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1年，我在旧金山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
每一次将要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时，我都有奇怪的预感，并为之深感不安。七八月的旧金山，雾气迷蒙，寂冷清寒。我开始仔细研读《圣经》。耶稣说，放下你的包袱，跟我走吧。这句话使我深深感动。我最终没能成为一名虔信的基督徒，却无意间成为一个宗教网站的常客，每天登录几小时，追踪或参与各种闹哄哄的辩论，以此打发无聊和清闲。
8月的最后两个星期，我订了机票，处理了多余的东西。对于未来的生活，我不再感到困惑。跟随基督，或者谦恭地告别，转而追寻另外一些无法解释清楚的东西。
我仍旧是那个宗教网站的追随者。有那么十几个名字总是出现，在各种话题后面都有他们的跟帖和发言，观点和姿态非常相似，总是那么高亢，甚至略有一点强加于人的热情。
我很快意识到他（她）们全都是美国人。对此，我不感到意外。自我感觉超级良好，是他们信仰基督、跟随基督的主要表征。在他们眼里，披着大白袍子的我主耶稣，像一位满面红光、肌肉发达、充满青春魅力的球队教练。
有一回，该网站蹦出一条与宗教信仰全无关联的帖子，题目是“一百条理由：为何绝不能娶美国女人做太太”，作者也是一个美国男人。这帖子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长达100多页的争论，包括凶毒的咒骂和婉转的赞许。很显然，一句不够绅士的大实话，摸着了极少有人愿意公开承认的某个集体痛点。
有一位美国女网友，据她自己说是去俄罗斯传教，兼做NGO（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她网名叫“苏卡”，在俄语里，这个词是“凶婊子”的意思，一句不好听的粗话。她既然在俄罗斯做宗教和社会工作，怎么没听过或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呢？
我和尤莉亚相识的缘分，像一个低俗的笑话。“苏卡”每天上网出洋相而不自知。给她婉转暗示和善意调侃的，有我本人，还有另一位新来的小女孩——尤莉亚。提醒无效，我们便一起看她笑话了。
两个陌生人之间，有时会因为第三个人的丑态或不幸，而建立奇妙的共识和默契。我和尤莉亚就此相识，并维持了将近10年的美好情谊，直到今天。
二
和尤莉亚头一回见面，在第二年的4月初，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地铁站外边。傍晚5点，天空已经乌黑。她从我身后钻出，戴一顶灰绒红军帽。我对她的第一个恐怖印象，是一起横穿马路。她在无指示灯的区域挺胸而行，全然不理会呼啸而来的车辆，还指责我畏缩胆怯，挠着我冒汗的手心哈哈大笑，像个有今天没明天的亡命之徒。
尤莉亚给我看孩童时代的照片。父亲，母亲，和她。但这个家庭早已是过去时态。1992年，尤莉亚8岁。父亲对母亲说：臭娘们儿，你滚吧。母亲是中学老师，现在回到老家边远小城，无业，酗酒，领微薄的低保救济。父亲从事数种生意，均告失败。尤莉亚是独女，跟父亲过。从13岁开始，她便频繁离家出走。自然是交了坏朋友，喝酒吸毒，还有男人。
我请她吃饭，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那个餐馆，藏在卢比扬卡附近好几层幽深黑暗的墙院后面。里边宽敞，老旧，明亮，所有的服务员看着都像有60岁以上。那天晚上，只有我和尤莉亚两个客人。我看着高大的窗框，褪色的窗帘，想象15年前，成群结队的克格勃低级职员，还有叽叽喳喳的女秘书们，或许就坐在这间空旷而肃穆的大屋子里用餐。他们轻声低语的回音，还有刀叉触碰杯盘发出清脆的声响。
两年前，尤莉亚认识了一群美国基督徒。从此，她被邀请参加聚会、合唱，还有英语补习，后来便有了去美国学习的机会。不是正规大学，只是中西部小教会办的一所寄宿学校。住在里面的孩子，从日常生活到社交往来，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两性绝对隔离。每天数次祈祷，诵读《圣经》。我第一次听说，在现今的美国还有那样的地方。
为何不继续学习，或者想其他办法留在美国呢？我问她这个最简单、最实际的问题。尤莉亚给不出清晰的答案。她感到迷茫，犹豫不决。显然，她对美国倒了胃口。是因为那所寄宿学校，还是小镇上的基督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说不清楚。其实我的状况比她好不到哪儿去。原因何在？抛开学究气的废话，实在地讲，我也很难说清。无论如何，在我和这个身世坎坷、岁数小了许多的问题女孩之间，有各种微妙而难以言表的隐秘共识。或许，在一个过分奖赏快乐并且蔑视不快乐的大时代，我们都背负着难以克服的个人残缺。
顺着莫斯科河，踩着开始融化的积雪，我们遛到半夜。分手时，尤莉亚郑重邀请我参加十天后的一个聚会。去看热闹，尤莉亚满脸坏笑：看美国佬出洋相呗！
三
那次聚会的地点，在价位中档的乌克兰酒店会展大厅。严格地说，我们不是受邀请的客人，更没有权利参与聚会所涉及的任何正式社交，名副其实是混进去看热闹的。
