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人口大部分如果不是由于休闲、旅游和商务而流动，而是因住宅与工作地分离、夫妻分离、代际分离、频繁寻找工作等原因剧烈并大规模流动，加上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不均，这个社会发生动荡的危险程度会极高。实际证明，许多动荡发生于人口的这种非和谐和大规模的流动之中。如果中国的城市化，只是农民工工棚式、集体宿舍式和简陋租赁式转移，那么，未来年度内人口在城乡之间、在区域之间流动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并且将越来越剧烈，这种钟摆式的流动，发生动荡的概率上升，对于我们国家的社会稳定的威胁极大。一个国家的人民，安居乐业，则社会稳定；如果不能安居，就业也困难，人口剧烈流动，这个国家发生动荡的危险就特别大，如果这个国家的相当大规模和比例的人口在经常性地流动，并且在时间上是集中流动，社会贫富阶层显明，那么，社会秩序就极其危险。因此，安居则社会稳定，让大部分转移到城市的人口较为永久地居住下来，不能不是我们考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来看社会动荡危险程度与居住、职业、收入和人口流动性质的关系。
表６－１３ 社会不稳定程度的因素组合表
社会动荡 危险程度住房方式职业家庭关系收入水平人口流动方式
极高在农村无房，城市中无栖身之处无业夫妻代际分离极低，需要救济随意流浪
次极高有房，但是在农村，城市中没有栖身之处无业夫妻代际分离极低，需要救济随意流浪
高有房，但是在农村，在城市的工棚中居住季节性工作夫妻代际分离低下季节和节日探亲和找工作性城乡流动
中高有房，但是在农村，在城市的集体宿舍中居住较固定工作夫妻代际分离低节日探亲和找工作性城乡流动
中偏高农村有房，住在城镇周围贫民窟工作不固定夫妻代际团聚低下较少流动
中农村有房，住在城镇周围贫民窟工作固定夫妻代际团聚低较少流动
中低有房，但是在农村，在城市的民居中租赁居住较固定工作，或者小生意夫妻和代际团聚中低节日性探亲性流动，但频率减少
低在城市中有自己的住宅或者租房蓝领工作夫妻和代际团聚中旅游性流动
再次极低在城市中有自己的住宅白领工作夫妻和代际团聚中高旅游和工作性流动
次极低低在城市中有自己的住宅小老板夫妻和代际团聚高旅游和商务性流动
极低在城市中有自己的住宅律师和高层经理等夫妻和代际团聚极高休假和商务性流动
从表６－１３可以看出，有固定住所的城市人口，虽然因商务、休假、旅游等流动，但是，这样的流动对社会的稳定影响很小，是一种良性的人口流动。贫民窟虽然不如永久居住，但是，一是家庭团聚，是减少了人口在城乡和地域之间因生计和探亲形成的剧烈流动，减少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最危险的是，农民进城市后，没有固定的住所，人口因探亲和生计而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大规模和剧烈流动，这样的社会是最危险的。大规模的流动的人口，在流动的途中，加上社会的发展、收入、财富等差距因素，可能因一小事就会引发和酿成局部、区域，甚至全社会性的聚众动荡。
３、将形成大规模的城乡无房流浪人员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国家投入大量的财政支持，由于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业土地如果不集中，不规模经营，大量的家庭小农经济，因分摊成本越来越高，迟早是要大规模和持续地破产。其挤出的人口和劳动力，实际上就是表现为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和向城市转移的人口。这样一个趋势，不会以我们的意志而转移。
有的学者认为，农村留有土地和住宅，农民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后，可以回家安生。其实，这种想法是一种传统农业时代的幻想。一是农业的增加值总体上是下降的，农业挤出劳动力和人口，这是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可能再回农村。二是８０后、９０后，甚至未来的２１世纪后等农民人口进城后，他们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许多年青的农民工即使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也很难让他们回农村重新种地。三是农村中随着弟兄的分家，土地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小，越来越碎，规模小而不经济，与非农业的收益比较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相对于农业产品却越来越昂贵，大部分农民想回农村，也将无法生存。四是城镇、城市、交通、水利等建设，到２０４０年，还需要占用耕地１亿多亩，如果不加以控制，农村居民改善民居将会占用更多的土地，会出现相当多的无地和少地农民，促使其向城市转移。因此，想让农民回农村去的想法，是违反城市和工业化趋势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越来越多的农民人口要从农村出来，而如果城镇和城市中没有较为固定的住所，特别是属于自己的住所，再加上如果工作极不稳定，甚至无业，那么，就会形成大量无房无业的流浪人员。目前，农村在城市的转移人口高达２亿左右，未来３０年，按照预期最低人口规模１４．５亿计，城市化水平达到８０％，还将转移５亿人，如果城镇和城市中中小企业发展不充分，服务业比例总是调整不到位，则会形成大量的无业无收入和租不起房的人口，即使占总转移人口的５％，全国也会有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万人之巨。
４、城市中将形成食利房东和交租农民工两个阶级
