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冬天，潘玉良载誉归国。与她一同回国的，还有装满作品的箱子。这些年来，在欧洲的日子十分艰苦，常常连饭也吃不上。可她却不舍得卖掉自己的作品，而是在等待回国的机会，将它们通通带回祖国。
回国后，她频频举办画展，反响非常。1935年，在观看了潘玉良的画展后，徐悲鸿撰文《参观玉良夫人个展感言》：
玉良夫人游踪所至，在西方远穷欧洲大陆，在中国则泰岱岳黄山九华……夫穷奇履险，以探询造物之至美，乃三百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决不能者也……真艺没落，吾道式微，乃欲求其人而振之，士大夫无得，而得于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回国这十年间，她在画坛的声誉与日俱增。潘玉良这一时期沉迷于西洋画的技法与氛围，着力用浓墨重彩绘出壮阔山河。她游历祖国各地，四处采风，落笔皆成佳作。她在上海与江小鹣、王济远等人一同创办“艺苑绘画研究所”，为正在摸索中的中国绘画事业探路。
她回国后在母校上海美专任教过一段时间，任西画系主任，她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企图将自己在西方的所学传授给年轻人。在职期间，也是颇有建树。然而，当时学校里的一些同事，却依旧鄙薄她的出身。
一次，在讨论教学的会议上，有同事出言挑衅：“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在这儿当个官，也怨不得我们学校叫‘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
潘玉良怒极，一巴掌扇过去，杀了男同事的威风。然而，她知道，无论自己的性格怎么暴烈，她还是无法承受名誉上的诋毁。
更重要的是，人身攻击之后，连同她画展上的作品也遭受攻击。在她展出《人力壮士》的时候，有人将画划破，还在上面贴了字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这令潘玉良十分难以忍受。
时代已经变了，可她的遭遇却还和几百年前的严蕊一般。
这次回国之后，潘玉良需要面对的不只是他人在背后的闲言碎语，还有来自潘赞化原配夫人的压制。
潘赞化的夫人方氏是旧式女子，之前一直在乡下，并未跟随潘赞化南征北讨。然而，这几年，她渐渐听闻了潘玉良的事情。她不反对丈夫纳妾，可是，丈夫纳妾之后，却将她送去读书，让她出国留洋。这多少令她有些负气。作为一个在才情上毫无竞争力的小脚夫人，她更是要捍卫自己的地位。
然而，潘玉良受不了这种一山二虎的处境。且不说地位名分的高低，在西方自由女权思想下熏陶了那么久，她又如何能忍受与人共事一夫？可是，她又不能跟她争什么，毕竟自己才是后来者。潘赞化的恩，她无以为报，只好一辈子冠着他的姓。潘玉良心气高，气度却不小，她不仅本本分分地做着二太太，还待方氏的儿子如同己出，亲手抚养过他一段时间。甚至在她去世之后，方氏的儿子潘牟也是唯一的继承人。
潘玉良镀金归来，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坦然面对世人，用事业的成功洗刷掉不好的出身。可是她没料到，自己变了，环境还是老样子。中国那么大，留给一个女人的余地却还是那么小。
1937年，借着参加“万国博览会”和举办个人画展的名义，她再次前往法国。这一走，就是永远了。
一个人的突围
自古以来，青楼出身的女子倒是更为节烈，毫不拘谨，风骨傲然。
生活本来就已经将她们压到了最底层，她们早已无所顾忌了。所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丝毫不给自己留余地。柳如是投水殉国，亦是决绝。
这种决然的姿态到了潘玉良这儿，就变成狷介了。她在法国的时候，有个“三不女人”名声，意为：一不恋爱，二不入外籍，三不签约于画廊。
不恋爱，是对潘赞化的忠贞，亦是为自己的名声守节。她一生受恩于潘赞化，而最终却未能留在他身边，心中难免有愧。因而，她一直独善其身地坚守这段爱情。
不入外籍：她离开祖国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危难，她常常在画中写“边塞峡关三更月 ,扬子江头万里心”之类的句子，以遣乡愁。她对祖国的忠烈，大概是类似于南渡之时的李清照，虽然一腔热血未能在战场上挥洒，她们却都用艺术的形式将之传承下来。1937年，日本占领南京之时，潘玉良怀着忧愤之情连夜做了《中国女诗人》的雕塑，而这个雕塑的原型便是李清照。
而不签约于画廊，则像是一种固执的坚持。潘玉良不是梵高，她活着的时候就在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她的画在哪儿都能卖到很高的价格，可是她在法国期间却从不与画商合作。缺钱的时候，她就把平庸的作品拿去卖了换面包。然而，那些好作品，她都一一珍藏下来，在她逝世后送回了祖国。
