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乔松年（1815年—1875年）字鹤侪（一说字健侯，号鹤侪），山西徐沟（今山西清徐）人。乔松年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祖父人杰为湖北按察使，嗣父邦宪为翰林，生父邦哲为遵化州知州。乔松年先后任工部主事、苏州知府、常镇通海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安徽巡抚、河东河道总督等职。在其入仕不久，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他的为官生涯便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革命军紧密联系起来。咸丰三年（1853年），乔松年任江苏苏州知府；同年八月，他侦知响应太平天国起义而占据上海的小刀会与苏州潮勇秘密联系，准备起义，便迅速派兵捕杀了潮勇首领，瓦解了这支准备起义的队伍。不久，他又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助下，镇压了上海小刀会。乔松年由此被擢为道员，奖赐花翎，同时授常镇通海道。咸丰六年（1856年），乔松年跟随两江总督怡良驻守常州，而此时太平军攻势正猛；为遏制太平军东进，乔松年建议对与太平天国有任何联系的人予以坚决镇压，防止起义势力蔓延，因而使得不少人受到牵连遇害。同治二年（1863年），乔松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第二年走马到任、驻防临淮时招募兵勇，重兵设防，加强对捻军的防范。同年，乔松年、英翰配合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对捻军进行夹击，致使捻军重要首领张乐行、苏天福等人被害，捻军遭到了极大损失。同治五年（1866年）乔松年调任陕西巡抚，为对付捻军，他与前任巡抚刘蓉联手，实行坚壁清野，在大小乡村筑堡藏粮，编立保甲，调重兵组成层层防守线，给捻军的活动和生存造成直接威胁，改变了清军被动尾随捻军的疲劳战术，最终于同治八年（1869年）镇压了捻军起义。作为忠臣，乔松年对清廷耽竭所能。在咸丰六年（1856年）江苏省发生大旱灾，乔松年害怕饥民暴乱，便提出赈济，鼓励商人将粮食运入江苏，稳定了灾民的情绪，并针对战乱期间江南地区商品流通不便，便采取了便利可行的“钞票法”。咸丰九年（1859年）乔松年被提为两淮盐运使，他设法招徕盐商，恢复盐商贸易，确保了江北大营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饷。而随着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被镇压后，乔松年转而治河。但近二十年的军事生涯和治河工程的艰巨任务，使他身心交瘁，于光绪元年（1875年）病逝。清廷根据他一生的“业绩”，赠其太子少保，谥号勤恪。他遗著有《论语浅解》四卷、《萝摩亭札记》八卷等。又辑《纬捃》14卷、《乔氏载记》2卷，均刊行。书法意蕴深厚，用笔、规矩多循颜鲁公，然又不拘于古法，个性鲜明。行书《与绂翁书》代表其特色。《清史稿》有传。
乔松年值得肯定的是他要求民族自卫、坚决抵御外侮的立场。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扩大在华利益，他们在协助清军镇压上海小刀会之后，又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英法联军于咸丰六年（1856年）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清廷忠臣的乔松年闻讯后，怒不可遏，立即上书，请求督兵，以抗击列强。但由于英法利用近代化军事装备的优势迅速攻入北京，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因而使得乔松年的愿望未能实现。
形势的需要将乔松年推上了军事舞台，但不可否认的是乔松年也是一个正统的儒者。在战争余暇，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同时著书立说。在其《论语浅解》中，乔松年认为治国的根本是对人民实行纲常教育，人人奉行“礼”，便使社会各阶层有了各自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人们便不会产生分外的思想和欲望，更不会举行农民起义。并希望从各方面加强对孔子的崇拜，以达到稳定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的目的。这是他思想僵化的一面。但同时，乔松年受明清“经世致用”的影响，也赞同讲求实用、进行变革的观点。面对国门被开、社会矛盾迭生的现状，“天朝上国”的弊端完全展露，遮遮掩掩已经不能麻醉人们的精神，务实的乔松年同洋务派一样，主张在中国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只是一点一滴、不触动政府威严的变革。并且主张“君民一体”“民生为先”，反对空洞的口号，提倡切实的行动。
