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最足养福。
译文
“智、仁、勇”三项通透的德行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往今来，豪杰志士、才能特出之人都被称为英雄，英也就是明的意思。所谓明有两个方面，他人只看到近前的事物，我则可见更深远的事物，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显眼的东西，我则可看见细微的东西，叫精明。这里所说的高明，好比身处一室之中，人们只能看近处的景物，若登上高楼看得就远了，再如登上高山所见的就更远了。而精明，就如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照它，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又如满是粗糠的糙米，捣两遍就可除去粗糠，捣上三遍四遍，就精细白净到极点了。
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资质，精明则全赖于后天钻研学问的程度。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身居高位，天赋姿质都不算很高明，全靠勤学好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买显微镜，可深知极细微方面。好学如同捣熟透了的米，可去粗取精。总之，必须心中了如指掌，而后才可口中说出自己决断。对事物能了解明白再做决断，就叫英断。稀里糊涂就做决断，称之为武断。
武断自身的一些事，产生的危害还不大；武断他人的事情，因此招致的怨恨就很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下决断，才足以保住福分。
原文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译文
至于要担当大事，全要在“明”“强”两个字上下功夫，《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之方面，主要归结为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坚强的变坚强。天下的事，没有志气就不能发起去做，不坚定就做不成功，即使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四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合乎我意。自古豪杰之士都以拥有这四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别人，也说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的气概。只是数万人被困在坚固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消磨锐气。老弟能够保持数万人的刚猛士气，长时间不至于消靡折损，这是你的过人之处，更应在此下功夫呀。
原文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迎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译文
凡是国家强盛的，必须得到众多贤臣的辅佐；家庭强盛的，必须多出贤良孝义的子弟。这关系到天命，不全由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强胜，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够集思广义，使自己慷慨自得，和曾子自我反省而屈伸有度是等同的，只有亲身实践由曾子、孟子的经验和孔子告诉仲由强胜的道理，自身的强胜才可保持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胜，则有因为强胜而迅速兴旺，也有因强胜而彻底惨败。古时人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之流，他们的智力都卓绝一世，而他们灾祸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人如陆、何、肃、陈也都自知自家胆力超群，却都不能保持强势到最后。所以我们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时，求得强胜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更大的强胜就不好。福气和利益在外，个人如果专门在胜人之处逞强，那么是否真能强到底，还是不能强到最后，都不能预料。即使终身强横乡里安稳度日，这也是有道德的君子们不屑提起的。
曾氏体悟
曾国藩一生刚强，坚而不脆，以为古来豪杰以“难禁风浪”四字为大忌。他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又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受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他上承家训，进而总结了自己的经历，深刻地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他甚至“尝自称欲著《挺经》，说他刚毅”。这种倔强的性格，使曾国藩虽屡次踬跌，却依然充满刚毅，勇往直前。
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他作一联以自箴：“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正是他这种倔强性格的写照。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自胜，也得克己，所以，刚强也是一种克己之学。克己，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下手，即“刚柔互用”，不可偏废。曾国藩说：“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并非就是暴虐，强矫而已；柔并非卑弱，谦退而已。”
为使“刚”得恰到好处，“柔”得也恰到好处，曾国藩强调刚柔均须建立在“明”的基础之上。他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致书诸弟说：“‘强’字原是美德，我以前寄信也说‘明强’二字断不可少。第一，‘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用后果证明它，又重新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这就是京师说的瞎闹。我也并非不要强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见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轻于一发耳。”又说，“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不明而强，于己则偏执任性，迷途难返，于人则滥用权威，逞势恃力，终归都是害人害己。什么是“明”？就是要明于事，明于理，明于人，明于己。欲强，必须明；欲柔，同样必须明。否则，虽欲强而不能强到恰当处，虽欲柔而不能柔到恰当处。一味刚强，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一味柔弱，遇事虑而不决，决而不行，待人则有理不争，争而不力，也是不能成功立业的。
所以，曾国藩认为，“强”有两种：“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大概能持久恒常。”《孟子?公孙丑上》载：“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怕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曾国藩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自反而缩”的“强”。孔颖达注：“缩，直也。”指正确的道理。反躬自问，为维护正确的道理而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的“强”。故曾国藩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味逞强，终必败露；炼就意志刚强不拔，就可能有所成就。
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他向清廷伸手要权、拒绝鲍超北上勤王，便是《挺经》明强法中最显著的事例。
人生智慧
做官讲求明强，能处理很多麻烦事。
所以做官讲明强，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因此，“明强”之法，仍讲究修炼自己，尤其在遇到困难时，要能够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决不求一时之功，决不轻举妄动。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是明智之举了。
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人为地推入到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最终会失败。
然而如果一个人在自修处求强呢？此时你追求的不再是对他人的优越，而是自我超越，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的矛盾，因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强烈地征服自我，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光大，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进。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美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