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机构庞大、管理部门林立，政府部门习惯于“用会议来落实会议”，用“文件来贯彻文件”，造成了各级各类会议繁多，某些地方领导整天泡在会议里，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山会海”。为了落实会议精神，上级到基层抓落实，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往往是“上面来一个，下面陪一桌”，吃住高级宾馆，又带来了基层政府超重的接待负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基层政府接待费用一般占本级政府机关各项支出的14%左右。虽然基层政府财政状况普遍不是很好，但是各级政府机关的车辆却是越换越勤、越换越豪华，讲排场、比阔气，公车消费数目惊人。据调查，公车使用费、养护费、维修费等一般占政府机关各项支出的16%左右。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政府运行的高成本。
（四）政府运行成本与效益比过低
政府运行的成本与运行效益直接相关，主要体现在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行政管理费用和管理每万人需要花费的政府成本。当前，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行政管理费用比较高。中国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行政管理费用不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且上升的速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按财政支出项目口径的行政管理费，1978年中国政府成本为49.09亿元，2005年增长到4835.43亿元，绝对数增长98.50倍，年均递增率为18.53%。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率9.6%，政府运行成本增长率高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8.93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每亿元需要耗费的行政管理费用，1978年为135万元，2005年增长到264万元，2005年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政府成本比1978年高出196%，年均递增率为2.52%。同时，管理每万人需要花费的政府成本高。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和管理方式落后导致管理每万人需要花费的政府成本不断上升。1978年为5.1万元，2005年为369.8万元，2005年管理每万人花费的政府成本为1978年的72.51倍，年递增率为17.19%。
（五）政府运行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过高
当前，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占整个财政收支的增长率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目前世界上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平均为15.6%。高收入国家平均为9.5%，其中较低的为德国，平均为6.9%；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2.%，其中波兰为8.5%；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4.9%，其中罗马尼亚为6.5%；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8.1%，其中印度为11.9%。中国1978年行政管理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只有4.7%，2000年为17.8%。但预算外还有很大一部分，隐性成本根本就无法计算。而且，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及行政管理费占GDP的比重不断扩大。根据1978年至2005年中国财政支出资料可以计算得到：中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和行政管理费占GDP的比重都呈上升的趋势。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5年的14.25%，行政管理费占CDP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46%上升到2005年的2.64%。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的上升，意味着在财政支出总额中用于维系政府机构运行的份额在增大，也就是政府运行成本在增加。在财政支出总额一定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所占比重的增加，必将挤占其他支出项目，影响政府对其他领域的投资；而行政管理费占GDP比重的上升，表明尽管GDP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的提高，但是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的费用增加得更快。
二、中国政府运行成本过高的原因剖析
政府规模庞大、公务成本增加、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等只是表层的原因，造成中国政府运行成本过高、且不断上升的深层原因尚待深究。
（一）政府职能界限不清，放大了政府运行成本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集中代表社会利益，政府垄断着社会经济的一切权力。由于政府职能的扩展，以政府集权为特点的国家权力向社会过度膨胀，政府权力向市场过度延伸。这样，在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与运行过程中，政府就形成了对市场的不当管制。政府用这只看得见的“脚”牢牢踩住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以致难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不当管制，在妨碍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同时，更造成了政府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成本。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还承担了大量的辅助性、民间性、协调性工作，即使一些社会性工作由行业协会承担，这些行业协会也具有明显的“官办”色彩，充当“二政府”的角色。
这种边界相对模糊的政府管理体制，放大了政府职能，使政府承担了许多本该由社会、企业、市场去承担的职责。政府管得太多，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无限政府管理必然带来政府运行成本的盲目增加。政府职能交叉，极易造成推诿扯皮，增加协调成本。
（二）政府规模不断膨胀，直接加大政府运行成本
政府职能无限扩大，权力触角无限延伸，必然使得其规模不断膨胀。政府部门规模是衡量政府作为一个社会部门的规模，它以对此部门的投人为标志，反映了为维持这个部门而产生的社会资源的消耗。
政府维持运行所需的经费即政府的成本取决于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政府的规模；二是政府的消费水平。显然，政府的成本与政府的规模成正比。单从成本角度分析，政府的规模越小，其成本越小，就越符合民众的意愿。当然，规模再小也要以维持社会有效运转为前提。而在现阶段，中国的政府规模却呈不断膨胀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当前中国省级党政机关的厅（局）级机构已达2100多个，平均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70多个，超过中央编制部门规定的机构限额15个左右；全国地区一级党政常设机构平均设置50多个，地级市65个，县一级45个，分别超限20个、15个、10个左右；中央每设置一个机构，县以上则相应增设3000个机构。机构、人员的严重超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超量，从而浪费稀缺资源，减少其他方面的福利供给，造成政府成本过大。
（三）政府官员对公共服务过度追求，加大了政府运行成本
