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和总督通信，请求释放安里兄弟，后来我又前往德里，那时人们正在纷纷辩论关于英国和意大利订立秘密条约的问题。之后我也应邀出席会议参与相关讨论。
会上总督做了讨论。总督的一番议论大致如下：“你以为总督对于英国内阁一切的事务都会知道吗？我从不肯定英国政府没有谬误之处。若你相信帝国的势力是有益的，同时你确信印度和英国合作是有利的，你是否承认在帝国危急的关头，全体的印度人民都有援助帝国的义务？我也读到英国报纸上关于秘密条约的言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除了报纸记载以外并不知道其他更多的情形，而且你也知道那些专作为宣传的英国报纸，不时有虚伪的消息。你可以只凭一篇文章而在危难的关头拒绝援助帝国吗？在战争终止以后，你尽可随心所欲提出一切道德上的论题，向我们质疑，但是请不要在今日就那样做。”
这种论调并不是新奇的，可是在那个时机听到发言人所表示的态度，倒觉得新奇。我即答应出席会议，而关于伊斯兰教徒方面所提出的要求，我准备写信和总督商议。我出席会议，总督看见我支持募兵的决议表示欣幸，我要求总督许可我用北印度语，总督同意我的要求，不过，他劝我兼说英国话。对此，不少人向我祝贺。据他们所知，在这种类似的会议中，能够用北印度语是破天荒的，这些祝贺和发现损伤了我的国民矜持心，令我惭愧得无地自容，那是一种多么大的耻辱：在本国内召集的会议，竟禁止用本国语言讨论关于国内的事件，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物能用北印度语致辞，竟备受祝贺起来，像这样的种种事件可以使人联想到我们平日所处的低贱地位了。
我在会议中所发表的一句话，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一次的会议和我所支持的决议是我毕生难忘的。
我在德里的时候还应履行另外一个计划。我想上书总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这是我的义务。为了政府及人民的利益，我要说明我为什么出席会议，而且明白表示人民对于政府的期望。我在信中表示，对于会议中排斥各领袖和鲁伽玛尼亚、蒂拉克和亚里兄弟等，是一种遗憾；另外，还陈述伊斯兰教人民的最低政治要求，以及伊斯兰教徒在战争发生后所造成的猜疑，最后要求将此信公布。总督欣然同意。这一封书信应递送到辛拉去，因为总督在会议后立刻就到那个地方。我颇重视这书信，若交邮局传递恐怕要耽误时日，我想尽量节省时间，但又不愿意遣人专程送去。我希望能够找得一个可靠的人，亲自携带书信投送到总督府去。安特鲁和鲁特剌校长向我推荐剑桥传教会的善良牧师伊尔兰君，他答应携带信去，不过要求观看书信内容是否能使他满意。我并不反对，因为书信并不具有私密的性质。伊尔兰君读后表示满意，他预备担任送信的使命。他说他平日是坐惯了三等车出行的。那一夜他果真搭乘三等车动身，他那种简朴、豪爽和坦白的态度颇令我赏识，委托一个心灵纯洁的人持送书信去，一定会获得我所期望的结果。我如释重负，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