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儿正抱着这只布娃娃离开的时候，在楼梯口碰到了一个玩耍的小女孩。她拦住女儿说，这是她刚刚扔在垃圾桶里的垃圾。女儿说，既然是你扔掉的垃圾，我拾起来就是我的了。那个小女孩说，我扔掉的垃圾还是我的，谁扔掉的垃圾就是谁的。女儿说，谁都可以捡垃圾的，你看看垃圾桶的空瓶子，是不是谁都可以去捡？
小女孩就说：“你想要这个布娃娃？”女儿点点头。小女孩说：“你想要可以，得让我再玩一会儿。”小女孩接过这只布娃娃，跑到对面的树林子里，对着这只布娃娃撒了一泡尿，她跑出来嘿嘿地笑着说：“现在它就是你的了。”
知道这个故事后，我十分生气，转身又回到家，质问女儿：“你为什么还要捡那只布娃娃？”
女儿反问：“你为什么要吃吐了口水的剩饭？”
我说：“因为我饿。”
女儿说：“我们是一样的。”
听到这里，我一下子心软了。当年的我与现在的女儿，遭遇竟然如此一致，我没有理由去指责女儿，应该产生深深的自责才对。我对女儿说：“爸爸会买给你的，你说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女儿说：“我们同学有一只小熊，那就毛毛熊吧。”
事后才知道，女儿并不知道那个小女孩的恶作剧，才把这只布娃娃抱回出租屋，用水洗了三遍，然后就挂在窗台上晾着。她说：“知道那么肮脏，我才不会要呢。”
九点半准时跑到办公室，领导安排我去参加一个有关交通信息方面的研讨会，我十分高兴。按照潜规则，这样的研讨会一般都有三百块钱的红包，比较客气的说法是车马费。我想，如果拿到这个红包，应该刚好可以给女儿买一只她想要的小熊了。
离研讨会开始的十点，已经不足半个小时了，要是乘坐公交车的话，恐怕会错过签到的时间，这个车马费恐怕就泡汤了。于是，我心一狠，破天荒地打了一次出租车。反正一会儿就能拿到红包，相比这点车马费就不算什么了。在指定的时间，赶到指定的会场，签完到，我领到了一个预料中的纸袋子，拿出材料袋子翻了一遍又一遍，但是除了新闻通稿之外，并没有预料的三百块钱红包。向其他媒体的记者一打听，才知道这个会议是宣传部门组织的，主管我们的单位组织的活动，基本都是白跑一趟。
我一下子才明白，为什么这个采访会落到我头上了。其他记者知道没有红包，谁愿意只发一个豆腐干呢？回到单位，我没有直接为红包的事情发火，只是质问领导，拖欠了三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能发？领导给出的回答是：“我是管采访的，经营不归我管。”
新闻通稿改几个字，再加上自己的名字一般就搞定了，所以很快就交了稿件。我跑到附近的商场转了转，除了想看看毛毛熊，还想给女儿买一套衣服。到上海来一趟，不可能连一件衣服不买吧？如果那样的话，当她回到老家，来时穿什么，回去还是什么，人家还不笑死了？特别是她妈妈，又要臭骂我是个“陈世美”了。
但是转了一大圈，跑了太平洋商场，跑了百盛商场，发现如今这些孩子的东西贵得吓人，别说一件衣服两三百块，一个小小的毛毛熊，竟然也需要四百多啊。唉，凭着我现在的家当，加上几个月不发工资的处境，恐怕很难满足女儿小小的愿望了。
晚上回到家，房东敲开门转了一圈，只是说：“大过年的，按说我不好过来，但是你知道，我不过来不行啊。”她一个钱字没有提，但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房租年前就到期了，我答应一过年就付的。谁知道过了年，报社的情况并没有改观，就连我们外出采访的交通费，也得我们这些记者自己垫付着。
我只好说：“大过年的，再等等吧，至少要过了十五吧。你看看，我女儿来了呢。”
这时房东才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个小姑娘。她在房子里又转了一圈，东看看，西看看。我知道她是在检查她家的墙，有没有被小孩子弄脏，有没有用小刀划伤这些破家具。检查完了，她走到女儿面前说：“这孩子还是挺乖的嘛。”
女儿虽然没有乱刻乱画，但是在这间出租屋的墙上，却贴着女儿自己刚画的一张人物素描，笔法很幼稚，线条也简简单单，看不出画的是谁，但是我知道，她画的就是我。那天女儿对我说：“爸爸，你这叫什么家嘛，墙上什么都没有。”我说：“这墙是人家的，懒得贴。”女儿说：“我们住在里边，就是我们的家。”于是女儿让我做模特，现场画了起来。
