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阴冷的黄昏，我和妻子站在朱家三层高的房子前方，朱太太在里面按下开关，铁皮门隆隆升起。眼前是一个长长的车库，前一截停着浅蓝色的老式卡迪列克。她领我走到尽头。指着胡乱堆起来的纸箱子，说：“随便挑好了。”风从不远处的太平洋刮起，越过金门公园的芦苇和枞树灌进来。朱太太赶忙按开关，关上门。朱太太和我的妻子是多年好友，见了面有说不完的家常话，两人兴高采烈地上楼去。
天花板上垂着一盏低瓦数的电灯，晕黄的光落在书堆上。幸亏和朱太太同住的小叔子来洗衣服，把洗衣机上方的灯开了，强光从车库后墙照过来。我从靠墙处拉来一张塑料小凳子，在书堆旁边坐下。这些书，都是朱先生的遗物。
洋谚语“You are what you read”，我是一直信奉的。这语录一看就懂，要翻译可不容易。较为贴切的译文，该是：“读什么书，你就成为什么人。”不过，这一表述排除了“看”，如果稍加引申，解为“看你读什么书，就知道你是什么人”，则增加了操作性，但愿聪明人不要据此走捷径，“看”到牧师走近便朗读《圣经》，“看”到前辈上门就装作无意地在厕所放上他的著作。我所以对朱先生的藏书怀着少有的热心，是因为一个多年的悬念。
朱家和我家的交谊，始于新移民时代。妻子原先在一家车衣厂当单针工人。她出国前已是技术能手，如今也胜任愉快。可是这种制作成衣的厂子，不求活计好，只以效率挂帅，人人没命地赶定额。妻子吃不消。好在这厂子属于一家大型时装公司，有专属品牌，上游有设计部和制办部。朱太太是制办部的资深师傅。有一回，制办部要赶一批样板，把妻子调到公司去支援。妻子当了两个星期临时工，本来要回到老厂去。幸亏朱太太竭力推荐，妻子留在公司，当慢工细活的制办工。从那时起，朱太太和妻的情分在师友之间。捎带地，两家人走动得颇频繁。20多年前，我和妻子头一次造访朱府。这是一幢含两个单位，每个单位有三卧室两厕所一厨房一客厅的大宅。朱先生夫妇打拼数十载，赚下了这栋房子，养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就在那一次认识了朱先生。他刚满65岁，从“奥林匹克俱乐部”退休。朱太太在旁边说，他在这家老牌会所的餐厅当练习生一当就是35年。我和妻子走进本来宽敞却被太多旧物堆出压迫感来的朱家。朱先生刚吃过晚饭，坐在客厅的胡桃木太师椅上，全神贯注地剔牙。他个子瘦长，秃头亮得出奇，我差点混淆了，以为发光体不是天花板上的灯泡。看着他细细的眉毛，收拾得干净的下巴，马上想起末代皇帝薄仪晚年的标准像。他脸膛红润，也不知是头顶的反光，还是退休后日子惬意，使容光焕发起来？
朱太太待人接物的工夫，比木讷的丈夫强许多倍。朱先生还在为来不及找恰当的辞令而尴尬，她已站在两个男人之间，充当桥梁：“刘先生是读书人哩，你除了啃书没别的生涯了，对谈正合适。”然后，朱太太和我的妻子走到缝纫室去，交谈两人所在时装公司的人事趣闻。朱先生和我的谈话开始，我也为怎么开头而着急。好在朱先生福至心灵，豪迈地宣告：“退休后，要完成的工作，就是给《辞源》和《辞海》改错。”我怕听错了，问他是不是指中国最具权威的两部工具书。他给予肯定的回答，还随手从案头拿起带封套的《辞源》，啪啦啪啦地掀了掀。他的手指细长，骨节棱棱，在蓝色书脊上蠕动，叫我起了莫名的感动。一个读书人，在异国，如此警惕地护卫彼岸古老的文明。透过斜射到桌面的阳光，看到一阵轻灰在朱先生的手下扬起，恍惚了一阵。我对此毫无准备，如果这地方是硕学鸿儒的书房，线装书层层叠叠，仿佛一棵棵偃蹇的老树，而夹在书页间的纸条，有如叶片或者芽梢。