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2年深秋，一个平淡无奇的假日。午间，空寂的屋子，安静的书房。槛外的柠檬树毫无表情地，以坠着明黄色果实的枝条抚摸澄明的空气。我文思僵滞，坐着发呆，电脑前的键盘失去滴答声，那是思维之河的流动。于是读书，梭罗的《湖滨散记》，一本拿起好多回都读不进的书，这回却“入港”了，可见，读书也类似爱情，来得适时，两极相碰，火花噼啪爆开，来得不是时候，却成了催眠物。
那么，怎么忽然和这位洋陶渊明灵犀相通起来呢？是这样的：最近精神出现了状况，说好听叫“危机感”，但这有赶时髦的嫌疑，自去年911，纽约世贸中心变为“零度地面”以后，美国人人自危，要在下一波恐怖袭击到来前寻找逃路，我也未能免俗。说准确点，是年龄的关系。自从儿女自立，在这个第二故乡栖迟了20多个寒暑后，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就是：换一个活法。前半生“为别人活”，往后该“为自己活”--做平生要做而没工夫做没条件做的事，读平生未读之书，见平生未领略过的自然与人文的风景。“为自己活”的基地，我定在故国，我虽然已经放弃了国籍，但没有也不可能失去对她的依恋，在汉字里安身立命的人，最终要回到汉字的国度去，一如落叶归于泥土，是没有折衷余地的宿命。
当然，回去定居，以目前改革开放的繁荣走势看，居住地的选择甚多，不必说一般人的思维惯性，就连我，也会把首选定在大城市如广州、深圳的近郊，其次，是和亲人住处较近的中等城市，如佛山市，图个互相照应。我仍旧把这老家的祖屋作为“狡兔三窟”的最后一窟，未必长住就是了。
特别是，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中的一种或不止一种，我当毫不犹豫地买上双程机票，回我的村庄--这被我不经乡亲父老批准而擅自拿来当笔名的“荒田”去。在村头最北端，我将掏出一串足有半斤重的铜钥匙，打开深锁的坤甸大门，拉开锈结的柚木趟栊，把行李扛进霉气冲天的青砖老屋：第一，遇到重大的挫折，效民初的官员，归隐田园，闭门思过。第二，思想发生重大转变，需要与世隔绝，思考人生和自己。第三，跌回贫困阶层，兼以年老体衰。
孔夫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问：过去的“己之所欲”，施与今天之我，算不算不识时务？是不是强己所难？
荒田村于我，不但为宗族、家族的血缘所系，而且是最后的故园。母亲不知半开玩笑地说了多少遍，1949年我刚满一岁，解放军进攻的炮声逼近十多里外的苏江。母亲用背带背着我，从开着文具店的小镇回村里躲避。母亲扛一把伞，在田埂上趱行时，我在她背后又笑又叫，挥手蹬脚，兴奋异常。母亲担惊受怕之余，对我的举动极感纳闷：兵荒马乱的，欢喜个什么嘛？巧合的是，我此生“开场白”式的记忆，就是从这一情节开始的。
二
好了，让我独自回去。我不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的陶渊明，却可能被乡亲误作“掉转船头百算百”的古典金山客。抗战胜利以后那几年，他们从大洋那边的“金山大埠”乘远洋轮到达香港，然后，舟车辗转，终于顾盼自雄地走上布满牛蹄窝的村路。三件头西装，三接头皮鞋，上衣口袋里的怀表拖出黄灿灿的金链，手里一根乌黑的手杖。巷口站满了把脖子伸得和池塘的鸭子一般长的乡亲，渴望以一声巴结的“大老爷”、“XX叔”的招呼，换来一个夹着美钞的利是封。