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气喘吁吁地赶到香山，熊希龄正在那儿等着他，见他来了，盯着他有半晌不说话。这个1913年的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当年因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坚决反对，愤然辞职，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他之所以创办著名的香山慈幼院，是因为1917年9月时发生的一场大水灾，顺直省区（包括直隶、京兆两省区，即现在的河北、北京地区）一下子淹没了一百零三个县，有六百三十五万一千三百四十四名百姓受灾。看到这场巨大的浩劫使得成千孩子沦为孤儿，熊希龄于心不忍，他说，这些孩子生下地来并无罪恶，为何遭此惨恶呢！
于是，他努力创办了这所大规模的慈幼院，把城内外上千无依无靠的苦孩子都招进来一同接受教育。生于1870年的熊希龄，在沈从文上香山这年刚好五十五岁，虽受梁启超等的影响主张维新立宪，但对于新文学的兴趣却并不是很大，对似乎没受过很好教育的沈从文这个远房亲戚，也不是很看重。
开始想让他回去，有一个安稳的生活。结果看他这么坚持，还得到梁启超的欣赏，便也有了成全一下他梦想的念头。谁知沈从文上山不久便写了《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这样的文章来攻击他生日的奢侈。关于这一点，熊希龄虽然不快，却还不是怎么在意。在他看来，年轻人敢于不计功利地蔑视权威，倒是一种难得的品质，加之沈从文的爱国情怀让他产生好感，在知道沈从文挨了教务长的骂后愤然离去的事后，便让人唤沈从文来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事情我都清楚了，就为别人敲你几下棉鞋，就跑了？”熊希龄面带微笑地问沈从文。“士可杀，不可辱。这话，您肯定比我更清楚。”沈从文的回答声音虽轻，却很是理直气壮。熊希龄听了，只想笑出来，又怕伤了这小青年的心，只好忍住了。他故作轻松地说：“这话，我是很清楚。不过，我好像听说是你写文章骂别人在前。”沈从文一愣，低头想了好一会儿说：“我只是据实而言。”
“我来跟你说理，你倒是狡辩了。你骂别人是什么？难道是据实而言。有理不在言高，我想你该听说这话，何况你动不动就骂人，这难道是君子所为？”
熊希龄的口气里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味道，沈从文心里虽然很不乐意，却一时无话可说。是啊，我骂他是狒狒，是野兽，为什么要骂呢？如果不骂就把事情写清楚，不是更好吗？熊希龄见沈从文不吭声，一张紧绷的脸渐渐缓和下来，摆了摆头说：“这样吧，我与新任的甘肃省长薛笃弼有点交情，昨晚刚好遇上了，我跟他谈了你的事，他答应让你去省府做一个秘书。你看，怎么样？”沈从文心里一热，感激地看了熊希龄一眼，低下头去。“是不是担心路费？我告诉你，他已经特意为你留下了五十元路费和一张他的名片，让你尽快到甘肃省政府去找他。”沈从文的心里又是一动，再次抬头感激地望着熊希龄。
“这样吧，你先把钱和他的名片拿去，争取一两天就动身。”“我，要想一下。”沈从文突然说，本来已平和下来的熊希龄有些吃惊地瞪着沈从文。
“我真的要想一下。只是，这次不管去不去，我都感激你。”
“我不用你感激，要感激就感激薛省长去吧。”熊希龄摇摇头说。
到下午时，沈从文自己去见了督办，低了头小声地说：“我想好了，还是请您把钱和他的名片都退还给他。”“这么说，你是不愿领我的情？”“不是，我还想在图书馆里工作。”“哦！”熊希龄闭上了眼睛，沉思着。
好一会儿，他睁开眼睛，静静地看着沈从文，轻轻地问道：“听说，你的东西都搬走了？”
“我再搬回来。”
“暂时不用搬了。”熊希龄说到这儿停了停，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然后很快地说，“这样吧，既然你安心在图书馆工作，明天就到北大图书馆去进修几个月。在那儿，你可以一边学习，一边搞你的创作。只是，该学的东西都不要给我落下。”
沈从文高兴地答应一声，感激地望着熊希龄，眼圈有些儿发红。
“去吧，去吧！你可以先到财务室领两个月的工资。”熊希龄向他挥挥手。
沈从文去领钱的时候，又见到了教务长。他本想装作没看见，教务长却迎着他走过来，像是他俩之间根本就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对他说：“你这个人还真怪，到省长身边去做秘书，也不肯去。”
沈从文听了，心里在发笑。我如果去省府做了秘书，同我在陈军长身边做文书又有什么两样呢。正这么想着，又听教务长说：“你可能不知道，那可是一条最好的升官捷径，怎么说几年出来也能当一任县长。”
“难道我在家里不就是有这么一条路让我走吗？我可就是从那条路上逃出来的啊！”沈从文心里虽这么想，却没有说出来，只微笑地看着他。
“你到底想做什么？难道做一个图书管理员比做一个省府的秘书还好？”教务长忍不住又问他。
“我不知道职业有什么贵贱，有什么好坏，也不想知道这些。我只是为了证实一下，为了信仰和希望，我也能够活下去。”
“为了信仰和希望？”
“对，只有这样，我才会感到自己活得像个人。”