主办者是一家国际婚介公司，主题直截了当：美国男人结识俄罗斯女人。据说，为了参加为时两周的国际寻偶之行，每人需缴纳不低于1万美元的基本费用，包括食宿、机票、几次大的集体社交会面，等等。也有额外的服务，比如，客人单独与某位女郎约会，倘若语言不通，可配备翻译全程协助。在三人约会的特殊情况下，费用则有适当追加。
大厅装点得喜气洋洋，喇叭里播放着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纽约老歌。一大群美国男性已先行就座，或者聚集在酒吧边上闲谈。我瞥了他们两眼，中老年居多，秃头和发福的居多，绝大多数是白人。但我不敢多看，已经感到尖利的目光朝我刺来，毫不掩饰的敌意使我耳根发凉。更多的眼光赤裸裸地跟随着我身边的尤莉亚。大约10分钟后，大门敞开，姑娘们鱼贯而入，紧张气氛顿时弥散。
屋子越来越满。可以感觉出来，女性的数量超过男性不止一倍。我原先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个产业，没想到如此集约化、规模化、流水化作业。参加聚会的俄罗斯女人大体显得文静，有些教养。相比之下，假如一个美国男人不是华尔街交易员，或迪士尼公司的专聘律师，不如花这一两万美元，没准儿能找到如花似玉而且听话的俄罗斯姑娘——至少在她取得绿卡之前。
我第一次踏入美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唱得最熟的美国歌，是鲍勃·迪伦、西蒙和加方克的。屋里这些过分迫切的老男人，该是那些美妙歌曲的同代人？在一张张臃肿拘束的面孔上，丝毫看不出浪漫时代留下的痕迹，与好莱坞电影刻画的标准美国男性更是相去甚远。在那个奇怪的夜晚，我意识到，我的青春，已留在了那曾经热爱过的彼岸。晚会结束。尤莉亚差我买酒。出来时，因为地板打了厚厚的蜡，我滑倒在电梯前面，闹了个仰八叉。三瓶红酒碎了两瓶。我衬衫上沾了红色的液体，裤子湿透。摇摇摆摆走出来的美国男人，一致为我欢呼鼓掌。尤莉亚把我扶起来，我们相互偎依着，把剩下的那瓶酒，一口口喝完。
四
后来我去欧洲游历，告别了尤莉亚和莫斯科。她考上了莫斯科郊区一所普通大学的心理学系。每天上课下课，搭地铁4个钟头，还要打工。她找了个小男朋友，是个学计算机的俄罗斯男孩，非常善良。
我知道尤莉亚总出现各种小危机，抑郁症、厌食症，进过几次医院，包括精神病院。有一回，我请尤莉亚到布拉格玩。半夜三更，她忽然闹起来，和我大吵一架。清晨，我看见她坐在洗手间里，脸色苍白，地上有鲜血。她的手腕上，有一条幸好不太深的伤痕。
我是中国男人，她是俄罗斯女孩；面对着大写的“欧洲”或者“西方”，我们共同拥有一份羞于承认的自卑和渴望。不过，这种纤细的共同性，可能仅存在于一个有限的时空。对她而言，布拉格或者都算不上“西方”。那种拉丁化的斯拉夫语文，憋了三五天后，她能看懂一大半。幽静古朴的中欧式小街道，与粗犷蛮横的莫斯科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尤莉亚能够捕捉到甚至读懂，那些成功“脱俄入欧”或“脱东入西”的捷克人，眉宇体态眼神中不经意流露出的、藏在种族基因里的微妙信息。而我不能。
有一回兴起，一道去参观纪念“天鹅绒革命”的博物馆。可想而知，那些同过去相联系的符号标志，诸如列宁雕像、苏联军服之类，被展示为丑陋邪恶的象征。出来之后，尤莉亚情绪很糟糕。她从未听说过“七七宪章”，戈尔巴乔夫上任那年，她刚出生。她从小爱听的是美国“朋克”摇滚乐。博物馆外面，是昔日的文切斯拉夫广场。四面满是熙熙攘攘的游客，还有艳俗昂贵的商店。色迷迷的意大利老男人和满口酒气的英国球迷，朝尤莉亚吹响口哨。说句不好意思的实话，假如我在随便哪个欧洲城市也招来这么火热而且频繁的目光，再深再重的情结或痛苦记忆，也早抛到了九霄云外。但她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沉湎于无从排解的沮丧与哀伤。
在那一刻，我重新发现了我们之间不可切断的某种联系。不是吃意大利老男人的醋，更不是怀念《莫斯科—北京》那首难听的老歌。只是当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匆匆赶往一场盛宴时，发现它已经散场。门卫仍然态度高傲，发给我们准入的名牌——她的写着“漂亮待嫁穷困俄罗斯妞”，我的写着“崛起中国流窜小商人”。我们都不喜欢分派给自己的角色，而我们原先的自卑感在迅速地消失，曾有过的真诚希望，亦同时烟消云散。
最后一次见到尤莉亚，她已大学毕业，结了婚，戒了烟酒，面色红润，还做过整容手术。可是她告诉我，不想在俄罗斯待了，想再来美国。她说，在俄罗斯，一切已尘埃落定。钱都分光了，抢完了；人心也冷透了，僵透了；也不再学美国、学西方了，以后就这么一直下去了。我说，我明白她的意思。我愿意帮她。
临别，她送给我两样礼物：一本俄罗斯传教士写的《美国的没落》和两张磁盘。那书我翻了，无非是讲国际金融寡头、犹太阴谋，还有险恶的国际势力如何在一个世纪内两次毁灭俄罗斯文明——第一次左翼革命，第二次右翼革命。语言拙劣，立论武断。
磁盘中的诗歌则不同。朗诵者声音浑厚，沙哑，悲怆。多数是叶赛宁的诗，我听了好几遍，几乎重新相信，真正优美语言的复苏，足以战胜任何一种席卷全球的谎言。第二个磁盘上，只有一首布洛克，标题是“我们——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