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读过书，不像我们万家坝大地主梁子中，他把万家坝的好田好土占了一大片，他儿子还读了清华大学。我们林场还有些地主儿不老实，硬要安排我放羊，工分是最低的。”刘方明的话含沙射影刺伤了场员梁尤仲（梁子中是他伯父），梁尤仲立马在下面讲起了刘家的故事：刘家祖上在万家坝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富人，有田土、产业。到了刘方明父辈，不争气，成天赌钱，吸鸦片，家业一天天衰败，到解放前几年，成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人。土改时，他家当然是响当当的贫民啰。他说是共产党救了他，街上的人说是他爹救了他，不然他也不是贫下中农。听完梁尤仲讲的一席话，我暗自思忖：这真是一个富人变穷人脱胎换骨的故事。梁尤仲的回马枪显然击中刘方明的要害，以后的会上，就很难听到他作报告了。
工作组罗组长组织的学习会仍然在艰难地进行。台上其他四个好成分，一个二个不说话，成了他的独角戏。已经几天一个样，文件念了又念，几个小时没人发言，纯冷场。
这天，夜已经很深了，在场的场员有的睡醒了一觉，有的仍在闭目养神，连台上的人也在打哈欠了。罗组长终于按捺不住性子，拿出在学校训学生的把式，一拍桌子，一声大吼：
“不许打瞌睡，开会不发言，成何体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话一落音，屋角传出一个悠长的响屁。整个会场顿时喧笑起来，几个胆子大的知青趁机开了腔：“这个同志配合领导很及时，领导喊放屁就放屁。”接下来的情况一发不可收拾：会场上屁声大作，长屁、短屁、连环屁，此起彼伏，小青年们肆无忌惮，笑得前仰后合。笑声之中，罗组长愤然退场。以后连续几天晚上开会，都是屁声不断，几乎没有几分钟的消停。的确，那段时间，林场主食是红苕，吃了胀气。场员们对现状又有气。颜场长是“四清”还是“四不清”悬起的；几个工作积极能说会道的场管会委员又莫名其妙被免了职。成分好、没文化、不会说话的坐在台上；成分坏、有文化、会说话的坐在台下。只有屁响，而无发言，很自然。
这天晚上，罗组长又恼怒了，骂骂咧咧地说：“知识分子还要打屁，今天晚上，我们就讨论“屁”的问题。”会实在开不下去了，罗组长也厌倦了。从此很少开会学习。
“社教”期间，知青们照常聚在一起，或在火旁，或在月光下。林文澜、王小林动情地唱起了忧伤的歌：
离别了故乡，不知多少天啊！
亲爱的故乡，望了又望，眼睛都望穿啊，美丽的故乡，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你的身旁？
我不是不爱你呀，亲爱的故乡，为了祖国到处都是春天，要离开你呀，到远方。
……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朋友上战场。
从未离开过家的小知青们常常以泪洗面，一个人哭马上引来一群人抱头痛哭。
场员们伤痛的心一片空白，时时感到凉如冰霜。连日的大雪铺天盖地，我们的心情更是霜上加雪。这天半夜，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们从梦中惊醒，起来一看，厨房被一尺来厚的积雪压垮了。借助油灯的光亮抬头看，大家不约而同地声声尖叫。哎呀！不得了喽，只见那茅棚的脊檩以及其他好几根檩子被积雪压成U字形，有几根柱子也变弯了，似乎整个茅棚即将垮塌。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我顿时直冒冷汗。撤也无处撤，躲也没处躲。
颜场长用电筒四处观察，对我们说，中间堂屋因长时间生有火，棚上积雪要薄一些，檩子明显弯得小一点。他当机立断，命令大家统统穿好厚衣裤，立刻到堂屋去，多生两堆火，烤火。我们迅速到堂屋，围坐在火堆旁。刚坐定，又一声巨响，女生寝室又垮了半间。真是太险了。此时此刻，北风呼啸，茅棚不时吱吱地响，我们心里格外紧张。杨胖子和几个女场员呼爹喊妈地哭成一团，惊恐，抱怨，哀叹，空气异常凝重。在这十分艰难的时刻，我很快意识到我们必须立即振作精神，我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无论是歌，无论是诗，都是炸弹和旗帜，歌手的声音可以唤起阶级。我立马与赵场长商量，一拍即合，赵场长招呼大家：“来来来，来唱歌！”他与我率先唱起了：“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接着大家齐声唱起了：“年轻的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巅……”激昂的歌声一首接一首，歌声在夜空回荡，我们的心暖和多了。一直紧绷着脸的颜场长，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微笑。他深情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们这些年轻人，将来一定会住上高楼大厦。”我暗自沉思，说得有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日子一定会实现。
