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富人正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蔚蓝的天空，暖洋洋的阳光以及细滑的沙滩，都让他心旷神怡，他很享受财富带给他的精神愉悦。这时，他身边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流浪汉。富人对流浪汉说，“年轻人，应该去外面的世界努力和奋斗！”年轻的流浪汉反问，“我为什么要去努力奋斗？”富人说，“只有通过不断地拼搏，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年轻的流浪汉又反问，“获得更多的财富又是为了什么？”富人说，“只有获得更多的财富，你才有资格到海边度假，并享受这里的阳光和海滩”。流浪汉指指自己反问道，“那么，你认为我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当我们用线性逻辑来思考问题时，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财富指数是与幸福指数正相关的。经济越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越雄厚，人民就越幸福。但事实上，幸福并没有与财富捆绑在一起。财富越多，幸福也不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敲你的门。
那么，经济增长到底重不重要，它是否会影响人们的幸福？GDP当然重要，它是影响一个国家人民幸福的关键因素。
故事，永远都只是故事。年轻的流浪汉固然像富人一样能够享受阳光和海滩，但他遭遇的烦恼可能也会多。当他为疾病所折磨求医无门时，饥寒交迫却被四处驱逐时，想看一份报纸却掏不出一个铜板时……辛酸、无奈和凄凉往往比幸福的感觉蹦出来的速度要快得多。
失业往往能直观地反映经济增长对人们幸福指数的影响。一旦经济发展滞后或者出现萧条，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失业率也会应声上扬。
尽管宏观经济学创造了自愿失业的概念，其认为一个人觉得工作所得和负担不如失业时获得的福利和休息时，可以选择自愿失业。但是，大部分失业还是非自愿的，它会严重影响失业者的幸福指数，失业者会产生焦虑、压抑、自卑等负面情绪，自杀率和死亡率升高。对于一个人，能赚多少钱固然重要，但能否持续获得财富更重要。连饭碗都没有了，谁会因为失业而欢呼雀跃呢？
经济越发展，国家财富越多，对于居民来说，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的能力就越高，获得健康和教育的机会就越大，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能得到提高。因而，单就幸福而言，GDP增长也是好事。
但是，财富增长并不是提高幸福指数的唯一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财富增长由于种种原因，还会影响人们的幸福。
首先，财富与幸福的相关关系会出现边际递减效应。
我们往往会问，富足的国家会不会比贫困的国家更幸福？收入的增加是否能无限提高幸福水平？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数据和经验证明，生活富足的国家的确会比贫穷的国家更容易产生幸福感。一个被贫穷折磨、连饭都吃不饱、疾病和瘟疫横行的国家，哪还有精力奢谈幸福？但是，财富对幸福的提高是边际递减的。当你一贫如洗，你一个月的工资多了几十元钱，一周多吃几次肉就很幸福了。当你解决温饱问题了，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子或者一辆车，你也能轻易抓住幸福。然而，当你年薪百万，你的房子由100平方米换成200平方米，你的车由富康换成宝马时，你觉得也不过尔尔，幸福开始停滞，甚至止步不前了。
其次，财富增长在国家与凡民，以及凡民之间的不平衡性，会剥夺财富获得相对较少者的幸福感。财富持续增长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大量的不平等，持续增长的物质财富可能会导致藏富于国，或藏富于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现象。大部分人只沦落为经济繁荣的旁观者，这不是一个令他们愉快的角色。更能损害人们幸福的是，不均衡的财富在代际间传承。
国富民穷的格局，其本质在于国家财政“取之于民易，用之于民难”。在中国，税收增长呈现井喷式发展，甚至比经济增长还要快，这是“取之于民易”，即人们创造的财富有相当大一部分进入国家的腰包。国家“取之于民”是代人民保管，不管是用于军事、政治、教育还是社会保障，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但由于制度、权力寻租等原因，“用之于民”要困难得多，不少“取之于民”的费用并没有用到点子上，甚至被旁人占有。
