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共产党对敌斗争的“十大政策”
“9·18”事变一来，经过1941、1942年两年的艰苦抗战，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严重困难，坚持了敌后抗战。尽管敌后抗战的形势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其中华中地区的抗战仍处于困难阶段，但是总的形势开始趋向有利，尤其是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自1943年起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形势的发展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了一系列坚持全国抗战和敌后抗战的方针、政策。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决定胜负的时期，中国尽管是落后的农业国家，抗战中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但在极端有利的国际环境中，中共中央认为，目前仍应努力抗战，尽到反法西斯同盟一员的职责，争取比以往更大的成绩，准备好对敌反攻的力量中共中央为了推动全国抗战的进一步发展，在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上半年期间，先后多次就涉及抗战全局性的问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于1943年7月2日公开发表宣言，集中阐述了中共中央对新的一年内全国抗战的基本主张。中共中央在军事上，提出必须加强对日作战，从而加强对日作战的关键在于加强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互相支援。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只有加强这两个战场的互相援助与特别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在政治上，中共中央提出了改良政治，加强团结，以必要的改革消除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间不和睦现象，充分发动人民抗日的积极性的建议。为此，中共中央表示：“我们共产党人是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支持政府抗战的——我们准备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继续进行协商，解决已存在的问题，改善各党派间的关系。”在经济上，中共中央认为：在当时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适合时宜的经济改革，否则，无法坚持抗战并准备有力的反攻。中共中央认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关于具体经济政策，中共中央根据自己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提出：应该“动员全国的军队一面抗战，一面生产；动员全国一切机关学校，一面工作学习，一面生产；动员全国农民增加生产，同时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全国工人发起了总动员以增加生产，同时增加工人的工资；保护中小工业的生产，使之不受官僚资本与投机商业的打击；在实行这些新的经济政策时，必须首先废除一切妨碍公私生产积极性的现行财政经济政策”。
除了对全国抗战的大政方针提出自己的主张以外，中共中央着重就敌后抗战的方针、政策向各抗日根据地多次发出指示，并逐步将其完善为著名的“十大政策”。
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中共中央又适时制定了一些新的方针政策，并将这些基本政策加以集中概括，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1943年7月13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时指出：“自我党实行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要求各根据地“抓紧此六大政策，求于今明两年完成任务”。7月30日，毛泽东就敌后抗战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再次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将六大政策扩展为八大政策。电报提出：“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其中，“普遍的经常的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同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各根据地下发了毛泽东亲自拟定的《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指示》中说：“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指示》特别强调：“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必须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认真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
“十大政策”在内容上涉及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在范围上涵盖了党内外、国内外各个方面。这些政策之间有机统一，构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策体系，充分体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和坚持的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它的提出和完善，有利地指导了敌后抗战工作。由于全面、深人地贯彻“十大政策”，敌后抗战的面貌为之一新，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积极主动，物质生产蓬勃发展，民主政治空前活跃，人民的经济、政治利益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分保障，各阶层及党政军民的关系得到极大改善。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各方面工作的统一领导，也更加适应战时要求，党内党外、军队人民之间同心同德，空前团结。总之，“十大政策”的提出和完善，为敌后抗战奠定了坚定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更加有力，从而使中国战场出现了更加广泛的人民战争的崭新局面。
2.国民政府的对敌战略
中国正面战场的态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比之以前有了较大变化。由于日军攻占了缅甸全境，并陈兵滇西，从而切断了对中国抗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西南国际大动脉，完成了对中国的半月形战略包围，形成了对中国战略大后方的直接威胁。另一方面，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遭失败，中国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略也随着日军的放弃而暂停，采取了维持现状的方针，从而使中国正面战场所受的压力得到缓解。