天亮了，雪住了，我们正忙着用准备盖猪楼、厕所的木料去撑那些弯得厉害的檩子。
忽然，炊事员刘俊芳哭兮兮地跑来说，厨房的碗全部被打得粉碎了。我说：“哭啥子嘛，反正都是些烂碗，破碗破摔没关系，只要我们人不出问题，不破人破摔就行了。正好昨天我收到哥哥从青海寄来的20块过年钱，我马上下山去买新碗，送给大家。顺便还买点肉回来，庆贺我们躲过一劫。”颜场长点头一笑，我拿根扁担，张文敏背个背篼一同踏雪下山，去为大家找回一点好心情。
面对着运动中遭受不公的待遇，面对林场严峻的局面，我脱胎换骨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工作组来林场不久，我再次向工作组交了入团申请书，主动接受运动的洗礼。林场的社教运动出现如此局面，公社社教工作队黄队长十分生气。大概因为黄队长是巴中县税务局局长，长期生活在城市，对知青上山下乡有相当的认识。来新桥后，又多次与林场知青比赛篮球，对知青的情况有一些了解。他狠狠地批评了罗组长，怎么能按照你教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办法来对待这些响应毛主席号召从大城市来的知青呢？那些成分不好的知青中也有表现好的，要求进步的嘛，哪能统统一棍子打死呢？黄队长又找来了林场颜场长谈话，了解情况，分析问题，打消了颜场长离开林场回家种地的念头。黄队长还是个篮球迷，常常邀我参加他们工作队的球队对外打比赛。我马到成功，场场皆胜，黄队长十分欣赏。他常利用这些机会教育我，鼓励我争取进步。
罗组长再度上山，很快颜场长、赵场长恢复工作。接着我和几个被免职的场管会委员复职，林场又恢复了生机。
不久，工作组罗组长找我谈话，他说：“你交了入团申请书，年轻人要求进步是对的，关键在行动。”接着他又说：“林场有人反映你每天在学英语，是想偷越国境跑出国？”我说：“学英语是事实，但是绝对没有想跑出国。”他说：“你在林场学点林业知识、农业知识方面的书是对的，读英语是为啥呢？不学行不行？”我很快意识到，任何解释都徒劳，似乎我学英语是犯了错误，便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学了。”罗组长笑了，说：“这就对了。”从此我就把英语知识还给了老师。英语不敢学了，但我求学之心不死，仍悄悄地坚持自学中文。1965年秋，我参加西师函授考试，被西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读完一学期，却又因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我的大学梦再次破灭。
又过了一个月，我再次交了入团申请书，罗组长又找我谈话，这次是关于我父亲的问题。他十分严肃地问：“你父亲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家里很穷，为什么能读大学？为什么又能娶大资本家的妹妹做老婆？”我一五一十地给他讲述了我父亲从贫下中农到地主的故事。
我的父亲祖祖辈辈是达县地区渠县琅玡乡的佃农，幼年时，在乡里有神童的美誉。
他六岁给地主老爷的儿子蒋道彬当书童，读私塾，作伴读念小学，背两个书包，做两份作业。13岁时恰逢伪政府要装点门面，重庆川东师范在上川东和下川东取两名穷家子弟读公费生，我父亲有幸考中。毕业后，随本乡地主孙老爷的儿子孙定远（王维舟的学生，地下党员，烈士）出川，给孙定远的南京医社当收费员，后由孙定远资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一年后，孙定远被军阀孙传芳捕杀，父亲也难逃牢狱之灾，经校方保释才出狱。出狱后，父亲衣食无着，只好休学教书一年，再复读一年，再休学再复读，历时八年才大学毕业。毕业后，回母校重庆川东师范教书，同时兼授重庆女师的课，这样我父亲结识了川东师范的校长甘典夔（甘是军阀刘湘的血亲）。后来刘湘任四川省主席，甘即升任省财政厅长，为培植亲信，委任我父为合江县田赋管理局局长，后又任涪陵田赋管理处副处长。父亲在重庆女师授课期间，通过在该校读书的胞妹认识了正在该校就读的胡家幺小姐（胡子昂的胞妹），上演“师生恋”，遭到胡家举家强烈反对。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此事眼看成泡影。关键时刻，父亲一封求婚信直送胡家老爷。胡家老爷系清末秀才，办学教书几十年，他读信即眼前为之一亮，甚赞信的文笔，更对信上一手工整的毛笔字倍加称道：此后生就这一手字这辈子不会受穷。态度急转。于是派胡家大小姐率人赴渠县，微服私访。父亲得此信息，连夜派人赶回老家，托当年伴读的同窗蒋少爷巧作安排“借鸡下蛋”。胡家大小姐一行由父亲的胞妹带路到了老家，直奔蒋老爷家。我家爷爷早已身着蒋老爷的服饰，头戴蒋老爷的瓜皮帽，正坐堂屋，一言不发，概由蒋少爷张罗，给胡家大小姐介绍：这是李老爷的寒舍，这一弯弯是李老爷的田，那一片片是李老爷的地（其实都是蒋老爷家的田、地）……胡家大小姐一一记在心中，很快返重庆如实回禀“可谓门当户对”。胡家老爷欣然答应此门亲事。择良辰吉日，我父母终结秦晋之好，购置田产，脱胎换骨，由被剥削者变成剥削者。