老先生轻抚长须，向我开讲《说文解字》。那么，这样的人物来给大部头辞书勘误，是十分合理的。可是，这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蓝领人家啊！老房子，老家具，老移民，扫眼周围，没看到几本书。不过，作为命根子的藏书，排列在没邀请我参观的书房里头也说不定。出于唐人街约定俗成的规矩，我们不谈及他过去所从事的职业。说实在的，朱先生仙风道骨，动作迟缓，怎么看都不像在洋人俱乐部当“仆欧”（Boy）当了大半辈子的角色，干那种活计，不必饱学，但须是粤人形容的“眉精眼企”，脚步如风，他却像煞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谬误多得很嘛！流传了这么多年，居然没人指出来，愧对先人！”他激动地发议论，声音很大，却仿佛从老远的地方传来。我从沉思中惊醒，连忙追问：“有这回事？倒是闻所未闻，请举个例子。”他探探瘦长的身子，颇为踌躇满志地拿起一本拍纸簿，翻开来。我有如在爆炸性新闻现场采访的记者，注意力高度集中。然而，他坐正，把拍纸簿扔回桌面，说：“算了，待完稿再说。”人家是“良贾深藏若虚”呢！我的好奇心敌不过他的韬晦。然后，他把话题岔开，评论起唐人街中文学校的老师来，口吻自然是不屑的。“‘病入膏肓’的‘肓’念成‘盲’，‘咄咄怪事’解做‘拙拙’，也就是‘笨的怪事’。我小时候教蒙馆的先生把‘逃之夭夭’的‘夭夭’念成‘天天’当天大笑话；不过，这里有一个老师教《诗经》，确实把‘桃之夭夭’念成‘桃之沃沃’。”我连忙附和，说这现象嘛，和中菜馆里的挂炉鸭和佛跳墙走样类似，厨房里的“香港名厨”，原先是大陆的教书匠，移民后进餐馆当洗碗工一年，帮厨一年，第三年靠偷师恶补来的半拉子手艺，跳槽当大厨去了，哪来的真传？他点头，叹气。
那一晚，我和朱先生面对面，喝光了一壶铁观音，聊到最后，他竟有了引我为“知己”的架势。遗憾当然有，那就是，我耍尽阴谋，要他说说《辞源》及《辞海》的错处，他总是不经意地避开。幸亏，临走前，他卖了天大的关子：他在有生之年务必完成的，是超越这两部过时及谬误百出的工具书的大制作，“肯定是厚厚的一本”。“把它出版，我便算对故国家山有个交代了。”他把我送到门外时，信心满满地说。
朱先生所设置的悬念，从20世纪末搁到现在。可惜最初也是最后，此后，再也没有和朱先生单独谈心的机会。好在朱太太，退休前每周五天，和我的妻子一起干活；退休后也隔三差五一起上茶楼，偶尔，也请上我。我每次和朱太太聊天，当务之急当然是刺探朱先生的“名山事业”。“他把那部书写完没有？”“他写过书吗？天晓得，他从来不给我看，我也看不来。”我很快侦查出，这对夫妻的关系，比怨偶还糟糕一点。怨偶之间，怨也好，骂也好，好歹有互动，哪怕负面。他们从结婚起，从来没过多少感情。幸亏家庭和谋生两项，耗费了两人的心力，在需要感情滋润的青春期与前中年，凑合过去，到老来，维持现状变得轻车熟路，一辈子就这么打发掉。
从妻子口里知道，洋名字叫珍妮的朱太太在广州上完初中，是抗战胜利不久的20世纪40年代末期，她刚满18岁。朱先生从旧金山回国相亲，和珍妮在陶陶居茶楼见了面，第二天托媒人上门。珍妮心中没谱，问妈妈。妈妈说，人怎样难说，但是十八甫那边，半条街是朱家的祖业，我查得清清楚楚，没假。珍妮懵懵懂懂地当了过埠新娘。往后，生了三个儿女。2006年，78岁的珍妮回国，和地产商签订合同，同意后者推平十八甫的朱家楼宇，建造公寓大厦。她对亲友说：“我这辈子，嫁的就是这些建筑物，而不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