教务长听了，有些目瞪口呆地望着沈从文。
人这一辈子很短，许多人为了名利白白地就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给浪费了。这些人或许挣到了一时的名声，或许挣得了上亿家产，结果还是在空虚中死去，因为他没有信仰和希望，只有名利的欲望。
可是，为了信仰和希望的沈从文，在以后的日子里会活得怎样呢？
十一月的北京，色彩依旧斑斓。
北京大学的校园里，整体建筑颇具匠心，让人感觉虽然栖身大都市里，却也能品味到怡馨的大自然风光野味。沈从文刚观赏过香山璨璨的红叶，又领略了碧云寺的异常静僻，现在漫步在北大最安静的一处幽林中，体会着嘈杂里的一种特有的静谧及氛围。
下课了，再不用去想什么“以读者为轴心，主动替读者解难释疑”，或者是什么“图书如何编目”等方面的问题。他想到了慈祥的母亲，想到了可爱的九妹，她们俩，是他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最挂念的两个女人。
母亲给他的太多，他想报答；作为亲哥哥，他欠九妹的太多，没有尽到一个好哥哥的责任照顾过她。记得他出门当兵时曾在心里发誓：待自己做了将军以后，第一是给母亲造一栋好房子，请几个人专门服侍她；第二是给九妹买好多她喜欢的衣服、首饰和糖果。
因为做将军需要太多士兵的骨头来铺就，他只好放弃了做将军的梦，但却从没有放弃报答母亲和照顾好九妹的梦想。
小时候，“大哥曾带了几株玫瑰回家种在钵子里，当第一朵水红的玫瑰在第二个钵子上开放时，九妹同六弟两人每天早上都争先起床跑到花钵边去数新开的花朵到底多少……九妹还时常一人站立在花钵边对着那深红浅红的花朵微笑；像花也正觑着她微笑的样子……”
唉，我可爱的九妹，让我心痛的九妹！
沈从文在心里喊着，脑海里突然闪出一道光亮。
“玫瑰与九妹！我得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沈从文说出了声，把自己竟吓了一跳，看看四下无人，这才定下心来，匆匆地走出幽林，回到他汉园公寓的“窄而霉小斋”，开始写作。
“那年的玫瑰糖呢，还是九妹到三姨家里折了一大篮单瓣玫瑰做的。”写完文章的最后这一句，沈从文长长地舒了口气，正准备从床上爬下来，听到一个兴奋的声音在唤他。
“是陈翔鹤！”他听出了声音，欢天喜地地迎出门去。
陈翔鹤手里拿着一份《晨报副刊》，在沈从文的面前使劲地摇动着，满面春色地说：“你这乡下人，还真行啊！”
“是我的哪篇文章又发表了，对吧？”
“你自己猜是哪篇？”
“剧本《赌徒》？”
陈翔鹤摇摇头。
“小说《更夫阿韩》？”
陈翔鹤还是摇摇头。
沈从文困惑地看着陈翔鹤。自己的文章发表有几十篇了，现在自己都没了初发时的兴奋，是什么文章会让陈翔鹤还这么兴奋呢？沈从文正这么想着，陈翔鹤说话了：“是你的《市集》！”
“《市集》？怎么会是《市集》呢？我投给《晨报副镌》已经有快四个月了，怎么现在才发表？”
“这你还不知道吧？徐志摩在10月1日接手了《晨报副镌》出任主编，更名叫《晨报副刊》。”
“徐志摩先生任《晨报副镌》主编了！”
“不再是《晨报副镌》，已改名为《晨报副刊》了。”
“这真是太好了！”沈从文脸上露出灿烂的笑，旋即又担心起来，说：“我这《市集》因为在《晨报副镌》上满了俩月都没给发表，我就又投给了《燕大周刊》，很快发表后，《民众文艺》又给转载了。现在《晨报副刊》再刊发出来，已经是第三次刊发。这事儿，徐志摩先生一定不知道，真是对不住他。”
“这没什么，他看上你的文章，给你发表，你没什么对不住他的。”
“有，这是我对不住他。你想想看，他为什么刊发这篇文章，指定是因为他不知道这篇文章已经发表过两次。”
“或许吧，不过……唉，我怎么跟你争起这个来了。我是来告诉你，我这么兴奋，不是说你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而是……”
“快说，而是什么？”
陈翔鹤把手中的报纸递过去说：“你自己看，这里除了你的文章，还有徐大诗人的一段欣赏文字，我是因为这个为你感到高兴的。”
沈从文听了，眼睛一亮。他接过报纸，看到了徐志摩编发的《市集》，更看到了文章后特附的一段“志摩欣赏”：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瘦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沈从文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段文字，激动得流出眼泪。陈翔鹤走后，沈从文想来想去还是写了一篇《关于〈市集〉的声明》寄给徐志摩，在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恳求道：
志摩先生：看到报，事真糟，想法声明一下吧。近来正有一般小捣鬼遇事寻罅缝，说不定因此又要生出一番新的风浪。那一篇《市集》先送到《晨报》，用“休芸芸”名字，久不见登载，以为不见了。接着因《燕大周刊》有个熟人拿去登过；后又为一个朋友不候我的许可又转载到《民众文艺》上——在此又见，是三次了。小东西出现到三次，不是丑事总也成了可笑的事！
这似乎又全是我过失。因为前次你拿我那一册稿子问我时，我曾说统未登载过，忘了这篇。这篇既已曾登载过，为甚我又连同那另外四篇送到晨报社去？那还有个原由：因我那个时候正同此时一样，生活悬挂在半空中，伙计对于欠账逼得不放松，故写了三四篇东西并录下这一篇短东西做一个册子，送与勉己先生，记到附函曾有下面的话——