在外打工的人有一个差别，恐怕是老家人无法理解的。那就是住房，老家人不管如何，再穷再苦，天天生活在自己家的屋檐下。房子破了，你可以重新泥一泥；房子漏了，你可以翻一翻；嫌房子太单调了，你可以挂一幅画一幅字，贴一张裸体照片也没人管。但是我们呢？在每平米几万元的上海，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我在梦里也没敢想过。有人算了一下，每月不吃不喝，把所有的工资都存起来，那至少需要一百年。一百年后，等我能买起房子，恐怕连骨头都找不到了吧？
所以我们只能租房子住。房子是租来的，只是暂时容身之地，你根本没有心情去布置一下、装饰一下，这就像你根本不愿意花钱给别人的老婆做美容是一个道理。甚至过年时，你连贴一副对联的心思都没有。所以住进这间出租屋之后，我一切都保持着原样，椅子摆放的位置也懒得挪动，只有雪白的墙在一天天变黄。
我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样子？整个人身上连一张完整的百元大钞也没有。这样下去，别说是付房租，恐怕连我和女儿的生活费，都难以支付了。房东走后，我装作收拾家务的样子，把自己的衣服口袋全部翻一遍，再把桌子上零散的几枚硬币一个个捡起来。其实白天的时候，我已经去过银行，查询了两张银行卡，里边剩下的六十块钱，我在柜台上也取出来了。应该找的都找了，所以我只能省着，看看能不能熬到发工资的那一天，起码要熬到女儿离开的日子吧？
本来想带着女儿去外滩转转，然后去云南路一家陕西餐馆吃点小吃。那里的小吃不贵，却是正宗的陕西味，有西安凉皮，有羊肉泡馍，还有肉夹馍。现在只好改变主意了。我打开煤气灶，煮了一锅阳春面，与女儿各自吃了，然后推出自行车，带着女儿朝外滩跑去。
在上海开放式的旅游景点里，恐怕只能数外滩了。这个西洋人霸占上海而建起来的老建筑，在辉煌的灯光投射下，变得如梦如幻般美丽。隔着一条延绵的黄浦江，是近几十年建起的高楼大厦，一百层以上的已经有三座了，上海最贵的每平米二十多万的房子，也坐落于此。所以，外地人到上海如果不到外滩，那就等于白来了。
带女儿去外滩的路上，要经过我们报社。当走到报社楼下时，我远远地指着那座二十多层的高楼，对女儿说：“爸爸就在这座楼上工作。”女儿听了，一下子跳下了自行车，抬起头，看着那直入云端的尖尖的楼顶。她不像是在看人间的高楼大厦，而是在看神仙出没的天堂，她眯着眼，笑着说：“爸爸，好高啊。”
我说：“你数数有多少层吧？”
女儿像数星星一般，数了很多遍，然后才说：“二十一层对不对？”
“是二十二层。”我一边说，一边指着一扇扇亮亮的窗户。因为报社是二十四小时轮流上班的，记者交完稿子下班了，编辑开始上班编版面；编辑凌晨下班了，印刷工人开始上班了；印刷工人下班了，发行人员又要上班了。所以凡是有报社的大厦，基本是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的，而其他的写字楼天一黑，就黑洞洞的，一根人毛都没有了。
女儿说：“那么高，怎么上去的？”
我说：“坐电梯呀。”我的出租屋是一座六层的石库门老房子，这种房子是没有安装电梯的，所以女儿到上海后还没有乘过电梯。如果我没有猜错，女儿长这么大恐怕还没有乘过直上直下的电梯吧？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最大之处应该就是，在农村一切都是倾斜的，所有的高度需要一步步登上去；而城市里不一样，一切都是垂直的，是可以不劳而获的。
女儿问：“电梯是不是很快呀？”
我说：“你去乘一次，就知道了，比小鸟飞得还快。”
女儿问：“那会不会头晕呢？小鸟飞的时候是会头晕的。”
我说：“肯定会的。”
我把自行车靠在楼下的法国梧桐上，拉着女儿走进了大厦。我要带女儿去乘坐人生中的第一次电梯，要让她垂直地上升到人生的最高度，俯视一下这个世界。这一个项目，是事先没有设计的。我并不想带女儿到单位看看，是因为在这家报社，我作为记者并没有独立的办公室，连独立的办公桌也没有，只在一个拐角处与另一名记者，共用着一张临时支起来的桌子。多数时候要写稿子了，只能看谁的位子空着，见缝插针地用一下。我之所以改变主意，是想让女儿体验一下飞翔时头晕的感觉。
走进大堂的时候，有两名保安都在打着瞌睡，发现有人进来一下子就精神起来，把我拦在了电梯口：“你找谁？”
