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种仪式可以和患者的其他症状适当地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更多的对这种仪式的分析结果。但是，我们的道路并非在于这个方向。你们必须认识到患者小时候曾处于对父亲的一种“性依恋”（erotic attachment）的控制之下。或许这就是她如此不友好地对待其母亲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这种症状的分析再次将我们带回到患者的性生活。我们对于神经症症状的意义和意图了解越多，我们或许对此越不感到惊奇。
根据上述的两个例子，我已向你们表明神经症症状像失误动作与梦一样具有某种意义，并且这种意义与患者的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我能让你们通过这两个例子的证据相信这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吗？不对。但你们希望我再举些例子，一直到你们完全相信为止吗？同样不对。因为对每个患者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所以我要充分地讨论有关神经症理论的这一部分内容，那就需要一周讲5个小时的课程，所以，我必须满足于我的论点只给你们提供这一点的论据；对于其他的论据，我建议你们参阅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如布洛伊尔对于他的第一个病例的症状（癔症）的经典解释，由荣格（1907）所进行的对于一种称为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的最为模糊的症状的出色解释（那时荣格只是一位精神分析者，还没有期望成为一位理论家），以及其他一些后来我们各种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这些方面的研究是不缺乏的。对神经症症状的分析解释和翻译引起精神分析者的极大兴趣，以致在某一时期他们忽视了神经症的其他问题。
无论你们中的哪一位对于这种问题进行过研究，他肯定会对丰富的证据材料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也会遇到困难。像我们所发现的一样，症状的意义在于与患者经验的某种联系。症状的形成愈因人而异，我们就愈可以清楚地了解这种关系之所在。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每个无意义的观念和每一个无目的的动作寻找出这个观念之所以产生和这个动作之所以需要的过去的情境。我们那位患者跑到桌旁按铃叫女仆的强迫行为就是这种症状的一个完美的模式。但还时常有完全不同特点的症状。它们必须被描绘为某种疾病的“典型”症状；它们在所有的病例中几乎都是相同的，它们中的个别差异消失，以致难以找出其与患者生活或旧时特殊情境的关系。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的第二位患者的睡眠仪式可引以为例，尽管她也同时表示出许多个别特点可用来做一种我所称的“历史”解释。但所有这些强迫症患者都有一种倾向去重复，去使她们的表现呈现周期性，并使它们独立于其他动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停地洗这洗那。具有广场恐怖症的患者，这种症状我们现在已不再把它看作是强迫性神经症，而是把它称为“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他们时常不耐烦而单调地重复同样的病态特点：他们都害怕四周围起来的空间，或开阔的广场、长的路和街道。如果他们由一个熟人或一辆车等伴随时就会感到受到了保护。然而，在这同样的背景下，不同的患者仍表现出个体需要（怪念头），这在一些病例与另一些之中表现得截然不同。一位患者只逃避狭窄的街道，而另一位则害怕宽的街道；一个人只有在街上没有人时才敢走出去，而另一个则只有在有很多人时才可出去。癔症也是如此，除了许多因人而异的特点之外，还有许多为这种病症所共有的症状，这似乎难以用个人的历史作为解释的根据。而我们不应忘记，正是有了这些典型的症状，才可用来进行诊断。假如在一个癔症病例中，我们已知道它的某种特殊症状源于某一经验或一系列同样的经验（如：一种癔症的呕吐起因于一系列令人恶心的印象），那么在我们发现另一种呕吐症状却来自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时，我们不免会感到迷惑不解了。癔症患者似乎总因为某种不可知的原因而呕吐，而且那些通过分析而找到的历史原因，似乎只是患者由于内心需要而随便捏造出的一些托辞，想用这来掩饰其目的。