政府官员对公共服务的过度追求表现在，对公共权力扩张的偏好，希望拥有更多的行政审批制度供给，不是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而是企望通过更多的行政干预获得市场交易所不能获得的利益。在当前的市场经济转型期，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插足、干预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推销公共服务的过程。政府是公益性与自立性的矛盾统一体。政府的建构，其主旨应是进行国家管理与社会服务。但是，作为政治家或官员个体，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自己的最大效用，如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等，而可能把公众利益放在次要地位。由此，政府在进行决策及执行决策时，往往忽略其中所耗费的成本，却更多地关注于自身利益所得的多寡。政府官员非正当利益获得的成本形成了政府的隐性成本，不仅使政府运行过程中交易成本增加，更主要的是由此带来经济运行成本的提高。政府部门对公共服务形成的强烈偏好，使政府运行往往呈现高成本、低效益的状况，而且使政府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四）寻租行为恶化了政府运行成本
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政府干预市场，用规制代替市场的资源分配机制，从而诱发了寻租现象。政府官员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企业的利润，人为地创设出租金，诱使企业向其交纳“贡赋”或政府官员故意提出某项企业利益受到损害的政策作为威胁，迫使企业割舍一部分利益与政府官员分享。这些，都将使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官员得到额外的巨大收益，这便是其经常性插手市场经济事务，对市场进行管制的真实利益动机。然而，政府在寻租行为中让渡的是稀有资源，这个弥足珍贵的政府成本，而其得到的租金与之相比只是蝇头小利，且被部门或官员个人独吞。如按市场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远可以得到更大的收益，政府付出成本而收益却分文未得。同时，政府还由于其形象恶化和改变市场游戏规则而损失巨大的社会成本。
（五）预算缺乏硬约束，加大了政府运行成本
政府部门的收益取自政府部门的规模，而机构规模与可获得的预算规模紧密相连。政府追求预算规模的最大化，且部门并不负担公共品的生产成本，这一成本由公民缴纳的税收所提供，故政府部门并不按照公共服务提供的边际收益等于公共品生产的边际成本这一最优原则行事，其行为约束要宽松得多，只要不到人不敷出的地步，机构就可以自行其是，预算规模扩大至公共服务生产的总成本相等为止。而政府机构规模的恶性膨胀，必然产生公共品供给的过量和其结构的不合理。虽然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措施让社会接受过剩的公共服务，但最终是在浪费社会稀缺资源，造成社会、公众的损失，但政府最终也会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来承受这一损失。因此，无论是公共服务过剩，还是公共服务结构不合理，都会造成政府成本的增加。同时，公共服务过剩，还会增加风险成本及其他方面的成本。因此，要控制政府成本，就应当控制公共服务生产规模并使其保持总量的适度性。与此同时，还应不断调整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的内部结构。
（六）政府对经济绩效的非理性追求，误导了政府运行成本
政府绩效是评判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重要依据，它是政府成本扣除后的透支或盈余状况的集中反映。一般来讲，政府绩效包括经济绩效、社会绩效、政治绩效三方面。在政府绩效体系中，经济绩效在整个体系中发挥着基础作用。没有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政治绩效就会缺乏物质基础和物质支撑，并且此二者也难以长久维持。经济绩效是政府行为的重要追求目标，政府充分实现其经济绩效是其应有之义，然而在此过程中却出现了非理性化倾向。政府非理性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政府官员为实现经济性或非经济性的功绩，追求预算最大化，只求声势和排场，不计成本和实效，盲目上短、平、快的“政绩工程”，形成政府成本上扬、政府绩效低下的局面；二是地方政府热衷于经济量的扩张，经济增长方式不是集约型而是粗放型，主要是外延式的经济扩张。这样一来，往往造成高成本、低收益，高投入、低产出以及高能耗、低收益的不良状况；三是过分注重经济发展，忽视社会的综合进步，以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结构失衡。政府关注经济增长无可厚非，但若不注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关注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协调，则会出现经济本身、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失衡问题。
（七）政府官员“失节”，隐性运行成本增加
中国学者胡鞍钢认为，中国因腐败而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保守估计平均每年在9875～12570亿元之间，要占到GDP的13.2%至16.8%。政府官员腐败各国都屡见不鲜，似乎中国更甚，以至于出现“前仆后继”的恶性局面。贪污与腐败对政府运行成本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会增加政府显性成本，直接加大政府运行成本；另一方面是因此而产生大量的隐性成本，主要表现为转嫁给社会的间接损失，政府运行的隐性成本难以计量。更应注意的是，政府官员的“失节”人为增大了政府官员监控的成本，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在经济直接表现为政府运行成本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政府官员的腐败严重败坏政府的形象，其政治成本更高。
（第四节中国政府运行成本控制模式）
设计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运行成本控制模式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一种转变，也是中国政府治理理念日益成熟和科学的客观要求，更是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内涵所在。当前，各级各地政府也开始了控制政府运行成本的探索，同时，也需要分析运行成本控制模式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基础，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实践探索
“降低行政成本”的概念其实已经反映在政府管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行政行为也有了“算账”的观念。现在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建立“经济型”政府，减轻民众的负担，塑造政府在民众中的声望，稳定执政基础已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
（一）推进效能革命，加强效能监察
“效能革命”是对政府自身的革命，也是政府的自觉革命。“效能革命”首先界定政府行政手段。设置“高压线”，严禁有令不行、办事拖拉、吃拿卡要、态度刁蛮。对行政管理服务流程进行梳理、优化和再造，把一些新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引入政府，简化办事程序。有效控制政府官员不作为和乱作为行为。同时加强对政府运行成本的社会监督，动员各方力量监督政府机关，以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为导向，使政府为市场服务，为公众服务，公众的满意度成为政府机关和公务员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二）遏制“车轮腐败”，推进公车改革
“车轮腐败”是指政府官员不合理使用公务车，浪费国家财力滋生出的腐败现象。传统公务用车体制是无限的、负激励的、实物形态的、不透明的、不可监督的，在这种制度下，公职人员的消费行为是不可能监督的，抑或说是由于监督成本过于高昂而无法实施。一项调查表明，公车日常消耗中，用于公务用途占1/3，领导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公车私用”不仅败坏了干部形象，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为遏制“车轮腐败”，中国不少地方政府进行了公车改革，试图降低政府公务成本。
从控制政府运行成本来看公车改革，一是控制公车总量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