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儒家文化与汉民族有着“天然”的联系，但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汉族人口集团确实是儒家文明重要的创造者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创造者，但它不是惟一的，而且这个民族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汉民族的历史作用恰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因此对于汉民族的定义并不能完全遵循欧洲式的“民族”（nation）定义，相反，把它视为一个巨大的与儒教国家一体化的文明实体似乎更有道理。汉民族的祖先想像与历史记忆都是和“华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这种千百年的历史塑造受到近代民族主义的侵蚀，如今汉族社会一些民族主义者对于“汉服”的偏执追求，显然不同于过去的儒家社会对各种文化的消解和融合能力，如曾为儒教帝国——清朝统治民族的满族，在自身“儒化”之后，其民族特性迅速消散，在文化上与汉族难分彼此。
用“儒家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去解释中国社会民族主义的性质，虽然可以至少部分地解释中国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的不同，但就中国民族主义与其他原儒家文明圈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差异而言，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以我目前掌握的材料，尚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就个人的学术直觉而言，当下东亚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共通性被显著地低估了。这是西方霸权（原来的西欧国家和现在的美国）意识形态影响的后果与延续，但当下的历史显然不会是历史的全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地缘政治格局是欧洲文明全球扩散的产物，政治当然要关注眼前的问题，但文化的发展却有着自己的逻辑。而且，正是民族国家格局迫使东亚国家在“去殖民化”时代反思自身的文化特殊性，并要顺应民间社会真正的文化认同，才能为政治统治奠定扎实的文化基础与社会支持。
儒家民族主义的变形与转轨
当儒家文明遭遇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和社会运动的冲击时，它就在自己的传统里开始发生变形。从民国开始，儒家文化的伦理与道德观念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相反，它始终在几乎不被察觉地发挥作用。几乎在整个20世纪，这种民族主义成为社会价值和道德规范的感性基础。特别是在冷战后的时代，当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迅速扩张的时候，儒家民族主义的未来变形就更显得极其重要，因为它的使用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受这种思想支配，同时也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构成某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对抗。
在民族问题上，儒家民族主义使得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保持着比较强的国家向心力，而对于儒家文化传统并不深厚的一些人口规模比较大的民族来说（如藏族和维吾尔族），其影响就明显减弱。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回族比较特殊，回族原本高度适应儒家文化，遍布全国的清真寺曾经大多为中式建筑，但目前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些回族社区有“去儒家化”而转向“阿拉伯化”发展的趋势。
一些西方的汉学家，如费正清、列文森者，都认为西方文明的冲击是打破中国在传统中循环的“超稳定结构”的一记历史猛锤，这种想法中包含了对西方式现代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归宿的假定，这种假定至今仍然主导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而如果这一假定真的成立，儒家文明必定与现代社会互不相容，从而成为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文化障碍。
但西方学者却被一个问题痛苦地折磨着：为什么在苏东早已颠覆的社会主义体制在中国运行良好，并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为什么经过30年经济市场化的改造（这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个人主义化），中国政府仍然具有奇迹般的社会动员能力，如我们2008年在汶川地震后和奥运会期间所看到的那样？章家敦当年名噪一时的“中国崩溃论”在今天看来至少对章本人不是一种学术荣耀。近来西方解释的维度也已经渐渐超越关于“专制”与“派性主义”（factionalism）的叙述，开始重视经典理论视野之外的中国社会结构。
儒家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运行机制一直是从民间内生，并在官方与民间保持一种“无意识”的互动，其行动单位往往是具体的人，而不是任何社会组织。这种力量来自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关系”、“人情”、“礼尚往来”等等诸如此类的高度“中国化”的社会互动模式，建构起中国社会的一些深层次道德与伦理规范，讥之者称为“潜规则”。但就制度效能来说，这些“潜规则”可能远比那些明文规定甚至上升为法条的“显规则”更为有效，也更具社会共识的基础。因此，在国家意识形态受到共产主义运动挫折影响的情况下，儒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替代物，从而延续并改造了中国社会的深层文化秩序。在这一点上，官方的理念可以从“和平崛起”、“和谐社会”这些概念中被发现，而草根社会的情景则可以从民众对国家的服从习惯中发现。
儒家文化与民族主义结合发生的意识形态变形，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其主导性力量来自于草根社会，而较少知识分子的直接参与。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的角色相当“尴尬”，如“新儒家”尽管以弘扬传统文化为旗帜，却以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功利性利用为价值出发，其哲学根基反倒不在传统与中国，而在现代与西方；而“自由主义”学派强调个人主义理性，却忽视了中国社会强大的集体主义传统和现实情境中的“路径依赖”；“新左派”虽以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为价值坐标，却需要“拼命抵抗”全球化时代种种开放性的压力，而中国尽管国情独特，却也不能不说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然而，儒家民族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基础实际上是跨社会阶层的，其内在的逻辑始终与权力有关。