总之，乔松年一生转战疆场，为重新整顿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效力，为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而奔波，是历史上反动的一面；但在国家主权面临外来威胁、民族尊严受到挑衅时，又能挺身而出，也是值得肯定的。他既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又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一个典型的忠臣形象。
3.折遇兰字佩湘，号霄山，大约生于清雍正末年（1735年），卒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前后，太原府阳曲县大川都南沟村（今太原古交市草庄头乡南沟村）人。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游粤归来，对人说道：“吾此行得山西一人，诗有风格，学有根底，乃风尘中麟凤。”袁枚所说此人，就是当时被人称为“山右风流第一人”的太原籍诗人折遇兰。折遇兰少而颖异，才敏学博，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参加会试，中三甲第十名进士，先后任甘肃正宁、会宁等县知县。任职期间，兴建水利，赈济灾民，振兴书院，撰修县志，颇有政绩。后丁忧回籍，在家乡开设学馆，广收学徒，成就多人。起复后任广东普宁知县，又调揭阳海防。在广东任上勤政廉洁，励精图治，后不幸病逝，年50岁。
折遇兰一生政声显赫，诗文书法自成一家。他一生写下了大量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抒发爱国情怀的诗篇。他的诗作中还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讽喻时弊的作品。在南方做官时，他与湖南、广东等地文人名士结成“冷香亭”诗社，酬唱应和，盛极一时，被人称为“山右风流第一人”。身后有多本文集传世，其中《看云房诗抄》收有他各个时期的诗作297篇。
4.杨二酉清太原府太原县晋祠人。字学山，号又村，别号西园，落职回乡后新号柳南、一梅居士，晚年又号悔翁。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卒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出身富户，文、书、诗、画，莫不精湛。诚如史载“工书善画，娴吟咏”，“长于古文辞章”。雍正五年（1727年）中秀才，雍正十一年（1733年）得举人，雍正十二年（1734年）登进士，进翰林院为庶吉士。乾隆二年（1737年）擢“英武殿翰林供奉”，恩准为《大清一统志》纂修，加协办起居事，所谓“协办起居事”。乃追随皇帝左右，记载其一日言行，为圣上作《起居注》。六月他被拔擢“贵州道察御史”（未出察）。七月，他又奉旨巡察顺天府（今北京）乡试外场；十月，奉圣命巡视南城（今河南军事要冲河阳三城之一）；同月，奉旨再作《日知荟说》。同年十一月乾隆又降旨，委之重任“巡视台湾兼理学政”之职。一年擢迁六职，数得皇上垂青，成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杨二酋在台两年，最重台岛教育，为平息闽籍、粤籍迁台百姓因“学额”所限，造成的长期矛盾，他改革台湾户籍制度，增加学子入学、考试名额，化解了矛盾，理顺了民怨，促进了岛内团结。当年的台湾，地处僻址，经济落后。虽有府学、县学，却师资低劣，质量在孙山之后。为此，二酉创办书院，亲自授课，倾注毕生心血。在治政方面，二酉在了解地方实情后，奏免了台湾积年陈欠税银3340两，田赋51489石，减轻了百姓负担。对于台湾的治安，他善抚蕃黎，实行保甲，严缉游匪，约束兵丁，地方政权日益巩固。他的善政得到了岛内官绅百姓的赞誉，齐称其为“杨夫子”。至今仍遗《学宪杨公兴行海东书院碑记》于世。
乾隆六年（1741年）十月，杨二酉差满回京述职，得到了乾隆“召见赐坐，慰劳有加”的嘉奖，先后擢升为“工科给事中兼英武殿执事”“兵科掌印给事中”等职，始终效命于六科和都察院监察官吏系统。后因得罪满族权贵，受到权臣、大吏的诬陷，乾隆十六年（1751年），落得“诖职”之罪，被朝廷罢官。
（二）武状元
