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纪芬一生活了八十多岁，不管是做官太太还是民族资本家的夫人，在家中有钱、富裕了之后，她也一直没有丢掉勤俭持家、廉朴处世的家风。在她的晚年，针对社会上奢侈之风盛行的状况，特意在病中口述由儿子聂其杰撰录成《廉俭救国说》一文以醒世人。在该文中，她首先指出，历观数千年治乱盛衰的实际事例，都是与一时风尚的奢侈或俭朴成正比。一般说来，社会如果竞相奢侈，那么就是人们纵欲肆志的具体表现曰如果大家都谨守俭朴的风俗，那么就是克己复礼的具体表现。总之，放纵欲望杀机就会萌动，而大乱就会到来，崇尚礼义就会产生兴旺的景象。紧接着，她以古今中外的事例详细论证了这个问题。她经过对中西观念、风俗、生活方式等的对比之后，认为“中国立国之精神，与民族之个性不一端，而其特点实唯俭德，中国政教之根本在德礼，而德礼亦以俭为归。”她反对国人仿效西方国家少数贵族豪商们日掷千金的做法，并以大量事实说明西方那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并不崇尚奢侈，反而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诸如“再造意大利之加富尔，以身许国，立志不娶，以成大业”；德国总理布鲁宁“独身不娶，所得月俸，除食用外，尽还国库，不蓄私财，故德人虽处极困苦之境，犹能与政府合作；俄国的史丹林渊斯大林），“能使国人耐苦力作，以成其五年计划而人乐从，以其能自俭苦，与众无异，而忠实为人所信故也”曰西方大思想家卢梭、托尔斯泰、马克斯(马克思）、苦鲁巴金等人“皆能屏斥物质之享用，而自甘于俭苦淡泊之生活”；大科学家爱迪生，“饮食起居，皆在试验室中，盖于世俗之欲乐无所好也”曰爱因斯坦“朴拙淡泊，无利欲心”，有一家影戏公司以二十万美金的报酬请他登台演说一次，被他谢绝，他的理由很简单：“盖谓学问非为金钱也。”她从这些人的表现中做出结论：“其学术事业之成就，初非企图肉体之享用，故不得谓有欲望而后有发明也。”她认为，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二十年间各派政治、军事势力之间你争我夺，祸因就在于“欲望”二字作怪。有了私人欲望，就必定要侵夺他人利益；有了私人欲望就必定要大肆挥霍钱财，置礼义廉耻而不顾。她觉得，要扭转这种不正常的社会风气，“女子左右风尚之力，较男子尤大，其责任亦更重”。从而，她殷切期望中国妇女界能够自然地形成一种“妻励其夫，母诫其子，姊妹劝其兄弟”的良好风尚。都能做到“牺牲个人之欲望，群策群力，以廉救国，以俭拯民，以不欺安群而和众”。坚持五年时间，就能扭转社会风气，消除内争，巩固国防，免除列强的侵掠。应当说，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学术论文，不仅有理有据，见解深刻，而且亲切感人，很有说服力、吸引力。作为一位旧式家庭出身的女性，曾纪芬能具有如此眼力、学识，诚属难能可贵。
在晚年，曾纪芬闲居上海期间，因受到信奉基督教的内侄曾广钟的影响而“深为开悟”，遂立“服膺之志”。1918年初，她以“年逾花甲，子孙成立，家事冗繁，难于照管”为由，将往年聂亦峰所遗田产及聂缉槩“历年储积家资房地股票现金”作为“十成处分”，遵照“《圣经》逢一献十规律，提出一成，作为慈善经费，日后永远不得处分”，每年所收入“子金作教会以及各公益水旱灾疫捐款”。又将上海培开尔路地亩尽数捐出，由工部局开办“聂中丞公学”，培养新式人才。其乐善好施的精神，受到时人交口称誉，同时也影响到曾氏家族的子孙后代。
聂缉槩既能做官又能经商，经商更优于做官，从参与洋务运动积累经验而成为近代中国着名民族资本家。