中国社会对“权力”有着高度的依赖，儒家的“入世”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形就是迁就权力。而在这一点上，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如自由、民主的理念就与儒家传统有着潜在而深刻的冲突，这种冲突所具有的持久的内在张力，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目前一个新的趋势是，儒家民族主义在中国年青一代中成为一种自发性的集体诉求。格里斯（PeterHaysGries，2004，ChinasNewNationalism：Pride，Politics，andDiplomacy）就对西方流行的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受政府支持和操纵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而认为这是在新一代中国人中自发产生的。与198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被格里斯称为“第四代民族主义者”的年青一代的诉求是稳定和秩序，因而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他们一边以激进的游行示威抗议美军轰炸中国使馆，一边继续热衷于品尝麦当劳的汉堡包。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显然无法与“五四运动”或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但在格里斯看来，儒家文化虽然从表面上看并不像西方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那样排斥其他民族，而是海纳百川，愿意吸收不同种族的文化，但是这样做的前提却是要保证汉文化的优越性，其他文化只能与之同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民族主义就可能比西方民族主义的种族色彩更强烈，更具有排他性。
事实上，“每一种文明都有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世界幻想”，儒家民族主义并不是例外。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必须建设基于自身文化传统之上的民族主义，失去了儒家文化底色的中国，或许就不能称之为中国。儒家民族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是为中国人民在是现代性国家建构发现自我，因自己作为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的一员而产生认同与归属意识。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及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华民族认同也得到了大力发扬光大，奥运会开幕式对中华文明的艺术性表现，就是一个象征。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儒家民族主义一方面能够促进中华民族认同的生成与强化，另一方面却很可能无助于解决一些少数民族的族群民族主义问题。于是成为一柄双刃剑。而中华民族认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正来自中国内部的一些少数民族社会。
出路在于为儒家民族主义“添加”现代性的“文化因子”。
30年的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这种改变不仅发生在社会结构上，也在文化上表现为现代性文化渐居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城市社区。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使民众以个体为单位参与社会竞争，同时在文化上也带来一种关于国家、文化、公民意识、族群认同、政治合法性等深层次意识结构的变化，其关键在于推动中国不可逆地进入一个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的时代，使理性主义成为社会普遍价值。
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之下，关于“中华民族”的政治叙述和文化想象都渐渐脱离了共同的民族起源，共同的民族文化以及共同的经济生活这样一种刻板的原生论叙述，而是强调共同的国家认同与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而儒家文化中许多十分珍贵的文化传统，如“关注现世”、文化宽容以及强大的文化吸收与文化溶解的力量，正是儒家民族主义与现代性“和谐共处”的文化基础。从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文明的包容性不仅曾使历史上的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上相当罕见的多宗教国家，同时儒家文明的扩散也从来不是以战争和武力为基础的——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文化扩张，它一直以吸引力而不是恐惧取得了辉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历史效果。
同样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东亚儒家社会对“强大西方”的惧怕和羡慕也是近代以后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西方曾经惨烈地摧残过东方的自信，这种自信的重造，在作为东亚儒家社会文化中心的中国真正“崛起”之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曾在《族群政治》一书里含蓄地表达过大国意志的重要性，惟有重建中国的大国意志与大国文化魅力，东亚社会的族群政治才能不以西方式的面目出现，中华民族认同才能得到天长地久、千秋万代的巩固。
面对1990年代后民族国家内部人口向族群认同的强烈回归，西方一些理论家认为这是由于“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加深了族群之间的社会竞争，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压力和现代社会道德基础动摇等一系列的原因导致的一种后果。西方的学界和舆论界有一种很强烈的声音，认为仅仅凭借“理性”和“社会制度上的功能有效性”（functionalefficiencyofsocialinstitutions）并不足以维系社会的团结，相反，社会成员需要价值观（“Theyneedvalues”）。而在这一点上，“自由社会看上去失去了提供一整套被普遍接受的统治和制度的能力，这种统治和制度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共享价值观的基础上的。”因此，尽管被美国宣称为“人类共享价值观”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在这些年里甚嚣尘上，但同时与之相映照的，却是人类社会出现的“身份危机”或者叫“认同危机”。我们耳中能听到的从西方传来的呐喊，除了“民族国家的终结”，还有“我们是谁？”
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民族主义或许会成为东方社会的认同重构的一个选项。
［作者简介］关凯，中央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