1.马全（1732年—1773年）初名马瑔，字具堂。将门出身，幼时即聪慧过人。一次，塾师教其读《诗经》，当读到“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时，马全慷然说道：“人生大节，三语尽之矣。”塾师大异，以为奇才。长大后，马全在家庭的影响下苦练武功，膂力过人、精于骑射。乾隆十七年（1752年），20岁的马全入京应武科会试，中一甲第三名，被钦点为武探花，授二等侍卫，出任福建抚林游击。不久因与官争詈被弹劾革职，回京在九门提督府充当门卫。在京师，马全高超的武功和精湛的骑射，得到了大学士傅恒的赏识。经其推荐，马全又参加了庚辰年（乾隆二十五年）武科会试。马全力挫群雄夺得一甲一名鼎魁，殿试被乾隆钦点为武状元，头等侍卫。后出任江西南昌镇、江南崇明镇总兵，以军功升江南、甘肃提督。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川西北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发生叛乱，马全请命随军入川平叛。战斗中奋勇向前，攻碉卡十余处，立下赫赫战功。时大军屯驻木果木（今四川省懋功县西北）。
一日，敌骑猝至偷袭清营，马全跃马横戈亲自殿后，掩护众将士突围，被敌骑包围。战场上矢石交集，马全身负重伤，为国捐躯，时年42岁。
2.贾廷诏（1713—1765）清乾隆壬戌科（1742年）武状元。今太原市清徐县东高白村人。清徐县境东高白村中现有“状元祠”，被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村北圪垛地（今属新民村）有其衣冠冢，人称“状元坟”。每年清明，有贾姓族人祭祀。时人赞其“丙辰科名超三晋，壬戌年姓达九州”。
廷诏从小膂力过人，酷爱武术。13岁时，随父到自家的车马店打杂活，他干活勤快，待人热情，颇得旅客喜欢。工余之暇，抚沙击袋，舞刀弄棒，虽无路数，但苦练不已。时值湖广武举白某被革去官职，云游到清源，投宿其店，看到廷诏习武勤练而无方，即收其为徒，亲授武艺。功随人长，廷诏技艺日新。清乾隆元年（1736年），22岁的贾廷诏中丙辰恩科武状元。从此，廷诏学练更加勤奋，对古兵书深研细读。乾隆七年（1742年）壬戌科中武进士，殿试夺魁，清帝弘历（乾隆）亲点武状元，授头等御前侍卫（官三品），守卫紫禁城之职。
其著作有《三韬六略之解》《孙子兵法浅释》，成为清军驻山东官员学习参考书。
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皇帝南巡到了山东，廷诏奉命到济南保驾，时值皇后富察氏返京途中病故于山东德州。按惯例，皇后死百官都须素服淡妆志哀，廷诏因远离驻地莱州府，虽身着素服，但枣红色内衣套装未来得及更换，被弘历贴身太监窥见，提出要万两白银相胁，廷诏素无积蓄，一时又难筹此巨额银两，太监挟制不成，故面陈皇帝。在伤妻悲痛之中的弘历，心烦意乱，知此大怒，言：“在京时犯律条已宽恕，今又蔑视皇规，这还了得。”当即传旨严惩，旨尚未到，山东巡抚已将廷诏革职入狱。因有前案，诏自知罪不能赦，即吞金自尽。死后草草葬于济南城郊，终年52岁。
四、兴办洋务
太原以及山西近代的工业，起始于1892年创办的太原火柴局，这比我国东南沿海出现的近代工业（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工业是外国人创办的）晚将近半个世纪，比洋务运动中的第一个近代工业的出现也迟30年。这是因为，太原属内陆城市，既非对外交通的要道，又非对外贸易的商埠，商品生产很不发达；再则，发展近代工业所需的资本等还不具备，尽管山西的票号曾一度兴盛，有客观的资金，然而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新式银行的出现，票号逐渐被银行取代，大量的资金又未转移到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上来。最终导致太原乃至山西的近代工业产生较晚。从1892年至1911年，是太原近代工业的初创时期；从1911年至1919年，是太原近代工业的发展时期。
（一）太原近代工业
太原近代工业是从官办工业——太原火柴局开始的，除此以外，在初创阶段还创办了山西通省工艺局和山西机器局等。从此揭开了太原近代工业的序幕。
1.太原火柴局的创办
1892年，山西布政司胡聘之（湖北人，1895年升任山西巡抚，1900年去职）在太原三桥街创办太原火柴局，资本两万银元。开始时，日产黄磷五色火柴500小筒，每筒装火柴百十根，商标为“双羊牌”。由于老百姓世代使用火石、火镰，不曾见过“洋火”，因而尽管火柴好看好用，但是人们还是不习惯使用，以致销路不畅，不得不由各地知县派销，如此，火柴局仍难以维持。1900年，火柴局转归商务局管理，改名为晋升火柴公司，但经营状况仍然不佳。1902年商务局以5000银元将火柴局卖给了山西票号商渠本翘。
渠本翘与他的亲戚乔雨亭合伙经营，并将火柴公司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后渠本翘和乔雨亭又添加资本13000元，扩大生产。当时生产中尚无动力，也没有排杆机，全靠人力排杆，日产火柴四五小箱。辛亥革命后，增设排杆机，日产量增加到100—120箱。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暇东顾，外国火柴不能进口，国内火柴供不应求，双福火柴公司得到飞速发展，也促进了山西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