聂缉槩（1855-1911年）字仲芳，湖南衡山县东乡（今属衡东县）人。其父聂亦峰是咸丰年间进士出身，先后做过知县、知府、补用道员之类的官，1874年病逝。其母张氏祖籍湖南安乡，祖父死于锦州官任后，举家侨居京城，因此她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张氏自幼聪明伶俐，操持家务，酬应宾客。都能对付自如。“作男子装，豪迈倜傥，无闺阁态。”她与其夫结为百年之好，颇有传奇色彩。聂亦峰初次应试京师不第，碰巧元配夫人甘氏逝世，“求主中馈者，媒妁以太夫人生庚进”。聂亦峰没有在意，嘱托其兄将帖子退还，但他的哥哥把此事遗忘了，没有及时送还帖子。聂亦峰见事已如此，遂决定与张氏成婚。没想到成婚之后，张氏一手主持家务，除去了内顾之忧，使得他能一心钻研举业，终于1853年中进士。聂缉槩在父母的严格教导之下读书做人同时并进，虽未在科举道路上取得显赫功名，但才识出众，人品极好。他与曾纪芬结婚一年后，添了一个儿子，但因无固定收入，家中经济颇拮据。当时，刘长佑担任云贵总督，聂缉槩被刘委任为云南捐局帮办一职，月薪五十金。半年后，聂被委任为该局总办。1881年，因姐夫陈鸿志奉委办理江宁筹防局事宜，聂缉槩随而赴江宁，任帮办营务处差事，受到左宗棠的多方关照，于次年派任为上海制造局会办。1883年，曾国荃调任两江总督。因能公忠办事，悉心经画，使局务大有起色，由上海道邵友濂力举其功，曾国荃据实奏保聂为上海制造局总办。1886年，捐纳道员由曾国荃奏准留江苏补用，并交军机处存记。得保后按例赴京引见，离别京城赴宁时，曾纪泽为之手画朝日江山手纨扇说：“朝暾出海月斜初，五色烟云饰太虚。凭我丹青摹造化，祝君绯紫启权舆。阳关四句唱三叠，天保六章图九如。诗画送君情趣永，携归兼代大雷书。”对他前程的期望之情，跃然于字里行间。1890年，聂缉槩由曾国荃荐举继龚照瑗之后任苏松太道。此时，上海筹办官商合办华新纺织新局，聂以苏松太道兼理筹办事宜，本人投资拥有股票四百五十股，合银五万四千两，占整个股权的十分之一。1891年，华新纺织新局正式开工生产，经营情况一度较好。是年，安徽芜湖发生教案，当地未能了结，聂缉槩奉刘坤一之命与法国驻沪总领事华格臬在上海“妥为筹商”善后事宜。聂为了早曰平息民教纠纷，竟然表示同意法国传教士提出的为重修教堂划定芜湖着名风景区八角亭一带为其所有的无理要求，后在芜湖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才改为赔偿法国十三万两白银了事。1894年至1903年，聂缉楽官运亨通，先后升任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安徽巡抚、浙江巡抚等要职。1905年，因浙江铜元局舞弊案受牵连被革职。其原委是，浙江铜元局原总办刘更新办事无能，聂缉槩将其撤换，改任朱幼鸿为总办。朱到任后善于经营，使得浙江铜元局盈利十余万，按例应交一部分给巡抚衙门，但聂缉槩将这笔款项尽悉留做出洋留学生之经费及练兵处经费之用。这就引起了贪官污吏的不满，联名奏参聂有肥私行径。清政府命福州将军查复，虽无肥私证据，但以听信属员罪名将聂开缺。在这十多年时间里，不管地位如何升降，聂缉槩始终没有放弃对所办企业的经营管理。
1904年，聂缉槩通过内账房汤癸生组织复泰公司承租华新纺织新局，并陆续收买该局股票达三分之二，由其子聂其杰任经理主持一切。与此同时，他还着手在洞庭湖区领垦湖田。先在南洲淤田领得四万余亩，后又陆续收买邻近刘公垸等土地，建立种福垸，东西长达八公里，南北宽五公里，总面积达五万多亩。随后逐步设置管理机构，并置保警队。地租以稻谷为主，租率一般为年产量的二分之一，押租除外，每年可收租谷五六万石，收棉花一万五千斤左右。在长沙专设有协丰粮栈，为囤积和销售粮棉处所。在上海的华新纺织局也因经营得法，连年盈利。