基于这样一种形势，1943年中国国民政府奉行了如下的战争指导方针：一方面继续牵制日军的兵力，协助盟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作战；另一方面联合盟军，努力打破日军对中国的战略包围，重新贯通援华国际通道；同时保持有生力量，进行大规模整军工作，以待欧洲战争结束后，与移师亚太的盟军一道，向日军发动最后的总反攻。这一方针包含了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一些基本设想。
第一，与日本中国派遣军相对峙，继续维持现状。1942年9月10日，蒋介石在西安军事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对敌的方略，务使敌人时时被我们牵制，处处受我们威胁，因而不得不处处设防，点点配兵；这样，他就不敢任意抽调军队，来进攻我们一点了。”其实质是，以各战区的牵制、威胁行动为手段，限制日军集结和机动兵力，以保持目前战线的稳定。因此，基本上是一种守势战略。
第二，以取得盟军协助为条件，相机在滇西、缅甸方向发动攻势，以解除日军对中国的包围，把国际通道打通，获取援华军火等物资，培植反攻实力。在滇、缅方向实施反攻的意图，早在1942年缅甸失守之后就已提上日程，但由于同盟国间的诸多分歧而迟迟未决。1942年5月缅甸失守后，为了再次开中国的国际通道以为战争提供条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向中美双方统帅部提出了反攻缅甸的初步计划，要点是：由英国出兵3个师，美国出兵1师，中国出兵2个师，由印度阿萨姆渡亲敦江人缅，向曼德勒出击；另由中国20个师由滇西出击腊戍，与由印人缅的中、英、美联军会师曼德勒。中国军事委员会审议时提出建议：在地面部队出击时，英国海、空军须在安达曼群岛发起攻击，夺取孟加拉湾的制海制空权，并在仰光登陆。其目的在于阻止日军由马来亚。新加坡等处增援，以确保反攻缅甸的全胜。
然而，英国方面以“先欧后亚”的战略进行了周详考虑，不认为收复缅甸是当务之急，而仅以稳定印度为目的，因此不愿调集海、空军力量用于缅甸。对此，1942年门月3日，蒋介石表示：中国在反攻缅甸的作战中，出动18个师兵力，其中3个师用于印缅方面，15个师用于滇西方面，1943年2月以前完成准备工作。同时再次强调，反攻缅甸的中心问题在于英国能否出动海、空军用于孟加拉湾和仰光地区。
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及2月间的中。英、美军政高级参谋人员的一系列会议中，同盟国互相商讨后达成了反攻缅甸的“安纳吉姆”计划，决定：以1943年11月为期完成反攻准备；11月至次年5月实施反攻；反攻分由中国滇西、印度英帕尔及阿恰布等多个方向展开，其间海军控制孟加拉湾，封锁并占领仰光。
尽管同盟国间已就“安纳吉姆”计划达成了表面上的一致，但英国却踌躇不决，不愿承担正面反攻的义务。中国影响增大是英国方面最为担心的问题，会导致大英帝国在东南亚及亚太地区影响的削减，甚至危及英国的殖民利益。因此，一再以“先欧后亚”战略及不影响欧洲战场为由，反对将海、空军力量大量投入缅甸作战。在英国的反对下，英、美逐步缩小了反攻缅甸的规模，将反攻变成了一场由中国军队主要承担收复缅北任务，打通中印陆上交通的有限行动。罗斯福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也向蒋介石保证了中国军队在缅北作战时，同盟国海军将在南缅同时行动。因此，蒋介石在英国海军掌握孟加拉湾控制权及实施两栖登陆的条件下，接受了先行反攻缅北的计划。但在其后的德黑兰会议上，由于英国的坚持，英、美为保证诺曼底登陆战的需要，取消了在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计划。至此，缅甸反攻计划变成了仅为打通中印交通线的有限反攻。
尽管中国一贯坚持的全面反攻缅甸的设想未能如愿，但围绕缅甸反攻的一系列研究计划仍表明了中国国民政府在该方向的进攻意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海、空军主力南调，部分陆军师亦陆续投入南方，中国战场承受的压力有所缓解，尤其是美国提供的援华物资等，使中国有了装备整训军队的可能。
国民政府利用美援编练新军及全面整军的计划始于1942年3月。当时，军事委员会拟订了编练30个师的编制及装备计划，经中、美双方研究修订，于11月定稿。同年12月，中、美双方商定，第一批30个师的装备训练完成之后，即着手编组训练第二批30个师。随后，国民政府又于1943年度颁布陆军各部队改进大纲，规定：3师制军后调1个师，2师制军后调2个团，一面充实，一面紧缩，预定改编66个军。1943年前后的大规模整军，涉及很大的范围，包括步兵部队及炮兵、工兵、装甲兵等特种部队，还涉及重新组织后勤补给制度等。1942年夏季，在同盟国的协助下，中国在印度兰伽建立步兵、特种兵训练基地，从国内空运数以万计的各级军官接受新式装备的训练。1943年4月，又在昆明成立步兵和炮兵训练中心，从全军抽调人员轮流集训。
国民政府整军是从一个长远目标作的打算，其目的在于积蓄、强化战力，但其当前的直接目的在于以首批编练的30个美械师担任反攻缅甸的主力军，达成目的后回师国内贵州、湖南，准备反攻汉口和九江。为此，国民政府将整军重点放在编练将用于滇西、缅北反攻作战的新军。国民政府1942年夏季以后出于反攻缅甸的需要，从国内征调大批文化水平高、身体素质好的士兵、军官充实中国驻印度的部队，并成立了中国驻印军总部及新一军。1943年2月，又在云南成立了中国远征军（第二次）总部，并命令有关部队向云南集中。按计划有11个军参加云南练兵，每师人数由8400人增至10300人，预计按新编制组建24个新式攻击师、2个旧式攻击师、6个调整师，总计人数41.26万人。
3.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早已成为定论。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力量发展，采取了压制、打击政策，致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出现矛盾，甚至危机。对此，中国共产党以抗日大局为重，为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体是国共两党的合作。“七七事变”至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两党的关系比较融洽。但是，随着抗战进人相持，正面战场面临的军事压力稍稍缓解，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压制、打击政策逐渐加强。在“限共、防共、溶共”的方针下，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两党合作关系，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的错误做法，甚至包括军事进攻，其中比较严重的有3次反共高潮。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继在各地不断制造反共的流血事件后，将其反共活动发展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其进攻矛头主要指向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以及晋西、晋东南和冀南的八路军与抗日决死队。在“十二月事变”中，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令围攻晋西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与此同时，国民党胡宗南部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袭占了宁县、镇原等5座县城。在晋东南和冀南地区，顽固派军队作为国民军也先后发动了军事进攻。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一方面以有力的自卫反击，击退了顽军的进攻；另一方面主动与国民党谈判，达成休战协议；而且高举不定决心团结、反对分裂的旗帜，在政治上发动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至1940年3月，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