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80、90年代开展了反对腐败的伟大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目前，政治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仍比较严重。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大问题，今后应继续抓住反腐倡廉这一重点工作。反腐败斗争要采取一些新措施：
1.加强党的纪律检查，提高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
反腐败根本的出路在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为此，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应保持相应独立的地位，才有可能发挥最大限度的纪律检查作用。由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地位的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先讨论地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问题。《党章》规定，“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就容易造成纪检会受同级党委的掣肘，不能对同级党委的第一把手及委员进行有效监督。改进的方案是，地方各级党的纪检会免受同级党委领导，采取由上一级纪检会直接领导或同时受上级党委的双重领导为好。
2.政务公开化，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现代化社会是开放的社会，政治上的开放，就是要用多种形式让公民了解政治家活动的情况，了解国家的政治事务，了解国际的政治动向。除属国家机密之外，任何政治生活行为本身没有理由对民众加以保密、封锁或隐瞒。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曾指出：“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问题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3.加强舆论监督，开展民意测验。对于党内外的违法违纪行为，必须采取系统的、全方位的监督，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加强舆论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广泛性、强烈性的特殊效用。加强舆论监督，报纸、电台、电视应多做报道。就党和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出台的方针政策，以及党政领导人的政绩，定期展开调查、征求民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老百姓的支持率和满意度，是党和政府工作的一面镜子，反映出党和政府的威信，能及时给党和政府以警醒和激励。开展民意测验，可以委托新闻单位，也可以组织专门的社会中介组织进行。
4.领导干部生活公开化。领导干部由于担任社会公职，他们的个人生活也就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密不可分，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正因为此，领导干部个人生活往往成为人们热衷探寻的话题和一些人进攻的焦点。如果说一般社会成员的个人生活隐私权需要保护的话，领导干部个人生活则一定要公开化，置于社会监督之下。领导干部的收入、财产、纳税、住房、用车，以及道德操守等情况，都要有透明度。
5.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中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按劳分配的“劳”要与社会经济效益挂钩，因此，同样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不同企业单位，报酬相差很大。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究竟是参照按劳分配报酬高的水平，还是参照按劳分配报酬低的水平呢？从现实的情况看，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偏低，是参照了低水平。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参照按劳分配报酬高的企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使他们的生活水准居于社会中上等。这对于反腐倡廉，提供了现实的保障环境，客观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文作者：国家行政学院理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变迁
汪玉凯把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通过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促使二者的结合一当代中国这—伟大创举，不仅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改变着一度曾陷入困境的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
如果把这一历史性的探索、结合，看作政府管理在寻求自身发展中极其艰难的过程，那么，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此所付出的巨大心血，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则使这一过程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这一目标，无论从它的时代感，还是深刻的社会内含，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将产生广泛的影响。
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管制：毛泽东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内核及其实践中的失误
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任务，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在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应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早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就已开始了艰苦的思索。到党的八大前后，这方面的探索已迈出了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取得了重大突破。
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看，至少有四方面因素迫使他当时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首先，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规模推进，使他敏锐地意识到，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这是他在1955年底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的重要原因。其次，鉴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的问题，毛泽东决心使中国建设事业不重蹈苏联的覆辙，避免苏联问题在中国的重演。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一系列指导性方针。第三，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至关重要性的切身感受，毛泽东试图通过集体的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四，从依靠人民群众，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使民主革命顺利进展的历史经验中，毛泽东深深领悟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所在。对于这一点他曾明确指出，《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上述思想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不失时机地作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和重要决策。这些论断和决策，与探索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的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关于党和国家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问题
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并通过党的决议的形式郑重地向全世界予以宣布，这是我们党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作出的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断。尽管这一决断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似乎可以找到依据，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饱经战争创伤，在经历了短短七年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度，却是难能可贵的。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这一判断的现实根据也是充分的和正确的。因为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以后，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这种需要，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政府必须把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党中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这一科学判断，事实上已为他们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政府管理经济的发展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找到了共识。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础或共识，就会使这种探索或选择走偏了方向。这一点同样被我国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二）关于我国的经济形式与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
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在既定的经济形式下发展经济的战略选择。我国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已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问题在于，在这样的经济形式下，我们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政府管理模式，建立怎样的经济运行机制，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是不可能回避的。从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的实践看，在这方面同样作出了重大建树，并大致构筑起一个初具雏形的社会主义政府管理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具体体现在党的八大文献中提出的“四个主体”和“四个补充”的论述之中。即：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国家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在国家的统一市场与自由市场方面，国家的统一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对—个具体的生产单位来说，执行国家的生产计划是主体，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云在八大发言中，详细描述了我国政府管理经济模式、运行机制的基本思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原来为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的一些政策，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加以改变。人民对日用消费品和副食品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经常变化的。对这部分产品只有允许分散经营和个体经营，才能使生产保持灵活性和多样性；只有允许生产单位根据市场需要自行决定生产计划，实行自负盈亏，优质优价，才能促使生产单位和经营部门关心市场的需要，注意商品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只有允许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自由收购、自由贩运，才能做到货畅其流，活跃市场。因此，他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关于生产的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们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陈云的这些主张，不仅被党的八大所肯定，而且也反映了毛泽东对此的基本见解。因为早在八大之前，毛泽东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曾针对市场上物资花样减少，一些名优特产质量下降甚至绝迹的问题就指出，羊肉串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
如果对我国当时初步选择的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作一分析，应该说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因为把我国的经济行动用“四个主体”、“四个补充”加以概括，从总体上讲仍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框，但其中包含的一系列合理因素也是不容置疑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无论是八大决议还是陈云讲话，都突出地强调了市场、自主经营、个体经营等作为补充成分的重要所在，如果后来我国真正能够按照这样的模式和思路坚持下去，即使经济不能较快地增长，也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甚至严重破坏生产力的状况。
（三）关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
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总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表现出来的。在党的八大前后，由于毛泽东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正确的思想指引下和在当时的认识所能达到的范围内，选择了较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他们为适应这种模式要求而制定的一些重大方针和政策，也是正确的。这些方针和政策，有些涉及到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管理指导思想，有些则涉及到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
比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必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实际上就直接涉及到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他当时着重强调的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思想，现在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再比如，党的八大规定的国民经济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合理地规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既保持国民经济有一个较高速度的发展，又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以及防止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认识和掌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等方针、政策，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道路，确实经历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思考和探索。这些思考和探索，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甚至连其中的许多合理内核，包括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样的科学论断，也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而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随着所有制形式的不断升级，“左”倾错误的发展，逐步形成一套以高度集中，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计划管制体制和运行机制。然而，它的重大理论意义却在于，经历了二十多年曲折之后，这些合理的内核终究还了它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续开拓前进的新的起点。
二、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运行：邓小平经济发展模式的确立及其独创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如果把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概括为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管制，那么，以市场取向为基本特征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对这种僵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发起了挑战。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其非凡的勇气和胆略，正是紧紧抓住市场取向这个“牛鼻子”，使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整个改革开放事业，以其不可阻挡的气势，迅速在中国展开。
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美国学者时就说过，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有了不同。这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他进一步指出，学习资本主义某些好的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现资本主义。这也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它不影响整个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这一重要论述，事实上，已勾划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轮廓。这是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