体积吓人的“金山箱”，也已由信得过的乡人预先抬进家门。这就是典型的衣锦还乡。为了昙花一现的风光，漂泊异乡的男性乡亲，在唐人街“衣裳馆”带药水味的蒸汽里，在市郊杂碎馆的油烟里，在萨林那斯大田的烟尘里，苦苦熬了大半辈子。在我出生的1948年，外祖父就是这般回去的，携带的不但是毕生的积蓄，还有十个指头都缺掉大半指甲的鸡爪般的手，这是在旧金山企李街和人合伙开豆腐芽菜店，两手长年累月地泡在水里的后遗症。不过，我如果在这21世纪之初还乡，可能光彩不起来，因为此行过分突兀。这些年，海归的不少，谁不住进城市郊外新建的小区，当起高级寓公？如果在外头不被一撸到底，谁会逆着“城市化”的潮流，回到乡人迫不及待地外迁的破村？尽管，严格意义上的“落叶归根”，“归”到供着列祖列宗神位的祖居才算“到位”。
我这一趟行旅，不会像台湾诗人郑愁予所吟咏的四川游子一般，“拉纤回去”；也不会像我曾经作过的诗句：“挑担，挑一根花旗松削的扁担回去”，而是采取梭罗的方式，悄悄地独自回去；像趁墟的卖菜汉子，平淡无奇地回去。梭罗在麻省康考特镇的华尔腾湖畔，自造房子，尽量不花钱，像野人般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在荒田村，我也许待久些，但不能仿效年富力强的洋鬼子梭罗，住在村里不算，还要下地，插秧除草，打禾挑肥，这些农活，在30多年前的知青时代干，尚且龇牙咧嘴地叫苦，如今一把老骨头在泥泞的田埂，只有摔个仰八叉的份。为了不致冻馁，我会带上尽可能多的钱，当年外祖父带回苏江畔老家的，总共17万港币，按当时的币值，在县城旺区买上十栋八栋铺子不成问题，可惜经不起嫖赌饮荡吹样样精通的大舅父踢蹬，才几年工夫便花得差不多。我一辈子打工，勤俭的本领有，花天酒地却不内行。我能带多少？现在没底，总得够对付到终老吧？
还有是行李。梭罗带到华尔腾湖畔去的是什么，不知其详，钱该有一些，不多，应得够搭建房子的开销，如买工具和铁钉什么的，还带了好些书。至于我，行李尽量地简单，一部手提电脑是少不了的。在美国用惯的电动牙刷、刮须器、电吹风和专除鼻毛的小玩意，可能也带着，衣服可带可不带，回去置办并不费事，我迄今没有崇拜过任何名牌，蔽体足矣。形而上方面则麻烦些，所有储藏列年著作的软盘，用惯了的“中文之星”软件，微软的办公室软件，上网用的软件，统统塞进行李。从16岁开始到40多岁，断断续续地写下的20多本日记，一本在32岁移民美国前诗习作的手抄本，一本美国时期的诗作抄本，从前自掏腰包出版的四本诗集，近五年来不自费出版的10多本散文随笔集，这些价值等如生命本身的精神收成，不管多破旧，多沉赘，都得带回去。一如大脑皮层的皱褶蕴藏记忆的富矿一般。
我在村里住下来，出发点往高尚里说，是从1846年盛夏上山下乡去的洋知青梭罗的著作偷来的：有心地过生活，只去面对生活的必要部分。“我要求过得深，吮尽生命之汁，过得那样的踏实，那样的斯巴达，以至于凡不是生活的部分统统扫尽，把生活逼入角落，把它化为最简单的元素”。可惜，我和他没法比，他是全心皈依自然的哲人，我是提前退休的旧金山旅业餐馆业工会会员。梭罗在华尔腾湖，只吃黑麦、没加酵母的玉米和马铃薯，有时拔一把长在玉米田的马齿苋，加点盐，也凑合一顿。我却不会太难为自己的胃和口，更要紧的是驱逐从50步外那所公厕出产的苍蝇。
三
回去的头几天，当务之急是基本建设。电灯要接上，电线和电表是我在25年前安装的，大概还能用。没电也行，动不动就开灯花的煤油灯别有情趣。水缸，把边沿的苔藓刮去，稍作清洗就行，井台在三十步外。柴草可以向邻居买，迟些时候买个煤气炉，便用罐装煤气做饭。炊具如瓦煲铁锅，食具如碗筷，在布满蟑螂屎的橱柜里该有的是。
