“黑不溜秋”这句话的头天晚上，县委的确放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大家都看了。二、《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也的确有“黑不溜秋，靠边站”这句台词，大家都听到了。三、大个子来组时，带了好几座毛主席石膏像，工作积极，也没有别的不当言论。四、证明大个子说“二十四条狗”的时候的确是弯腰低头的，不可能细数到会人数，“斗争会”的人也时多时少，当时也没人核实到底是多少人。材料收集完，来人回去了，估计大个子后来过了关，要知道，厂子要来一个大学生，也是不容易的。又不久，赖团长让工作团把范某人调走了，展览组才又恢复了平静。我想，范与大个子以前并不相识，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又何苦来呢？
次年初春，我偶尔在兰州街头碰见小范，样子十分狼狈，冷得发抖，说是他被作为“狗崽子”揪出来了，正被造反派追打之中，问我手头有没有钱，借给他一些，好买件衣服。
后来给研究所派来了“文革工作组”，成员都来自空军，听说所里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把常书鸿为首的好几个“黑帮”都揪出来了。展览工作组的樊兴刚十分兴奋，坐不下来，说我们也应该要求参加所里的运动，鼓动几位在展览组工作的所里人，决定徒步回所，以示革命热情。我傻乎乎地也跟着去了，虽然心中满怀着对常老处境的牵念。走前，好像赖团长向我示意要我别去，我没有理会。好在这次只回去了一天，几个人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表明了拥护“文革”的态度。
过了几天，研究所工作组派人来到展览组，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对我们的革命热情表示支持，号召向他们积极提供揭发材料，不管针对谁，都可以揭发，可以“怀疑一切，横扫一切”。几个人尤其是樊兴刚，以后好像又回去过，但每次我都被赖团长喊住，说你是总设计，大家都等着你，不能窝工，不许乱走，我才没去。尽管实际上现在已到了画板安装阶段，没我什么事了。只有一次，所里来车接，说凡是共青团员都必须回去，我才回去了，原来是工作组的最后一道工序，为超龄团员办理离团手续。记得同时办理的连我共有五位，在中寺后殿开会，各人表态虽然离团，仍然要永远忠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等等。我也作了例行发言。最后主持会的一位工作组领导讲了话，主题是鼓励继续革命，永葆革命青春之类。说到最后，忽然脸色一沉，话就不大好听了，大意是有些人有问题，不要以为自己就过了关，运动还在深入发展，要认清形势，准备参加运动，认真对待自己的问题。他没有点名，并给我也发了与别人一样的大红“离团证”，虽然我已分明看到，他的眼角朝我扫过两次。
我有了压力，想来想去，也只想到了三个问题，一是他们必是认为我的出身不好；二是我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写过一份针对任何人的揭发材料，而别人大概都写了；三是我与“老右派”高尔泰的关系比较密切，而高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了。
但很快，等这道工序完成，工作组就撤了。不久，全国的形势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急转弯。八月下旬，敦煌传来了新信息，说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掀起了大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说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全国到处又都在揪斗工作组。总之，工作组掀起的第一波揪人风已经过去了，展览组的工作也快要结束，人陆续走了。我等展览组工作全部结束，到了冬天，才回到所里，已经面临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走前，赖团长找我到他的屋里，似乎闲聊地说，给你做的工作鉴定还是很好的，你放心，你工作认真负责，表现不错，只是以后还是要注意。话中有话，我想多问几句，他却不肯多说，只说以后注意就行了。我追问是不是有人对我有什么反映，请指出来我好改正。赖团长说，展览组的人对你倒没什么反映，只是所里前一段来过两次人指名叫你回去参加运动，因为你太忙，我拖下来了。赖团长并没说他说我太忙只是一个借口，但天知地知，他知我知，在那段时间，我其实是不忙的。
不用多说，我心已悟，暗里祝福赖团长一生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