因此，现在我们只好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发现，尽管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经验对神经症状所有因人而异的方式求得完满的解释，但是我们的技术还不能说明这些病例中很常见的典型的症状。再者，我还不能也不愿让你们了解在追寻症状的历史解释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因为尽管我不愿意对你们有所隐藏，但我却不能在我们的共同研究开始时就把你们置于惊异和迷惑之中。我们确实才刚刚开始努力去理解这些症状的意义，但我们却想坚持已获得的东西，并且逐步地寻求掌握我们还不明白的东西。因此，我试图用以下想法来鼓励你们：一种症状和另一种症状之间的任何基本区分都是难以假定的。如果个体的症状都这样依赖于患者的经验，那么与某一经验有关的典型的症状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人类所共有的经验。神经症中时常发生的其他特征可能是普遍的反应，患者因病理变化而被迫将这些反应加重，例如，像强迫性神经症中的重复或动作和疑虑等。总之，我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我们要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发现。
我们在梦的理论中面对着一种十分相似的困难。我在前面对梦进行讨论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显梦内容是十分不同的，并且因人而异的，通过分析，我们已详细地表明了，从这种内容中所得出的是什么。但除此之外，也有些梦可称作是“典型的”，它为每个人所共有，梦的内容相同，这为解释带来了同样的困难。这些梦有：跌落、飞行、漂流、游泳、受到阻止、裸体以及其他种类的焦虑梦——这些梦随不同的梦者其解释也各异，至于为什么它为每个人所共有，这一点还没有得到任何说明。但在这些梦中，我们也观察到这个共同的基础渗透着各人所拥有的不同的特点，运用我们广泛的知识，或许不需要强制就有可能将这些梦的研究也包括到对梦的生活的理解中，我们已从其他的梦中获得了这种有关梦的生活的知识。
第18讲创伤的固着——潜意识
女士们，先生们：
上一讲中我曾表达了一种愿望：我们的工作应以我们的发现，而不是以我们的疑虑为基础继续前进。下面我们来讨论前面所举两例的分析为根据的两个最为有趣的结论。
（一）两个患者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她们都“固着”（fixated）于她们过去的某个特殊地方，就好像她们都不能使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并因此而与现在和将来都脱离了关系。她们好像欣然寄宿于其病中，正好比古时僧尼退隐于修道院中以度残年一样。这种命运带给我们第一位患者的是那实际生活中早已结束了的婚姻。通过她的症状，她继续和其丈夫保持着关系。我们学会理解这种为他辩护、宽恕他、赞美他和为他惋惜的声音。尽管她还年轻，并且能引发其他男人的要求，但她却借这真实的和想象的（魔术般的）理由仍然保持对他的忠诚。她不见生人，她忽视自己的个人外貌；而且她时常独自静坐，拒绝签名，不送礼，不让任何人从她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第二位患者的生活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这位少女从青春期前开始就对父亲产生一种性依恋。她得出结论，只要她有病，她就不能结婚，然而我们可能怀疑她病得这么重是为了不结婚，为了仍然能和父亲在一起。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问题：一个人为什么，以何种方式，以及出于何种动机可以达到这样一种对待生活的特异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很不适当的——假定这种态度是神经症的一种普遍的特性，而不为这两个患者所特有。实际上这确实是各种神经症的普遍的和重要的特性。布洛伊尔的第一位癔症患者同样固着于她照料病重的父亲这一时期。尽管她已康复，然而从那时起，她总觉得脱离现实生活；她仍保有健康和效率，但她逃避女人生活的正常内容。分析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每一个患者的癔病症状和结果都可以追溯到她们过去的某个特殊时期。确实在大多数这样的例子中，这种过去的时期是生活的早期阶段，如他们的童年期，甚至于他们的哺乳期。
和这种神经症行为最为类似的是近来欧战时的一种名为“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es）的流行病。当然，同样的病例也出现在战前，像在火车事故或其他危及生命的可怕事件之后。创伤性神经症实质上与我们常分析治疗的自然发生的神经症不同，我们也不能成功地应用有关他种神经病的观点来说明这种神经症，我想以后某个时期有机会再给你们解释这种限制的原因。但我们也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在某一点上存在着完全相同之处。创伤性神经症很清楚地表明创伤发生时的固着是病源之所在。这些患者在其梦中时常重复这种创伤情境；而对于那些可以分析的癔症来说，似乎其发作就是完全召回这个创伤的情境，好像这些患者没有完成这个创伤的情境一样，好像他们仍然面对着某种没有处理好的任务一样；我们必须重视这个观点，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心理过程的所谓的“经济”的观点。确实，“创伤”一词只具有经济意义。某种经验如果在短时期内，给大脑提供强有力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应付或适应，从而使大脑能量的分配方式受到永久的干扰，我们把这种经验称为创伤经验。
