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午间，我坐在犹太街牙医诊所的躺椅上。午前，儿女邀请我到茶楼去，我匆忙地往肚子塞进排骨、包子和炸豆腐，先离席，到这里来。在席间，我没敢扫儿女的兴，把这句话憋着：今天，是我失去父亲以后的第一个父亲节。
我因为是杨牙医的多年客户，才获得不必预约而看诊的特权。三天前我已在这儿躺过了，为了左边的臼齿发炎。英俊的杨牙医是土生中国人，干活细致，不厌其烦，素来得我的好感。上一回，他要我张口，用金属棒敲敲牙齿，撬开牙龈看看底部，问我：“想保住，还是拔掉？”这可是汉姆·雷特“生还是死”一类的大问题，“当然要保住。”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医生的天职是让病人满意，除非毫无通融余地，他才不愿忤逆你的意思。他在口罩里瓮声瓮气地回答：“我看看。”再鼓捣了一阵，他似是自语又似是对我说：“牙龈坏得很严重，这样好不好，先来个保守治疗，下点消炎药，看效果如何。”费时不到十分钟，我带着隐痛回家。
往后，尽管我小心清洁口腔，扫荡饭后的残渣，却没见发炎处好转，不能不下决心了。于是，在这个阳光充沛的周末，我回来，乖乖地接受最后的裁决。诊所里静悄悄的，牙医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在众多红男绿女袒卧在既照耀幸运者也照耀潦倒者的上好太阳里恶补黑红肤色的午间，躺着受刑，上方的天花板白如孝巾。
助理出现了，为了赚学费而放弃周末享受的良家女孩，利落地替我的病牙照了X光，照片输进躺椅旁边的手提电脑，马上显现，她指给我：“是这一只吗？看来还不错嘛，真的要拔掉？”我盯着牙齿埋进牙龈的部分，有若芭蕾舞女的两只修长美腿般，深深植在深处。不能不犹疑，好在，适时地记起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亚当斯的名言：“我们只负责牙痛，医治方面交给牙医。”
杨牙医进来，先是戴上胶手套的簌簌声。我不敢造次，说：由你作决定好了。杨医生再次察看病灶，沉吟一阵，打算像上一次那样，摸清我本人的意愿。我只问他，它是不是无可救药？他没正面回答，也许点了点头，但我看不到。我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把牙龈萎缩后所造成的缝隙填平。他说把它弄小一点可以，但不能封闭。
我说，那就意味着，拔掉不可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医生比我清楚得多，只要缝隙在，食物残渣便天天积聚，导致发炎，化脓。我的三只大牙都经历这一程序，然后在痛得咿呀呻吟时才躺倒在诊所的躺椅上，拔出来的牙，底部带白色脓液。医生终于下决心，说，拔！
我的心轻松起来，牙医先往牙床打麻醉针。再让我躺十来分钟，待药力发作他再来动手。口腔开始时似有万千小虫蠕动，不一会便没了感觉。然而离口腔不远的脑部活跃起来，我想起上个月去世的父亲，今年的父亲节，父亲缺席，永久的缺席。我的臼齿也将如此。
耳畔响起金属器具的碰撞声，把我从父亲的遗容拉回现实。我张大嘴巴。医生在牙齿上下刮，挖，使我想起知青年代挖百年老榕的大树蔸的情景。一位当了二十年牙医的朋友自嘲说：“牙医是纯粹的手工业。”信然，脱牙的整个作业，靠的是钳子和膂力，助理所拿的往患处喷水的小玩意，是唯一的机械。
我对仅存的臼齿留恋万分，那心情，一似第一次面对埋着父亲遗体的青草地。失去父亲之后，身体内又一个物件即将离去。一次性的切割，绝无重生的希望。
时间到了。助手在右侧，牙医在左侧。开始试探臼齿有多深。感觉到臼齿被钳子夹着，前后摇动。麻痹的口腔，清晰地传出器械的碰撞声。牙医才四十出头，腕力是足够的，但我臼齿是一棵根系极顽强的树，牙医下死力拨，我分明地听到他急促的喘息，大汗恐怕在白大褂里头流淌。助理起劲地喷水。
我的父亲，予我以最大的爱和教育的亲人，他的离去也是这般艰难。疗养院里，在最后的一段日子，母亲每天提着在家里做好的粥，站在病床旁边一口一口地喂，父亲的吞咽系统近于完全停摆，但竭尽全力，微微张口，一口粥在嘴里停留好久，他突然发力，喉结一动，咽下去。然后，是肺部的反弹，他张大口，一个劲呼气。我明白，父亲的灵魂死死拽着日逐枯萎的肉体，要尽可能地在尘世和妻儿厮守。
我的臼齿啊，就是弥留之际的父亲吗？它在坏死以后眷恋着牙床。牙医累了，放下器械去歇息。离开诊室时没忘记安慰我：“快好了。”几分钟后，牙医回来，重复摇撼、拔拽的动作。我拼命张开嘴，幻想着一辆巨型起重机把长臂伸来，以钢丝拴住臼齿，再启动，把它连根拔起，然而小小牙齿纹丝不动。牙医不无幽默地说：“当心把下巴骨头撑散了。”
我的心，在父亲去世前后不也经历类似的痛楚？一个自我出生起即与我的生命黏连，精神上与我合为一体超过半个世纪的生命个体，他的存在从来是不容置疑的。三十多年前，在酷暑天的夜晚，他从数公里外的棉布店回到家，咋咋呼呼地生火煮红豆沙，然后每人端一海碗，坐在巷子口，对着满天繁星，雪雪有声地喝。父亲在，家就有了主人骨，父亲是家庭的“臼齿”，磨掉全部艰难，把养料输进家族的体内。稳固如山的臼齿啊，你也有坏掉的一天吗？
牙医还在默默努力，不时故作轻松地问我感觉如何。我没有表层的疼痛，牙根部被摇动的感觉，是灵魂底层的巨创。生命中最重要的，属于基础的部分，动摇了。人生的根据成了疑问。在钳子的进逼中，想起老子的比喻：牙齿很硬，舌头很软；人老了，却先掉牙齿。软的战胜硬的。且说牙齿是父亲，然则，我是舌头吗？
我不知道要拔到什么时候，也许耗时并不特别多，光阴被感觉拉长好几倍罢了。隐隐看到投射在天花板上的日影移动。牙医和助理在闲聊：“今天去烧烤不？”“算了，雾气太大。”“可是孩子要去外面疯呢！”“唔……”牙医停下来，换了一把钳子。我又想起巨大的起重机。
父亲，臼齿，都是和我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须臾不可缺的。父亲的遗体在墓地里，臼齿在钳子下。
“好了！”扑一声，牙医把一块鲜红的棉垫子扔在瓷盘上。马上脱去手套，去揩额头的汗。他是要强的，不会说什么“拔你这牙，累死了！”他的专业就是去掉口腔里的赘物，小至牙龈的积垢，大至病牙，乃至没病的牙--到了非换上全副义齿不可的老年，牙医将在口腔来一次“玉石俱焚”，制造“张口一个窟隆”的景观。
脸颊还在发麻，我在躺椅上休息一会，离开了。
臼齿走了，父亲在此前一个多月走了。人生的后段，被一点点地剥夺。
我没有像过去一样，向牙医要回那颗离体的血齿。父亲的遗照，在餐厅里慈祥地看着，我以一边牙齿咀嚼饭菜。吃了一半，把被血泡透的棉垫拿出，疼痛回来了。
（2007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