由于小产权房是非法的，也不允许贫民窟存在，而城镇和城市中的房价太高，转移进入城镇和城市的人口大部分只有租住城镇和城市居民的住房，他们辛勤劳动，相当多的收入要支付房租，形成工作或者做小生意，但相当多收入要支付房租的阶层，如果房地产制度不改革，这部分人的规模将达数亿之多；而城镇和城市居民，由于不收取房产税，对于多套住房也不课以重税，其中一部分城镇居民因原来单位的福利性住房改革、独生子女政策继承双方或者多方房产、高收入人购置多套房留给子女、房屋拆迁补偿以中心少换边远多等等因素，租房成为其重要收入来源的群体，如果不进行改革，这部分人的数量也可能高达数亿之多。于是，社会形成利用住房食利的和被房东所索租索利的两个阶层。
当然，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小部分人群，因不断迁移、收入还需要积累、或者愿意不断更新居住环境等，而租房住，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是，一个国家的城市社会中，６０％以上的数亿人口，租住４０％以下人口的住房，甚至７０％以上的数亿人口租住３０％以下两三亿人口的住房。这从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看，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两个阶级，即食利阶层和被食利阶层。
可以看出，我们目前的土地、房产及税收制度，在再分配着财富，实际是在城市制造食利的有闲阶级和辛勤工作及为生计争扎的劳动阶级，将是未来社会形成新的分配不公、贫富差别和两极分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源泉。
今天我们认为严厉限制小产权房是十分正确的，今天我们认为严厉铲除私搭乱建的贫民窟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一大政绩，今天我们将土地价格和房屋价格因为了多得财政收入而推得很高，今天我们花大力气限制农民用出售、入股、抵押等方式来进行创业并换取城镇的住宅，今天我们对城市居民却较为宽容，可以购买多套住宅，并不征收任何占用资源的税收，那么，我们就为明天积累和创造着食利和被食利的城市房产资本所有者人群和城市中农民工劳动人群，我们未来将撕裂城市的人民，成为两个利益对立和冲突的有产阶级和劳动阶级。
（二）农村破产、就业难、粮食不稳和老龄化
从农村和农业方面看，目前的土地和房产体制和制度，制约了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的转型，造成小农大量破产，土地撂荒，土地被进不去城市的农村居民大量地用来建房，粮食处于不安全状态，由于进城的农民工中老年后回乡，结果农村先于城市进入老龄化社会。
１、农业破产与形成大量的显性失业人员
从全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增加值比例在持续地下降；而农业内部，小规模的农业，则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实际就是农村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工作必然提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农业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相对比劳动力成本和农业化肥、农药、饲料、柴油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慢，并且农业用机械、电力、淡水的成本也在上升，只有从农业领域中相对于土地不断地减少劳动力，即提高土地／劳动力的有机构成，土地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并且还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使农业获得较为合理的收益；而且，只有规模经营，才能分摊和消化技术进步的成本，使农业的技术进步具有规模经营条件。
从目前农业土地集中的情况来看，似乎一直鼓励农民耕地流转，特别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倡农业规模经营，促进农民承包地流转。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农民的土地流转却非常困难：一是农业承包地的权属不明确，没有土地部门下发的永久承包的长期使用产权证书（过去有的地方是政府农业部门发展的三十年的承包证书），而且，农业部门发的使用权证书，有时不能在土地部门的土地流转中作为法律依据；二是流转的信息和签约成本太高，由于没有土地流转交易所，耕地使用权出让供给的信息分散而不明确，耕地使用权需要的信息也不明确，信息处于极不对称的格局，使需要耕地投资农场的人与转让使用农民之间的信息搜索费用，以及与一家一户谈判的成本极高；三是由于农户耕地的小块和分散，农场的投资者与７０％农户达成协议，但是，有３０％农户，甚至１０％农户不同意，也形不成连片和规模化经营的农场；四是由于耕地承包权没有明确是不是能够继承，因此，对于老人拥有的土地，其去世后就会调整回集体可能要重新分配，在世时想出让流转，实际上对于农场投资者风险极大。而就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看，其特征为，出让时间短、规模小、不规范、纠纷多、不稳定。
这样从农业看，现代农业的发展受到规模经营和经营成本的限制，小农经济不能集中转向现代规模经营的农业。本来农业自身的发展和转型，加上农业加工、流通、服务等体系的发展，还能吸收大量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但是，由于现代规模经营农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弱化和失去了其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而小农业经济又利不抵成本，这样其大量地显性破产，或者形成耕地撂荒等这样隐性的破产。使土地上的剩余农民，大量地从土地上挤出来，涌向城市，农业中的隐性失业人口，形成城镇和城市中显性的失业人口。