一个人尤其是富人收入增加过快，消费过度铺张，往往会降低其他人的快乐水平，从而产生负外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征税尤其是对富人征税，不但可以调节贫富差距，还能纠正穷人较低的快乐指数。
最后，财富增长并不是影响幸福指数的唯一因素。
亚当·斯密认为，社会的和谐与人类福祉的提升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核心价值，而财富的增加只是提高人类福祉的手段。除了财富，影响人们幸福指数的因素还有很多，如信仰、婚姻、社会关系等……
信仰与幸福之间的积极关系不言而喻，有信仰的人更容易快乐。信仰有可能是宗教信仰，也有可能是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佛教、道教和印度教强调知足常乐，基督教主张节制和救赎。宗教信仰会提高一个人的福祉感受，为人类行为提供“解释性框架”，为人类的行为和生活提供目标和意义。宗教信仰者，很少任由自己的欲望四处蔓延，对于酗酒、吸烟等也有良好的制约。
人类的群居性，决定了人们在良好的社会关系中也会获得较多的幸福感。拥有长久融洽的婚姻和家庭关系，会给人带来较大的幸福感。
如果一味追求财富增长，人们很有可能陷入唯钱是图的误区，人文精神、信仰纷纷落马。系财富增长于一身，幸福将会变得异常脆弱。穷人因勤劳而不富有，而陷入不快乐；富人虽然获得了财富，但财富逐步递减，幸福变得无处安放。
我们离不开GDP，但GDP需走下神坛。单纯的GDP主义，往往会把我们从财富匮乏的尴尬拖入幸福无处寄托的迷茫。
文化救赎： 幸福安全着陆的解方
“人应该怎么活着”，当我们从物质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徘徊多年后又回到精神层面。该到了关注幸福的时刻了。
穆勒问，你要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快乐的猪”？大多数人，既做不了“痛苦的苏格拉底”，也做不了“快乐的猪”，总是在两者之间徘徊。毋庸置疑的是，幸福，一直是我们寻找的目标。
幸福，是一个广阔、抽象，具有历史感、哲学感、心理感的话题。在中国这片热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民族，该通过什么维系自己的幸福？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维系其生存的纽带。犹太人以令人胆战心惊的仇恨，维系这个曾经屡次在历史上被追逐和践踏的民族：
为什么不能仇恨？犹太人的反驳理直气壮，“一个被逼得逃离了自己家园数千年，一个被逼得操贱业、受人宰割而只能忍辱偷生以苟延残喘，一个世世代代浪迹天涯、深味做人不易和世态炎凉的民族，为什么没有怀恨的权利？”一种情绪，一种不理性甚至极端的负面情绪，也能维系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直至站在世界顶端扬眉吐气。
1868年，《北华捷报》就提出质疑，“什么是保持中华帝国完整的力量？……每年都预期它会灭亡……然而，在麦基洗德（《旧约》中的人物）的时代就充满活力的帝国还可以比所有成长中的年轻国家存活得要久，并且当所有的欧洲之国和君权被打倒摧毁时，她仍然保持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力。目前，什么是在那个地方把广大不调和的领地结合于一体的纽带呢”？
是文化。
一旦文化崩溃，一切将万劫不复。金融危机之败，很大部分败于贪婪无度的文化上。
佛学禅语曰，“昨日之因，今日之果；今日之因，明日之果”。很多人把2008年这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归结为次贷产品，但真正隐藏在危机背后的还是没有节制的消费文化和掠财文化。泡沫膨胀、投机和欺诈成为市场上的家常便饭。其实，很多人心知肚明，提供次贷的人知道他们玩的是过火的游戏，购买次贷的人也知道自己在投机，但是并没有一个说实话的小孩跳出来说“皇帝的新衣就是没穿衣服”。人人都想从其中得到好处，都抱有侥幸心理，认为灾难不会那么凑巧就降临到自己头上。然而，随着泡沫越来越大，一旦市场难以承受出现漏洞时，幻灭的情绪也会随着降临。当这种消极的情绪猛然跌入一个被过度乐观和过度买入充斥的市场时，它必然会形成一种过于突然的破坏力。
正如凯恩斯所言，“疑虑一旦出现，就会迅速蔓延……当一国的基本成为一个赌场活动的副产品时，这个工作就可能做得很糟糕”。每一个曾经在这场资本游戏中狂欢的人，最终在资本泡沫中沦陷得灰头土脸。全球性“冬天”到来，物欲下的全球灾民，被经济飓风席卷到十字路口。