据说，她后来与徐悲鸿观念不一致，徐悲鸿倡导的写实主义是她所反对的。因此，她放言，只要徐悲鸿领导中国美术教育事业一天，她便不会回国。
在潘玉良的心中，有很多东西都是被奉在神龛里的，它们比金钱更宝贵，比生命更重要，所以她愿意去做一些看似无意义的坚守。她默默地想着，留住一个名头也是好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艺术……上世纪 40年代的法国亦是战乱四起。潘玉良鲜少售画，而她也早与潘赞化断了音讯，生计很快就成了问题。在一次猛烈的暴风雨中，她的画室也被摧毁。一个女人独自漂泊，总归是孤独无依的。
就在这时候，她认识了一位中国老乡。这个人叫王守义，出身于农民家庭，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时候来到法国，在很多地方打过工，最终与朋友合资，开了一个中国餐馆。他认识潘玉良之后，不断地接济她，给她送吃食，为她买颜料……他的心思，她何尝不知。可是，她不允许自己有半点儿“出轨”的行为。
她的画里，充斥着与世俗相悖的力量，有几分“先锋性”的意味。就像她孤傲的为人，清高的坚守。然而，这些傲慢的表象其实只是盔甲，一种默不作声的反抗。
步入晚年之后，潘玉良的艺术生涯并未终止，反而走得更远。早年潘玉良研习的是欧洲各家的画风技巧，博采众长，虽然做到了形似的极致，却少了自己的特点。她不断地寻找一条前人未曾尝试过的道路，最终，她在摸索中发现，这条路就在自己一直忽略的中国文化中。
渐渐地，她把中国书法的笔调引入西洋画中，在宣纸和桑皮纸上挥洒自如。她依旧在不断地绘画女性的身体，遒劲的笔触里，蕴含着一种来自古中国的姿态，潇洒有古韵。然而，设色和构图却是沿用西画的。
最令人称奇的是，潘玉良的人体画作品中，有一股难以道明的力量，同时又渗出朦胧的忧郁感。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她的画中构成了巧妙的融合。这样的巧合，就好像她的人生。
郁风在评论潘玉良后期作品的时候曾说：“她晚年的画法是她的独创，她的作品好多是人体 ,她把人体赋予了东方内容。 ”
的确，在潘玉良之前，中国传统绘画中，鲜有对于人体的赤裸描绘。而用女性的笔来描摹女性身体，她更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人。
此时的潘玉良终于蜕变，成为独一无二的大师。1959年，她接受了巴黎大学的最高奖项多尔利奖。她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了，却也越来越孤独了。
她的一生，执着笔，画过破败的花朵，画过忧伤的女体，画过男女缠绵的陋相，也画过深情相拥的母子……她的大嗓门和男子化气概之下，却隐藏着女子的敏感和哀伤。这是旁人看不到的地方。
潘玉良的一生，可以用孤独来概括。少女时期的青楼生涯，是苦难的发源地。与潘赞化的相识相知，让她从无助中暂时脱身。然而，除此之外，命运从未给过她一点怜悯。她两次赴法都有被逼的成分。然而，她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在艺术和情感上，她都如一个苦行僧，用最曲折的方法去捍卫一个简单的念头。
晚年的潘玉良，与王守义相依为命，他给了她经济上的支持，却未必能给她温暖。潘玉良一生都把心窗关得死死的，潘赞化虽然最贴近她的心，却也终究未能走进去。
经历过战乱和新中国的成立，故土物事已非。当她再次与潘赞化取得联系的时候，已经是 16年后了。她一直尝试着回国，她听说祖国建设得很好，她再也不会因为出身遭受别人的冷眼了，可是她终究没有回去。
接到潘赞化的来信，已经是“文革”时期了。潘赞化晚年，她听说刘海粟和潘牟都被打为右派，是敌人。潘赞化在信中暗示，你暂时不要回来。
就这样，潘玉良的回乡梦一日日地拖延下去，然后又与潘赞化断了联系。等她再一次得到大陆的消息，又是十几载光阴，潘赞化早已仙去。
1984年，根据潘玉良的遗嘱，七大箱子遗作漂洋过海地送回了上海，共有四千多件作品，包括各种画作和雕塑，种类多样，都是她一生中慢慢积攒下来的珍宝。
如果说，每个女人都是一朵花，那么形貌粗陋的潘玉良该作何比喻呢？思前想后，还是觉得王维的那一首《辛夷坞》最契合她：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潘玉良的孤独，大概就是这样吧。把自己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执拗而顺从地活下去，不必依赖旁人，默默地，一个人从世俗中突围。她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懂得：花开花落自有时。
参考书目：
伊戈 .潘玉良传 .成都时代出版社，2003.石楠 .画魂潘玉良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