铺盖放在南厢房的二楼。一张红漆脱光了的木大床，该是曾祖母的陪嫁品吧？把堆叠在上面的箱子移开来，扫掉厚厚的尘土，还得将蜘蛛和蠹鱼所营造的重重帷幕拆开。腾出靠木楼梯的一角，放一张书桌。蚊帐和足够的被子，绝对需要。被雨水沤坏的窗户要修理。离床头不远处是一道铁闸，如果铁锈没把锁孔蚀死，费点劲打开，那是大阳台。阳台上乌黑的水泥地面铺了一层厚厚的泥沙，那要么是雨水从屋顶的瓦茼冲刷下来的，要么是从不远处的大碉楼飘来的。蒙在天井上的白铁皮，氧化得不成样子了，但没穿洞。从破铁皮的缝隙望星空，想起郑愁予的诗《天窗》：“每夜，星子们都来我的屋瓦上汲水，/我在井底卧着，好深的井啊。”
回去的第一夜，最好在寥廓的深秋。二三月砖缝滴水的梅雨天，最为不宜，它教人想到拖泥带水的死法。秋天，地板是干爽的，在春日的潮润里，足以把厨房白天花板覆盖得严丝合缝的黑苍蝇终于匿迹，蚊子只零落地游弋在门外的苦楝树下。在乡村，思想和空气湿度大有干系，雁唳的长天，稻海里的旋涡，翱翔过最初的诗情，老来欲归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泊，仍旧要凭借秋水的澄明和秋空的深邃。门外放眼，黄的色块是谦虚地低垂的稻穗，灰颓的色块是收割后的稻茬，那是我耕耘过的田垌。白天，有懒洋洋的水牛和饶舌的鸭子，夜里有蟋蟀和萤火虫。睡榻的后面，堆满了箱箱栊栊，人去楼空这么多年，无法无天的老鼠，乍地嗅到活人的鼻息，不知道会不会来个奇袭，肆虐到蚊帐里头来？
这一夜，我会把睡眠彻底地挡在眼皮外。厅堂的八仙桌上，点一根长长的蜡烛，我坐在桌旁酸枝做的太师椅上，块然独对天井上幽幽的星辰和一屋子教人想到幻灭的死寂。此生何幸，我在故园终于拥有了完整的孤独；此生何不幸，我竟这般重蹈母亲的覆辙，她的心理创伤就是中年回老屋独居造成的。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母亲和祖母因为人工流产的事闹翻，独自迁回村里，她生性极胆小，一个人住空荡荡的大屋，惶惶不可终日，连水缸也怕藏进贼人，久了便患上轻度的精神分裂症（来美后才晓得细点的分类，叫“强迫症”）。何其空洞的黑夜，残忍地压迫着你的，要么是飞扬跋扈的蟑螂和老鼠，要么是由漆黑浓缩成的渊默。
我也许会破例，缓缓地抽一两根含薄荷的“万宝路”，在饶有欧美酒吧浪漫情调的烛光下，让小巧的火焰轻炙冰凉的额头，静静地思索生命，从家族到自身。
四
蜡烛小巧的火焰，是黑夜的核，一似地壳包裹着一滴逸出的岩浆。火舌如雄鸡的喙，啄着夜的肌肤，黑闪缩，进逼，明与暗的拉锯战持续，直到暧昧的黎明。我默对着真实与虚幻的交替。地狱和人间只隔一层空气。
什么人？带排纽的棉布衫，宽松的薯莨唐裤，歪斜向一边的脊背，笑嘻嘻地坐在对面，二郎腿晃着。那是我的祖父。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这祖屋的大家长。身下怎么也坐不热的酸枝椅就是他生前惯常坐的，抚摸着滑腻的黑花纹，不能不想起这位在神台上依旧供着“长生禄位”，诞生在20世纪第一个年头的古人。祖父在晚年，爱在厅堂里坐，一只脱掉拖鞋的脚高踞椅面，另一条腿下垂到介砖地，捧一管“大碌竹”，水烟泡突突地冒，水从烟嘴喷在地上，招来好奇的小鸡。我出国前不久，快到80岁的老人患了脑溢血，不能言语。父母亲听从祖父的劝告，为他预备后事。第一步是让他从外头的小屋搬回来，在厅堂睡在一张看谷场用的小木床，一来方便家人照顾，二来是让他从家里“归老”。夏夜酷热，我在祖父身边守护。子夜时分，他拉了一床屎，我扶他起来，换衣服，洗掉污物，侍候他睡下。他先是哼哼唧唧，慢慢地，呼吸和缓了，亲切地叫我坐到他身边，一个劲儿叫我“活雷锋”，我很不好意思唔唔应着，勤快地在他又肥又厚的背部擦汗。那是爷孙俩罕有的亲密时刻。