贪婪至上文化所绑架的世界秩序已经被这场危机肢解的体无完肤。幸运的是，完全西化的旧秩序并没有在中国站稳脚跟。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急转直下，世界经济集体噤声，尤其是对高速增长这样的敏感字眼更是退避三尺。中国实现了GDP高速增长，令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还有人把中国比作“救世主”和“功夫熊猫”，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力量。
中国能够在世界经济中独善其身，很大部分在于其节制的文化。
西方世界对财富的追逐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敛财的欲望让无数投资者绞尽脑汁，当从富人身上榨不出油时，就转向穷人，他们榨钱的对象呈金字塔式分布--从富豪，到中产阶层，再到穷人。但是，中国的房地产业并没有出现此类全民无节制狂欢的局面。
1997年金融危机后，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稳健的经济政策是促进中国经济繁荣的助推器。而中国经济出现种种过热现象时，就需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一旦在该紧的时候松，则会酿成火上浇油的负面效应。
2007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正式宣布货币政策由“稳健”改为“从紧”，这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银根紧缩时代。时隔10年，在经济升温出现危险信号、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大批热钱风起云涌时，中国政府不得不祭出从紧货币政策这把利剑。
中国政府谨慎稳健的政策，恰恰反映了中国“过犹不及”的文化。我们应该庆幸，文化仍占有一席之地。
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们从“穷得不行”，到“累得不行”，现在是“烦”得不行。唯有文化，才是治疗当下“金钱症”、“财富症”的良药。
文化，能让你克制欲望，从无限膨胀的拜金主义中找到约束和信仰；文化，也能让我们这个国家懂得厚德载物，给勤劳、善良、勇敢的中国人创造更为良好的创富环境，逐渐消除鸿沟渐大的相对被剥夺感；文化，能让我们的政府实施更加稳健并有利于民生的政策，而不是单纯的权力博弈……
今天，文化，这个最擅长从记忆中无声渗透到现实角落的抽象体，出现碎片化与断裂，对财富的崇拜则如疯狂的野草铺满传统文化撤退的区域，绑架着人们的幸福指数。如果任由岁月流转，吞噬那些曾经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信念的有意义的符号储备，我们终将一无所有。
人类的遗产被一件一件交出去，我们不能再听之任之。
首先，对财富的过度膨胀的欲望，正一步步撑大承载传统文化的指缝，传统文化慢慢从其间滑落。以教育、宣传等种种方式保持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特质，如勤劳、勇敢等继承性与传递性。
其次，重拾个体性。商品化的社会，塑造着形色各异的人，却塑造出千篇一律的面孔，行色匆匆，漠视他人存在。本雅明谈到，“商店的顾客便是他们的模式，这些人各怀着自己的利欲云集市场，环绕他们的‘共同目标’。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人群只是一种数字的存在”。［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 逃离格式化的生活状态，每个人合理地展现自己的经验、知识以及理性，保持家庭和感情作为维系和谐关系的纽带作用。
再者，构建信仰体系。信仰能够将人有价值地整合，这是个人追求的目标，更是与未来发展的关系。信仰不一定是宗教，也不一定是铁板一块的集体主义，是允许各异的意识形态，它能构建抵制拜金主义的城池，增加幸福的砝码。
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说道，“文明就像是一条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奋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创作雕塑”。这样的日子，多么美好！
我们的尊严和幸福，在单调、缺乏活力的城市中会孕育自我毁灭的种子，在一个通过精神连接起来的社会文化网络中，尊严和幸福能茁壮成长，并枝繁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