1908年，复泰与华新租约期满，聂缉槩凭借其雄厚的资本，以三十二万两银子将华新纺织新局买下，将其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独资经营，仍由聂其杰主持一切厂务。初期工人一千名左右，大多是女工，也有少量童工。1911年初聂缉楽病故后，恒丰纺织新局仍由聂家经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盈利尤多，从中不断扩充设备，至1919年资本达到九十万两。1920年，其子聂其杰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聂氏家族在上海工商业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八曾纪官和他的夫人刘鉴
曾纪官与刘鉴同为官宦世家子女，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熏染陶冶；知书达理、聪慧贤淑的刘鉴全力支持丈夫锐意功名，可惜曾纪官英年早逝。
曾纪官（1852-1881年），字剑农，号郯卿，又字愚卿，又号思臣，曾国荃次子。清县学优廪生，正一品荫生，户部员外郎云南司兼广东司行走，钦加三品衔。死后被诰授为奉直大夫、通议大夫，赐赠光禄大夫、建威将军。
曾纪官出生于显赫官宦之家，自小在曾氏家规、家训的严格规约之下，言行检点庄重，学习刻苦认真，深得其父曾国荃的疼爱和伯父曾国藩的赞许。大约在1868年，曾纪官年纪轻轻就在湘乡县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取得优廪生资格，曾国藩感到非常高兴院“夜接家书，欣悉纪官侄得取县案首，县令考试甚严，当可免于物议，甚以为慰。吾每虑吾兄弟功名太盛，发泄殆尽。观近年添丁之渐多，子弟之向学，或者祖泽尚厚，方兴未艾，且喜且惴惴也。”也就在这时，曾纪官的原配夫人欧阳氏（笔者按：曾国藩夫人的侄女）因病去世。次年，刘鉴成为曾纪官的继配夫人。
刘鉴（1852-1930年），字惠叔，一字慧卿，长沙人。她的曾祖父刘湘容进士出身，担任过知府一类官职。伯祖父刘校之，亦系进士出身，担任过浙江乡试正考官、贵州学政等职务。祖父刘权之，进士及第，担任过《四库全书目录提要》纂修官、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礼部侍郎、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国史馆和会典馆总裁等要职于。父亲刘若珪，由乡试副榜官员外郎，历任知府等官职，1854年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生长于侯门相府，几代书香门第，刘鉴自幼打下了国学基础，诗词文赋、琴棋书画均有涉及，且小有名气。自与曾纪官结婚后，她不仅在学问上继续下功夫，而且全力支持丈夫锐意科名，夫妻二人词赋唱和，共同营造美好的生活。如在曾纪官北上参加荫生考试时，刘鉴作《外子北上考荫赋比送别》曰：野匣剑囊琴检点宜，今朝真到送行时。情怀漫拟挑潭水，意绪浑如乱茧丝。春草绿波江令赋，云发香雾杜陵诗。破题同是初离别，执手相看泪欲滋。”又作《意有未尽再赋二绝》言：野伯劳东去雁西飞，三晋云山望影微。乍暖还寒时候也，最难将息是添衣。后夜灯前恩若何，浮云落日感人多。分明犹睹车尘影，谁遣春山树绿柯。”为壮士送行，既喜且悲。喜的是应考之人已做好认真准备，有可能一举得名；悲的是心爱的人要作暂时的分离，无法抑制住无限思念之情。在刘鉴多年的关心鼓励之下，曾纪官终于1877年旧历年底获得正一品荫生的功名，以员外郎签分户部云南司兼广东司行走，钦加三品衔。可能是由于用功太勤，锻炼太少的缘故，曾纪官在出仕不到四年就一病不起。刘鉴陪他四处求医，甚至求神拜佛也无济于事。1881年夏，曾纪官因医治无效撒手西去，刘鉴成了年轻寡妇。为了表达对丈夫的深切思念之情，刘鉴特作《元山展暮墓志恸》：“文光寂寂闭幽岭，呼吁无闻泪满襟。恸我三年惟铸恨，悲君一疾竟埋琴。才惊鹦鹉思当日，冢并鸳鸯盼自今。石烂海枯忘不得，竟抛人事委天心。”尽管在丈夫病故三年后刘鉴仍在诗中流露出一片深切思念之情，但人死不能复活，活着的人也不能总是带着对亲人的思念过日子，所以她勇敢地担当起抚教儿孙辈的重任。