这个类比使我们试图把神经症患者固着的那些经验称为“创伤的”。由此，我们得到了有关神经症形成的一个简单的决定因素。那么，神经症与创伤疾病相类似，都来自于患者无能力应付某种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经验。这确实是我和布洛伊尔（1893和1895）在把我们新的观察事实归结为理论时而提出的第一公式。我上次讲演中的第一位患者（一位少妇与其丈夫分居）与这种观点十分吻合。她不能摆脱她失败的婚姻，而仍然依恋于这种创伤的情境。但我们的第二个病例（那位女孩固着于她的父亲）已向我们显示，这个公式是不足以用来理解这种现象的。一方面少女与其父亲这样的爱是一种十分普遍和常见的经验，并且它常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弱，“创伤”一词应用于它的话会使其失去所有的意义。另一方面，患者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第一个例子中她的性爱的固着那时并没有产生任何损害，只是几年后它重新出现于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中。由此可见，这种病的成因是复杂的，是受许多因素决定的；但我们也可以认为没有必要把这种有关创伤的探索看作是错误的而加以抛弃，因为有可能在别的地方适合它。
那么，这里我们必须再次使已开始的课程停下来。因为这时课程已不能再继续下去，并且我们不得不在发现其适当的出路之前再来学习一些其他方面的所有种类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对象固着”（subject of fixation）这一问题，远远地超越了神经症范围。每一种神经症都包括这样一种固着，但并非所有的固着都导致神经症，都与神经症相结合，或都发生于神经症之时。一个完好的对过去某物有一种情感固着的例子可由悲伤提供，这种悲伤实际上与现在和将来完全无关。但是即使是一般的人也能判断出悲伤与神经症之间的明显区别。另一方面，有些神经症可被称为病态的悲伤。
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因遭遇到创伤事件而完全动摇了其生活的基础，他放弃了对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兴趣，并毅然永久地沉迷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但这样的一位不幸者不一定因此成为神经症患者。因此，我们不应太重视这个特征，并把它看作是神经症的一个属性，尽管它是常见的和重要的。
（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通过分析所得出的第二个发现。在这种情况中，不必害怕我们的观点是否够格。我已给你们讲过，我们的第一位患者是如何地进行一种无意义的强迫行动，是如何地告知一段有关往事的记忆。我也曾谈到我是如何检查这二者之间的联系的，并从有关的记忆中发现强迫行动的意图的。尽管有一个因素值得我们充分地注意，但我完全忽略了它。患者虽然时常重复其强迫性行动，但她并不知道它来自于自己过去的经验。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对她是隐藏的，她只能诚实地回答说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她做出这些动作。突然有一天，在治疗的干预下，她成功地发现这种联系，并将它报告给我。但她仍然不知道她表现出这种强迫性行动的意图——即改正其过去痛苦的事件，并想以此来抬高其亲爱的丈夫的身价的意图。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劳动，才能使她理解和承认这种动机可能是她的强迫行动的驱动力量。
我们将她不幸的新婚之夜以后的情景和患者所形成的情感动作联合到一起称为强迫性行动的“意义”。但在她表现出强迫行动时，她对这种意义的两个方面都不知道——即不知道它之所由起（whence）和它之所欲止（whither）。因此，她一直在进行某些心理过程，而其强迫行动是它们的结果；她以一种正常的心态知道这种结果，但这种结果的心理前提却没有进入她的意识之中，她的行为举止与伯恩海姆被催眠的实验很相似。伯恩海姆曾做过催眠实验，让被催眠者于醒后5分钟时在病房中打开一把伞，被催眠者醒后这样做了，但他对这种行动却没有任何动机。这就是我们在谈到“潜意识心理过程”（unconcious mental processes）存在时所看到的那种事态。只要有人能对这种事态予以更正确的科学说明，那么我们将乐于放弃我们有关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假设。然而，在他们还没有做出这种证明之前，我们先来坚持这种假设。如果有人反对说这里的潜意识没有一点真正的科学意义，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有名无实的，那么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并把他所说的话斥为令人费解的。不真实的东西居然能产生出像强迫动作这样显而易见的现实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