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李天岑先生在做官的同时，对文学始终怀有一份深切的爱意，常在处理政务之余，潜入小说领域默默耕耘。这些年他收获颇丰，先有两部中短篇小说集问世，后有长篇小说《人精》出版，最近又有长篇新作《人道》要付印，他的执著与勤奋令我钦佩和感动。我们的生命原本滑行在两个不同的轨道里：他为官，我弄文。两条跑道上的车，却因了对文学的共同热爱和对南阳那块土地的深厚感情而常停靠在一起。
他的新作《人道》，应该算是一部官场小说，但这部小说却并不着意于官场的腐败和男性官员的你争我夺，而是写了一个醉心于做官的名叫马里红的女人在官场上的搏杀经历，写得很有些惊心动魄。官场诱惑男人，同样也诱惑女人，马里红一心想挤进官场，进了官场之后，又为了官位做了她能做的一切。做人的底线，做女人的底线，做人妻的底线，做朋友的底线，她都可以轻松越过。在她那儿，做事已没有任何禁忌，甚至可以不要友情、不要爱情、不要亲情，可以出卖尊严，自降人格，甘献身体，让官场外的我辈读了之后身上发冷，心里惊怵。可见人在官场若不保持清醒头脑，被异化后会变得多么可耻和可怕。天岑长期在官场历练，看官场中人应该是入木三分，对他们心理的了解当是十分透彻，所以他写起马里红来真乃笔笔见血，直把人心最深处的龌龊都暴露了出来。马里红是天岑写得很成功的一个人物，这个女人是他的新创造，她将和赖四一起，成为天岑对文学人物画廊的新贡献。
天岑有擅讲故事的本领，这一点我们在《人精》那部书里已领教过。在《人道》这部书里，他把马里红求官的故事讲得更加诱人，一个套一个，一波接一波，一浪叠一浪。一些故事的起点，他不动声色；一些故事的节点，他悄埋伏线；一些故事的转折，他突辟新径；一些故事的高潮，他引而不发；一些故事的结尾，他另留他味。故事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小说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小说最初就脱胎于故事，故事是思情的载体，在一定意义上说，故事的讲法决定小说的品位。天岑在此着力，是值得的。
“简洁朴素”原本就是天岑作品的语言特色，在《人道》中，他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去展开叙述。我特别喜欢他的人物对话，那些充满南阳特色的土语对话令我想起了我亲爱的故乡，想起了我的父老乡亲。我一直认为，在小说的对话中保留一些土语，对描绘人物和彰显小说的地域特色大有好处，也会增加我们中华民族的词语库存。让自己的人物全说普通话，固然易为读者接受，但也会使作品少些韵味。
这些年，从明星出书，到名人出书，再到领导官员出书，是一个为人诟病不已的话题，有人认为这是拾人牙慧式的附庸风雅。但天岑出书，却不属于此类。他是真的想把他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通过文学这个途径，传达给更多的人。天岑的写书，是源于他自小对文学的那份爱与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求传世留名，只为圆那童年的梦”。天岑现在具有两种身份：官员和作家。这两种身份能和谐地统一在他身上，与他的农家出身，与他当年任基层干部的经历，与他的民众情怀，与他当县市领导干部时一直不间断的文学阅读与文字操练，都有关系。如果中国有更多的官员能像他一样对文学始终保持一份敬畏和挚爱，那不仅对中国的文学事业有好处，对官员队伍的建设也有好处。
天岑是个生活中的有心人，生活中经历过的人、事、物，总会时时处处留心留意，且一点一滴积淀在胸中，他经常把文学创作比作“就如一只小兔似的在我心里踢腾，搅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只有打开心灵的门扇让它们跃然纸上方能安生”。在繁忙而又紧张的工作间隙，天岑将自己的情感宣泄与精神寄托交给了文字，近乎痴迷。我深信文字是有灵性的，文字将会把他驮进一个响着天籁之音、有着恒久魅力的艺术园林。
己丑年冬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