刘鉴在督教子孙辈的过程中，编写了独具特色的家教教材，丰富和发展了曾氏家规家训的内涵及方法。
曾纪官病逝时，刘鉴年仅三十岁。女儿曾广墩和曾纪官前妻欧阳氏所生之子曾广江均尚年幼；而曾纪官的哥哥曾纪瑞于1880年去世后，两个儿子曾广汉、曾广河亦年幼无知。曾纪官的父亲曾国荃不仅公务在身，先后担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之要职，而且年老体衰，无暇顾及家政和督教孙辈、曾孙辈的教育培养。这样，曾国荃家族之内务，尤其是子孙后代读书做人的培养造就之重任就自然地落到既有才能又有学识的刘鉴身上。1890年曾国荃去世后，刘鉴更是成为了曾国荃家族四十余年间的核心人物。这个核心地位的体现，主要在于刘鉴不仅是子孙辈读书做人的管理者、督促者和服务者，而且还是子孙辈的直接业师和引路人。在督教儿孙辈的过程中，刘鉴不仅重视为人处世方面的启发培养，而且根据曾氏家规家训主旨，结合时代、社会和家庭实际，编写了家教读物，讲求因材施教的方式方法，从而做到了内涵丰富、方法得当、效果明显这几个方面同时并进。刘鉴在世时，不仅曾国荃一脉后裔几乎个个取得功名，而且在从政治事或处世为人方面都无负于刘鉴的期望。为此，大界曾氏家族在刘鉴六十岁生日之时合赠“传家有训”之匾额以示敬仰钦佩之情。
人们之所以一致认为刘鉴在继承并发展曾氏家训理论和方法上独具特色，就在于她所着家庭识字课本《集字避复》和家庭女性综合教材《曾氏女训》内容独到，实用特色突出。《集字避复》由刘鉴五十岁时所作，初刊于1903年。关于写作此启蒙读本的起因和目的，刘鉴在《自序》中交代说：“乡塾六言四言杂字，尤谬误复漏，不便寻检。”所以她要标新立异地编写此书作为实用性强的一部家庭识字课本。此书分为《人事》《天文》《地理》等三十二门类，集古今常用字三千八百四十个，做到了字字不重复，以四字为一句，十六句为一小段，言简意赅，便于初学者理解掌握。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集字避复》作为启蒙读本，不仅仅注重初学者对汉字的认识、记忆和理解，同时又顾及到了通过此读本，对初学者思想教育的工作。换言之，做到了识字与育人、读书与做人的有机结合。如《人事》篇第三小段是这样说的：“亩充顷足，必获丰盈。权衡粜朵，美恶均匀。满担量谷，九五兑银。票期迟速，经纪耽承。十两曰福（笔者按：同炮，湘乡土话“十斤”叫福斤），拾合为升。抛散失耗，出入侵凌。斛无大小，价欲廉平。慈祥俭朴，世代隆兴。”视其内容可知，此书在教会子孙识字的同时，还教给他们诚实做人处事的浅显道理。加之，是书对于那些偏字、难字、杂字在天头处——注以音符，如“桷成四字”中的“桷”字，天头即注“音粗”，让阅读者既能很快收到识字的功效，又能尽速理解其涵义所在。曾广钧称此书为“蒙学之要书”，诚为恰当之评价。赵世荣指出：“由此，我们既可见刘鉴的文字功夫之深，更有其育人思想的深刻体现。”胡卫平、周达材认为：“与旧时流传日久的《三字经》《千字文》相比，《集字避复》更具有独特性，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启蒙读本。”盂这些评语是很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