我这时才发现，两个保安都不认识，全是新来的。原来上楼，这张脸就是通行证，只有碰到不熟悉的人，他们才会拦下来，要求登记预约之类。我说：“我在这个楼上上班，是二十一层的，现在要上去赶写一篇稿件。”两个保安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女儿，然后怀疑地问：“你带着孩子写稿子？不对头吧？”
我说：“我真是二十一层的记者，我有记者证的。”我一摸身上，才发现出门时忘记带包了，那张报社自制的采访证落在出租屋。电梯正好打开了，当我拉着女儿冲了进去，却被保安卡在中间，电梯一开一合，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保安说：“你们赶紧下来，不下来我就报警了。”
看到保安拿着对讲机，正在调集兵力，要打架似的。我说：“我有身份证，我拿身份证登记一下吧。”在这个流动性很大的城市，出门你可以不带钱，不带手机，你一定得带身份证。警察在大街上，随时都会检查。我在身上摸了摸，从屁股后边摸出居住证。这几天一代身份证要停用了，正在换领二代身份证，所以我就把居住证放在身上，证明自己到底是谁。
保安说：“你下来再说。”
等我走下电梯，保安接过居住证，斜着眼睛对照了一下上边的照片。在上海，你不要瞧不起所有扫马路的、当保安的、开出租的，他们清一色的都是上海本地人，具有上海户口。上海把这些人称为四零五零，就是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不老不少的那部分最牛逼的年龄。在招这些人的时候，无论什么工种，都写着“限上海户口”。也就是说，别小看了看门的，他们比我们这帮记者，还要牛。因为人家是真正的上海主人。但是我们呢？我们虽说叫白领，叫社会精英，却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意味着你不是上海市民，连上厕所都无法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你的整个生命就是浮着的、漂着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漂。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保安，有底气拦着你、刁难你，还可以斜着眼睛打量你的理由。
保安把居住证扔到我的手上：“你有身份证吗？我们只认身份证。”
我说：“居住证也是身份证，也是国家颁发的。”
保安说：“你搞搞清楚呵，如果居住证就是身份证，那还要身份证干吗？”他说着，就从身上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知道吗，这才是身份证，才能证明你是谁！”我瞄了一眼，果然是上海市的，而且是静安区的。静安区因静安寺得名，是上海的中心，是土著中的土著，是牛逼中的牛逼。
我说：“那你说，这个居住证是个什么证？”
保安说：“你不是大记者吗？居住证，不就是暂住证吗？说明你暂时寄住在这里而已。”我一时被气得不知道怎么跟他争辩了。另一个保安插话说：“你看看告示吧，上边写得很清楚，春节期间晚七点到早八点，本大厦拒绝来访。你就是有身份证，恐怕也不能放你上楼了。”
我说：“我不是来访，我是上班。”
保安说：“上班也不行。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如果上班你明天早上再来，我保证不拦着你。”
连自己平时上班的大楼都无法进入，我几乎有点绝望了。我拨打了报社的总机，希望有一个人下来，能够证明我就是这个报社的人，但是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中。我又打了编辑部的电话，编辑部的人还在上班，一接电话不等开口，就挂掉了。当我无奈地走出大厦时，女儿却很高兴地对我说：“电梯其实就是一个大铁箱子。”
在前往外滩的路上，女儿冷不丁地问了一句：“爸爸，你真在那么高的地方上班吗？”我说：“你不相信爸爸？刚才人家不让进，那是因为报社是机密单位，有好多秘密怕被人泄露了。再说了，保安不让进很正常啊，列宁你知道吧？有一次列宁去开会，都被人挡在门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