“……若得到二十块钱开销一下公寓，这东西就卖了。《市集》一篇，曾登载过……”
至于我附这短篇上去的意思，原是想把总来换二十块钱，让晨报社印一个小册子。当时也曾声明过。到后一个大不得，而勉己先生尽我写信问他请他退这一本稿子又不理，我以为必是早失落了，失落就失落了，我哪来追问同编辑先生告状打官司的气力呢？所以不问。
不期望稿子还没有因包花生米而流传到人间。不但不失，且更得了新编辑的赏识……
徐志摩看了沈从文的这份声明，不仅把全文给登了出来，还在“声明”的后面又加上了一节附言：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
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志摩
写这段文字时的徐志摩，虽然还只有二十八岁，可由于他是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又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此时已出版第一个很有影响的诗集《志摩的诗》，已经是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诗人。而沈从文，不过是一个刚发表作品不到一年的文学新人，能得到这著名学者、诗人将自己的作品列入“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之中，甚至拿出中国小说经典中的经典《红楼梦》来与之说事，真可谓是对沈从文欣赏之极万般抬举之极。
正因为如此，打这以后，沈从文的名字更多更快地陆续出现在多家报刊上，特别是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
徐志摩1925年10月1日接手《晨报副刊》主编，10月21日，发表了沈从文《一天是这样过的》一文，10月26日又发表沈从文的《夜渔》，到10月29日再刊发沈从文的《卖糖复卖蔗》。
在当时的北京，《晨报副刊》与北京的《京报副刊》和上海的《国民日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号称是中国的四大报纸副刊。在这些副刊上发表文章的，大都是像鲁迅这样的一些名流。而当月在《晨报副刊》上发文的，差不多全是诸如胡适、梁启超、凌叔华、闻一多这样的一些社会名流。沈从文作为一个文学新人，连续三篇都是隔几天就刊发在《晨报副刊》上，而且到了紧接着的12月份，徐志摩竟连续给沈从文发了十篇小说。这对一位刚刚跻身文坛的新人来说，无疑是一方面受宠若惊，另一方面信心倍增。
这一年，1925年，是二十三岁的沈从文创作天才初显的一年，也是他创作丰收的一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有六十三篇，文体涵盖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多种。
鹰的翅膀刚有些硬起来，又遇上了这么好的大风。一个动乱的时代，一个软弱得不能统一的政府，似乎从另一方面给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某种方便。
就在沈从文创作开始起步，1924年和1925年，年轻的共产党作家蒋光慈从俄国回来，接连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和《现代社会与革命文学》两篇文章，他与许多革命者一道，摸索着试图将文学与革命联系起来。
而早在1923年时，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人就在他们的文章中使用了“普罗精神”和“阶级斗争”这样革命色彩很强的名词。
郭沫若后来说他在1924年读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一本书以后就信仰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他概括地把革命说成是被压迫阶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压迫者的反抗，由此结论说：
凡是新的总是好的，凡是革命的就是合乎人类的要求，并合乎社会构成的基调的。
郭沫若狂热地宣传：好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真正的文学只由革命的文学组成，而且“文学的内容跟从革命的变化。”他还坚信，“文学可以成为‘革命的先锋’。”
也正是在1925年，鲁迅主持出版了《苏俄文艺论战》（北京未名社出版）的译文，十分热情地追随苏维埃文学政策的迅速变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沈从文这个边远乡下漂泊而来的游子，一个出生于旧官僚家庭，忧国忧民的文学青年，又将何去何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