罗组长听了我讲的故事，似信非信。后来，工作队黄队长也问过我一次，听后深信不疑。黄队长说他老家有位同学，是贫农的儿子，后来参加解放军到部队，被一位将军的女儿爱上了，结了婚，现在这位同学已是副师长了。
打那以后，我每月交一次入团申请书，先后交了八次，直到社教运动快结束时，为了体现社教运动能把“五类分子”的子女改造教育过来，展示运动成果（当时我们林场二十来个坏成分知青中仅有我一个人写了申请，在争取入团，全公社的“分子”子女几百人中也只有我一个人写申请争取入团），1965年5月10日，在社教工作队黄队长的亲自关怀下，团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团申请，并上报公社团委。没几天，我们林场其他三名新团员和公社各大队上报的新团员都批下来了，我的申请却没有批。我去支部书记老余那里打听，结果大吃一惊。老余说：“公社团委唐书记说，你本人表现很好，没啥说的，但你家庭成分太高了，情况复杂，还需要考验。”我问：“有好复杂？”老余说：“就好比麻子加土斑再加癞脑壳，你是地主加资本家再加国民党员。拐就拐在这国民党员了，我们这里十里八乡难得有个国民党员，就连我们公社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周奎都还不是国民党员嘛。”于是我又向公社团委交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对国民党员的认识，一篇接着一篇。同时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
又过了两个月，知青陈开益、杨丽君申请入团，团委很快又批下来了。老场长颜鲁海实在看不下去，找到公社最后一个“下楼”的领导党委刘书记，说：“李自森的进步问题直接影响着林场那一大片成分不好的场员的思想。”在刘书记的过问下，又过了两个月，到9月12日，公社团委才批准我入团。我终于完成了脱胎换骨的第一步。我既激动又高兴，立即将此好消息写信告诉远在北京的大舅父胡子昂（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很快收到了大舅父的亲笔回信。老人家在信中说：“我们祝贺你到山区一年来的劳动锻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充分说明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没有办法选择，但每个人的前途是完全可以由自己选择的……先后八次申请入团，不怕丢面子，不怕碰钉子，一心向党，接受一次又一次的考验，这更算得一项值得称许的过硬本领。但是必须看到，入团是开始靠拢党，接受党的领导的万里长征第一步……一直到申请批准入党，一直到入党以后，不骄不躁，永远作一个党的忠实儿子。”舅父的教诲有如指路明灯，我进一步看准了前进的方向，随即向公社党委交了入党申请书。
1965年的春夏之交，鹰嘴岩下早已是一片苍翠，希望的田野上，麦浪滚滚，金黄连着金黄。间种的玉米苗长势可爱，青菜萝卜郁郁葱葱，丰收在望。小鸟叫个不停，场员们歌声嘹亮。
在阵阵欢迎声中，新一批重庆知青来到了咱林场。我们的队伍壮大了，达到了38人。公社又派了一位曾担任大队会计的年轻干部来林场任场长、团支部书记，老场长改任指导员。林场成立了团支部，设立了农业组、林业组、畜牧组、副业组、后勤组。组织机构日渐完善，生产经营逐步走上正轨。
我负责部分副业组的工作。我先是带领邓光军、张延统两名新团员赴大队碗厂学做碗，不到两个月，林场又抽我带领王小林、杜光明、安定、黄昌政到深山老林的“老洼沟”利用大办钢铁时留下的废煤井办煤厂。“老洼沟”真像电影《林海雪原》中的“夹皮沟”，离林场、离公社、离万家坝都有十多里，周围极少人家。白手起家办煤厂之难，可想而知。我们聘来了厂长，招聘了工人，大家齐心协力搭建茅棚，整理煤井，完善设施，很快投入了生产经营。我做煤厂会计，卖煤，其余几位场员下井拖煤。
煤厂是“原始人”的部落，一群“原始人”在这里淘金。每天，几个全裸的男人围着火炉穿脱，换上窑衣窑裤，包条头布，头上插个桐油壶点火照明，下井。钻过几千米高不过80公分的巷道进入工作面，挖煤，拖煤。下班出来赤条条地洗澡，吃饭，有时是一丝不挂吃了饭才洗澡。知青们也是一样，经常是一脸黝黑，只见两只眼睛在动。日子一久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日复一日的工作是：生火，做饭，烧洗澡水，过秤，记工，卖煤，收款，记账，发工资。
三十来个平方的煤坝子有时要堆几万斤煤，还得将出班煤一铲铲甩到几米高的煤堆上。
我常常从早干到半夜。偶尔，因运煤工排班排不过来，我还得下井去拖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