当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城市的转移，开始是向工业和大企业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地向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转移。这样才能将从农业中剩余出来的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时，由其吸收和平衡。但是，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的水平比国外发达国家低得多，比发展中国家也要低得多，服务业就业比率更是比人均ＧＤ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时的国家，低了２５到３０个百分点。从企业规模结构和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上看，不是一种能够大量吸收劳动力大量就业的结构，而一种资本密集和消耗资源并排斥劳动力利用和就业企业规模结构和产业结构。如果这种模式不变，加上我们的土地制度导致的现代农业发展缓慢，未来将会给中国形成数亿之规模的失业人口。
２、村庄分散破败与耕地可能被大量占用
全国目前有行政村６８万个左右。２００４年时，自然村为３２７万个左右，一个自然村平均５８户人家，２３２人，占地１３５亩。如果中国土地制度和城市化道路按照目前的方式继续下去。将会有以下的景观。
首先，农村２．１亿亩耕地还将被农民住宅小康和村庄扩大所占用。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农村的小康社会在居住条件方面怎样建设？如果一户农民家庭按照每人１００平方米的住房条件计算，２０４０年时，总人口１４．５亿，虽然农村人口２０％，只有３亿人，但是因土地制度在城市中不能实现永久居住，最保守估计，在城市中的２亿人需要在原乡村实现其住房目标，共５亿人口，需要５００亿平方米住宅，用地５．８亿亩，届时，村庄用地在现在２．７亿亩的基础上，还需要占用３．１亿亩土地。也就是说，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农村减少了６０００多万人，但是，农民居住条件改善和村庄的扩大，却增加了２亿用地；下一个３０年，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４０年，我们农村人口可能减少２－４亿，但是村庄用地可能因农村农民居住条件奔小康，人均住宅面积１００平方米，用地却还需要增加３．１亿亩。这样，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４０年的６０年中，中国农村村庄的扩大，最后将会用去５亿多亩耕地。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村庄衰败是一个未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必然的趋势。许多学者认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凋敝，城市现代化，形成巨大的反差，因此，需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发展农村，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其实，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中，农业增加值比率在ＧＤＰ中是持续下降的，农村由于聚焦程度低、产出相对投资大、污水等污染的治理达不到规模经济、就医就学购物不便利、就业机会少等等，人口必然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衰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有学者研究过俄罗斯的情况，１８９７年俄罗斯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发现，全国有８５％的人口居住在农村里；广大的乡下，因人口自然减员或居民外迁形成了大量的无人村落，到２００２年年底，历年累计共有１．３０８７万个村落已彻底断绝烟火，在那里田地荒芜，鸡犬绝迹，一片衰败景象。有人居住的村庄在１９８９和２００２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从１５．２９２２万个减少到１４．２２０ｌ万个，减少了１．０７２ｌ万个；而事实上，还有２ ２７９个村庄也已无人居住，只是尚未正式注销而已。这就意味着在１３年里农村居民点实际减少了１．３万个，只剩下了１３．９９２万个，其中３．４万个居民点（占总数的２４．３０％）人口不足１０人，且以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为主。正如俄罗斯政府文件所形容的那样，这些居民点中的大部分已经成为“绝种的村庄”。
中国未来村庄衰败的期间，大约在２０２０－２０４０年间，也可能到２０６０年。这期间，年轻人都到城市中就业和居住，村庄里居住的，大部分是年老体弱的老人；小规模土地的农业产出，实际上不能抵消成本支出，以及无法维持成本昂贵的生活需要；村庄中的住宅，变得一钱不值，甚至破败不堪；曾经农村建设中的巨额投资，长期来看，成为巨大的浪费。因此，目前是严格控制农村村庄面积的扩大，将小村庄变成大村庄，加快转移农村人口，还是放松宅基地的审批，让农民在居住面积方面奔小康，并且大量地向规模特别小、特别分散的村庄投入大量的资金，可能需要算一笔长期的合不合算的经济帐。
３、粮食生产欲求安全而可能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