鸡叫了，眼皮发涩，悠悠地想到童年。是四年级吧？因为老师屡屡向祖父告状，说我在学校怎样捣蛋，成绩怎样每况愈下，祖父痛下决心，要动家法。在一天傍晚，他把我捆在铺子后的货架前，从柜台下抽出一块窄窄的杉皮，在我面前，气势汹汹地喝骂，一条条地问罪，问一句抽一下，下手其轻无比，一点也不痛，我却善于制造舆论，杀猪般嚎哭，很快，他摔掉板条，揩着眼走了。临睡前，祖母到我床头来唠叨：“不闹笑话吗？说要教训孙子，自己却哭成个泪人。”
祖父在厅堂里辞世，那是我到美国5年之后。他长期大小便失禁，给家人造成的负担够重了，父亲说大冷天为老人洗的卫生裤，在寒风细雨里，一晾就是30多条，只好用火烤干来应急。他走得却十分安详，早上说不想吃东西，饭只好热在锅里。中午，父亲去看他，他的呼吸已经停了。我没有回去送终。出国那天的凌晨，我在苍茫鸡声里告别黑黝黝的村庄时，万分依恋地拍拍祖父歪斜的肩膀，答应发了洋财就回来看他，这一别就是永诀。
父亲到了美国后，和我谈起久病的祖父，说他最后完全变成了小孩，有一回半夜，老人十万火急地把父亲叫到床前去，父亲以为他大限已到，要交代后事，手忙脚乱地叫人。不料祖父半躺在床上，嘴角扯出一个顽皮的笑，问：“你干吗不和我说话啦？你小时候天天缠着我，要听‘古仔’呀！”
祖父洒泪抽打我时，年龄和我的现在相仿。而现在，父亲也到了祖父在厅堂抽“大碌竹”的岁数。我的回归，在生命的末段，人生的高潮落在背后，黄金的年华抛在异邦，但还没到尽头。“狐死正首丘”这般古典的终结法，我未必接受。我只要一种淋漓的生命体验，关于根，关于故园。
在苍茫的曙色里，我从酸枝椅上站起来，舒展一下僵硬的身躯，踏过地上的一堆烟头，走向对面的青砖墙壁。靠墙的洗脸盆上方挂着两幅炭画：祖父和祖母的遗像，那是祖父在世时委托一位乡村画家画的，每幅好像才花两块钱，笔致笨拙，明暗不分，并没多少立体感，但祖父典型的小市民气质--40年摆摊和开海味店、文具店生涯所造就的、深入骨髓的谦卑，不显山露水的狡黠，深藏眉宇间未经充分开发的书卷气--还是被那只握粪勺多于握炭笔的手感应到，表达出来了。我那面庞秀丽的祖母，在画里凝视我。她因心肌梗塞猝然去世那一年，我21岁。她临终前最热衷的事，是替我张罗一门媳妇。一如我今天，老念叨着，快到29岁的儿子，什么时候才谈上个对象？
五
厅堂上方，是阁楼，阁楼上有神龛，高约八尺，阔一丈多。说是神龛，笼统了点，它还供着列祖列宗的牌位，龛旁的对联是：“宝鼎呈祥香结彩，银台报喜烛生花”。匾额是“彭城堂”的阳刻，这该是姓刘人家的原乡。左上方有一张和报纸同样大小的符咒，两旁也有对联：“灿灿灵符镇第宅，洪洪法水护高堂”。这样的符纸，从我儿时到“文革”前，都在同一地方贴着一张，年代久远，剥落支离，只剩下龙蛇飞蹿般的咒文。我出国后，父亲买了一张新的，字模板该是同一个，尺寸和内容分毫不爽。“文革”的红海洋运动中，神龛曾经供上“四卷雄文”，日久蒙上厚尘，板壁则被红纸覆盖，上面是我以蹩脚的隶书写的毛主席诗词，什么《满江红》、《沁园春》。神龛，我在美国的家也有一个，但小得多，细瘦的柱枋支撑两层的木架，弱不禁风似的。要正本清源，所谓宗族血脉，所谓慎终追远，无论顾及象征的意义，还是着眼于实际氛围，老屋的一个才算正宗。
